三、作品一束——给初期新文学的一个献礼

诗歌是人们感情抒发的产品。没有对生活中喜怒哀乐的强烈感触和表达的愿望，便没有诗歌。新诗的写作也是 如此。郑振铎在新文学领域的创作才华，最早是以写新诗来表现的。1919年，他的第一首发表的新诗《我是少年》[18]，即以强烈的时代进取精神、满含激情的艺术感染力，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郑振铎的好友叶圣陶认为，这首诗“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19]。这诗不但被收入随后公开出版的由“新诗社”主编的《新诗集》，还被配上曲谱，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

1922年初，结晶了郑振铎写于“五四”初期新诗创作的新诗集《雪朝》(系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的八人合集)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其中共收郑振铎的诗作34首。这些诗作虽都不长，短的只有两三句，却蕴含着作者对当代人生、社会的某种感触、思考与领悟。例如，在《祈祷》、《在电车上》、《有卫兵的车》、《侮辱》、《脆弱之心》、《灰色的兵丁》等诗中，有对社会不公、多行不义富人和特权者行为的愤慨，也有对下层劳动者的深深同情，以及因自感懦弱、自疚而起的某种无奈。在《雁荡山之顶》、《社会》中，表达了人们无法超脱现实而“出世”，在人生这个“大海”中个人很渺小的思想。《夜游三潭印月》、《小鱼》二首，则暗示：不应以一己之欲而打破与自然的和谐。而在《赤子之心——赠圣陶》、《母亲》中，毫不掩饰地赞颂了人性中的真诚一面与无私母爱的可贵。另一篇《鸡——记船中所见》，借鸡的求生本能而感叹其跳海的“英雄”行为；《自由》一首，更明白地指出，现实中难以寻觅的自由，只有在“死之宮”里才能找到，才能“超脱了所有的束缚”。当然，也不可否认，有几首短诗的写作，情调显得有些低沉和悲观：如说人生似“在凄凉的鼓声中”走向墓场(《鼓声》)；如认为只有死方可一切都忘了(《忘了》)方能化解“我”的那颗“空虚的心”(《空虚之心》)；如宣称痛苦在人生中永久，快乐只是一瞬(《痛苦》)．今天看来，郑振铎在新诗中偶而流露的某种消沉情绪，大抵与时代环境的影响有关。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他诗中表达的这种真挚、坦白无饰的思想和情绪。毕竟，他新诗的基调是反抗黑暗，追求光明，顺应时代潮流的。这里可以举他作于同期的一首诗《侮辱》为证：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你的哭声只不过一声声打入我的心里。

他们，

他们强暴的人能听见么?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像你，一样的哭声，一天还不知有多少呢。

从几百几千年来，你们的眼泪已成河了，已成海了。

谁还留意你的弱小的哭声?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现在虽黑暗，

天气终究会清朗的。

黑雾虽弥漫四塞，

只要太阳一来，它们就会散开的。

被侮辱的人，不要哭吧!

让我们做太阳，

让我们做太阳光的一线。

只要我们把无数线的太阳光集在一起，

就可以把黑雾散开了。

显然，这是属于“血和泪的文学”的诗作，但其反对黑暗、追求光明的热烈愿望，不很了然吗!除了收入《雪朝》的诗，郑振铎在二十年代前期还写过三四十首新诗，均载于《郑振铎文集》第二卷。所作以触景抒情、因时感怀为主，间有情绪激昂、精神振奋者，或被指为迹近于爱情诗。如《追记秋白、颂华、仲武》、《生命之火燃了》、《智者的成绩》、《悲鸣之鸟》、《死者》、《云与月——寄M》，都应该说是直抒胸臆的好诗。

郑振铎也擅于写散文。现在可见的写于二十年代早期的散文有《欢迎太戈尔》[20]。在该文中，作者曾以十分钦佩和崇敬、高度热情的文字，表达了对这位给予人们“爱、光、安慰与幸福”的印度大诗人欢迎访问中国之意。

一年以后，面对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一手造成的“五卅惨案”，大批无辜同胞血溅南京路的事实，让郑振铎无比震惊与愤怒，他就此而写成的两篇即景式散文：《街血散去后》、《止水的下层》，文风陡然为之一变。前者写大屠杀刚发生后过南京路上的亲历见闻，一面是大队英国巡警如临大敌般的严密戒备，商店闭门，路人惊悚，作者直面血淋淋的现实而无法置信；另一面，仍是一派歌舞昇平、纸醉金迷的景象。后者写从友人得知乡村部分群众对“五卅惨案”无动于衷，甚至发出愚蠢言论，不禁深感毫无反抗意识之民众有如一泓死水，联系历史，愤激地得出中国民众面对外来侵略“大部分是逃避、屈伏”，甘作顺民的结论。对此，我国的志士仁人可能无法接受，但说明提高全民族觉醒力的任务，在当时确实刻不容缓。

郑振铎写于1926年夏天的一组散文计十篇，为《山中通讯》(后改为《山中杂记．前记》)、《避暑会》、《三死》、《月夜之话》、《山中的历日》、《塔山公园》、《蝉与纺织娘》、《苦鸦子》、《不速之客》和《山市》[21]。这是郑振铎在莫干山避暑时首次所写的游记式散文。这批散文，将作者从上海去莫干山沿途及在山上的短期见闻，以抒情轻快的文思，清新自然的笔调，娓娓写来，见闻虽属平常，倒也让人爱读。例如第一篇《山中通讯》记叙上山途中换乘火车、轮船、轿子身受被服务之种种便利，原来是沾光于住居上海等地的一班英美“贵族”因在莫干山避暑而创造的条件，作者由此发出感叹：有关个人与公共福利的事情，也须像这班“洋贵族”那样，对看不惯而需改革的，不依不舍地去要求、申诉，迫使当事者设法改良，甚至自身也参预进去。

