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传鉴一生倾力教育，倾力南开。南开校长张伯苓常讲：“南开有两宝，一是子坚（黄钰生，1956年加入民进，天津民进创始人之一），二是传鉴（喻传鉴，著名教育家，重庆南开中学创办人，民进重庆市委会首任主任委员）。”

传鉴先生早年就读南开，后自北大毕业，应张伯苓校长之邀，返回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担任教务主任。1936年，奉张伯苓之委托，赴渝筹办南渝中学——即后来的重庆南开中学，全权处理校务。

重庆南开自1936年4月初购地，到8月底第一期校舍工程便完工，9月初就招生开学。校园面积800余亩，校舍建筑规划宏伟，青砖楼房与当时重庆许多大专院校使用的泥塑夹壁平房（抗战房）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是战乱中国数一数二的名校，全国几乎没有可与之相比的中学。

重庆南开是传鉴先生毕生精力所在，是他教育理念的重要展现。

南开精神与责难风波

南开设施完备，师资雄厚，它的优秀与瞩目，也引来了一些人的质疑。1942年，《新民报》先后刊登了海帆《从南开看中国教育》和翟羽《再论南开》两篇文章，对南开教育设施，多有责难。责难南开“多贵族入学，办贵族学校，收费颇重”，“缺乏社会性，不管外事，课本主义读死书……”，甚至美国学校刊登南开相片，南开学生看到了“引以为喜”也被列为责难之一。

传鉴先生看到以后，很快回以《论南开教育——答新民报海帆及翟羽二君书》，对其中给予南开的质疑一一应对。充分展现了重庆南开的教育理念，这里引述其中部分内容：

“南开不是贵族学校。南开大部学生，为公教人员之子弟，一部分学生，则来自富有之家，但学生入学凭成绩，不论门第。至入学以后，亦未因其来自富家巨室，而予以特殊待遇。”这一点有不少例证。

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孩子在南开就读，在学期中的考试上，两门功课不及格，按规定要自行退学。这时说情的人络绎不绝，传鉴先生不畏权势，照章办事，毫不动摇。后来，此人嫉恨在心，在战后天津南开复校时，处处刁难。但南开人一向秉公办事，不怕艰难，以正压邪，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如期复校。

另有一次，有个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辱骂老师的字句，触犯了校规。这个学生的父亲是蒋介石幕僚，有权有势，但传鉴先生当即张榜除名，谁说情也无济于事。对方认错后，还是按规定由家长和保证人及学生本人立下了字据，申明复学理由，并保证以后若违反任何一条校规永不能再复学，这才得以重新返校读书。

“南开不是国立学校。南开为私立学校，既无政府辅助，又无巨大基金，学校开支，大部分仗诸学费之收入。一部分清寒学生，经济困难无力交纳者，学校斟酌情形，或免其全部，或减少其一部，藉以维持学业。”

重庆南开1940级校友符家钦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南开虽然是私立学校，但仍有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就读，他也是这些穷学生之一，学校对他们会提供一定帮助，或半工半读，或奖学金资助。

受当时国家战乱、物价飞涨的影响，南开一学期学杂费高达70多银元，符家钦第一学期结束后，就再也凑不齐下一期的学费了。于是学校老师叶石甫、方幕韩向学校陈情推荐，传鉴先生慨然答应让他免交学费，继续就读，甚至连饭费都免除了。名义上他是半工半读，但传鉴先生为了不影响他的学业，给他安排的工作很轻，只是为学校绘制一些历史教学挂图，替学校为向各方募捐而编集的画册写写文字说明，使他得以顺利毕业。

“南开不是特殊性的学校。南开是一个普通中学，一个普通中学学生，论年龄，不过十二至十八；论知识，他们尚幼稚。所以学校应锻炼学生的体魄、增长学生的知识能力、培养学生对于做人处事应有的正当态度，训练学生能了解社会、认识社会。”