对外国人在山上避暑往往喧宾夺主、越俎代庖而收到了效果的做法，在《避暑会》一文中有着生动的描绘。这个由“洋贵族”一手组成的“避暑会”设有董事会，俨然主导着莫干山的管理事务，其威权颇有超越当地政府之势．他们公然发通告决定工匠的工资；他们自行兴建并有效管理诸如游泳池、网球场、会议厅、图书馆、幼儿园等一批公共设施；他们以到处募捐方法解决办事经费问题。对照之下，不能不佩服这班“洋贵族”的“合群力与办事的有条理”，从而反见出我们自己的诸般不如。具有很高爱国热情的郑振铎强烈反对外国侵略，但从不狭隘排外，相反，他从上述见闻中敏锐而正确地看到了外国人某些值得我们仿效的生活方式和办事长处。

在此必须提到的，是另一篇堪称佳作的《蝉与纺织娘》。文中以极其丰富的想像力和异常生动优美的文字，描写了山中夏虫鸣叫的难忘景象，试举一段如下：

那鸣虫的作响，真是不同凡响；如果你曾听见过曼杜令的低奏，你曾听见过一支洞箫在月下湖上独吹着，你曾听见过红楼的重幔中透露出的弦管声，你曾听见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间流过，或你曾倚在山阁上听着飒飒的松风在足下拂过，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鸣虫之声想像到一二了。

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曲，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的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曼长声，或叽格……叽格……的较短声，都可同样地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咭嘎，蟋蟀的唧唧，金铃子之叮令，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音调之凄抑却都是一样的；它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之曲。它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徊而愁肠百结……

总的说来，郑振铎写于新文学前期的散文不算很多，但其独有的文思、风格和才调，其自如选择题材和表现手法之能力，也就如上所说的大致显示了。

短篇小说的创作，由于要求较完整的故事结构，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注意细节描写，在二十年代前中期涉足于斯的作者并不多，佳作则更少。但这反过来也促使有志于此的作者去努力尝试，去实践。郑振铎便是其中一人。他于初期所写的《猫》、《风波》、《书之幸运》、《淡漠》和《失去的兔》五篇[22]，是其收获到的一批成果。从内容和表达的思想看，约可分为三类。《淡漠》一篇写的是“五四”时期一对坚持自由恋爱的青年芝清和文贞，实行同居后感情却日渐淡漠，前景黯淡的故事。表面原因是分居两地，互不沟通形成隔阂，而深层原因还是彼此在人生观、恋爱观上产生分岐，文贞比芝清更片面执着地“相信人生便是恋爱，没有爱便没有人生”。“五四”时期青年一旦持有这种观念，难免不在现实中碰壁。有意思的是，两年后鲁迅的短篇名作《伤逝》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风波》与《书之幸运》两篇，以源自夫妇双方难改的生活癖好，导致风波迭起，摩擦频生为中心写点，分别构思了两个喜剧性的故事。其中，《风波》中主要矛盾制造者是女主角宛眉，她那到了废寝忘食地步的打麻将牌瘾，成了丈夫仲清不快与之发生争吵风波的根源。尽管宛眉一再表示改正，丈夫也一次次原谅，但一切仍维持原状，风波无法平息。而在续篇《书之幸运》中，丈夫仲清因为一再违背与妻子的“协议”，不顾经济力量大肆购买古书而引发不满，成了矛盾的主要方，虽然宛眉暂时妥协，但矛盾并未消解。两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安排紧凑合理，人物心理刻画真实细腻，人物对话也很确切到位。特别是后一篇，颇含有作者经历的影子在内，所以有那样绘声绘色的描写。至于《猫》与《失去的兔》两篇，也较为真实生动地写出了因饲养猫、兔等小动物引发主人公“我”的良心忏悔和憎恶的一切性质“恶劣”的偷盗行为。郑振铎曾说，他不曾写过小说，所写的“不过是小小的故事”[23]。但读者明白，这是自谦之词。郑振铎的这几篇小说，完全达到了同时期小说家发表的作品水平。

郑振铎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当然决不限于本文这一时期所讲的。事实上，在后来的一二十年中，他积极主编过《文学》、《文学季刊》和《文艺复兴》等大型文学刊物，主编过一度令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瞩目的《世界文库》，在编译外国文学作品和创作上也不断有新的成就，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新文学作出了贡献。为此，有理由期待国内的专家学者继续关注、研究，作出应有的分析和肯定性评价。

注释：

[18] 发表于《新社会》1号，收入福建人民出版社版《郑振铎选集》上册。

[19] 见叶圣陶《〈郑振铎选集〉序》，载福建人民出版社版《郑振铎选集》。

[20] 原载《小说月报》14卷第九期，1923年出版。收入《郑振铎文集》第3卷。

[21] 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以《山中杂记》为书名出版散文集。

[22] 收入《郑振铎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3] 《家庭的故事·自序》，收入《郑振铎选集》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