南开从不鼓励年幼的学生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传鉴先生认为中学生仍应以学习为首要任务，日后服务国家。拯救社会的责任不应该由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来承担。但对进步师生，传鉴先生也给予了不少保护。1949年5月初，国民党特务在校内追捕三名地下党学生。学生逃入忠恕图书馆楼上，越过窗户爬在大门上方雨棚上躲避，有学生马上报告了正在图书馆阅览室检查学生晚自习的传鉴先生，他急忙追出图书馆大门，正好遇到特务们赶来气急败坏地正要闯入图书馆抓人。传鉴先生据理阻拦，坚决不允许特务进入。他严厉斥责特务们扰乱学校教学秩序，并担保“此地没有地下党员，你们如要抓人，就抓我去好了”，让特务们胆怯退去。

南开从不主张“死读书”，传鉴先生“因地制宜”教育学生的事更是不少。有一位学生喜欢动物，于是在宿舍里养兔，结果咬坏了同学的衣服；又在教室里养鸟，搅得师生都不能安静上课。一向严格的传鉴先生知道了以后，没有采取强制的办法。他和总辅导员商量，在校内办起了饲养组，让他把喜爱的动物养在饲养组里，发展他的个性并任命他为组长，引导他向生物研究方面发展。传鉴先生还趁赴成都开会之便，在成都买了几尾金鱼，一路捧回学校，送给他们。这个饲养组在组长领导下迅速发展，养了鸡、兔、羊等各种动物。不仅饲养，他们还互相交流饲养方法，陆续进行了不少科研和选种的实验。后来好几个饲养组成员在生物医药方面颇有成就。

清廉勤恳 鞠躬尽瘁

“做事是为服务，不是为个人谋福利”是传鉴先生自己写下的信条之一，他一生勤恳尽职，清廉自持。

解放初期三反运动的时候，有些人鼓动不明真相的初中学生对他进行谩骂，他们围着他喊：“你在南开三十年，贪污了多少钱？”另一些学生又到家里去贴标语，一时间红绿满墙。还有人叫嚷要他“停职反省”。传鉴先生不堪这样的侮辱，立刻进城对市领导说：“请派人立即查账，如果我确有贪污，就撤我的职，如果没有，请求保护。”市领导一向了解传鉴先生的为人，便马上通知学校，让团干部把标语都撕了，第二天又专程来校向全校师生讲话。谈了三反的意义，指出现有做法是错误的。

但运动还是要继续，所以领导必须首先向群众交代自己的贪污行为，才能“轻装上阵”，领导运动。这让传鉴先生十分为难，有什么可交代的呢？他思来想去，想不出所以。在检讨会上只好说：这几十年来有几次，晚上把学校的报纸带回家看，第二天早上归还，是错误；家里养的鸽子把屋瓦弄碎了几块，使国家财产受到了损失。拿这些事情当做贪污来交代，不了解传鉴先生的群众们哄堂大笑，认为他的检查是避重就轻。与他相处多年的老同事却深知他是无可检查。

传鉴先生自1936年起总管南开各项事务，1949年起任重庆南开校长，几十年来廉洁奉公，鞠躬尽瘁，直至1966年离世。

1995年秋，重庆南开校友尤淑圻、刘融协商研究，拟根据张伯苓校长意愿，斥巨资在上海创建一所南开中学，已选定无锡太湖边惠山风景区。前往北京与中科院院士、校友周光召协商时，周光召说：“这件事不是不可以做，筹措资金、选择校址也并非办不到；不过，你能找到一位喻传鉴主任吗？”这一问，众皆沉默，计划便搁浅至今。

黄钰生与传鉴先生长期共事，对其评价：“南开中学柱石，喻先生当之无愧，喻先生兢兢业业，孜孜不倦，专心致志，无丝毫之旁顾者，四十有七年。一生精力，倾注于实现南开允公允能之校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