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单行本出版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劝我扩大范围，谈谈自己买书、藏书的经过。直到今年，还有人把书目寄来，嘱为鉴定；更有人飞柬相邀，约我“过斋看书”。看书本来是愉快的事情，怎奈去夏以来，一病缠绵，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榻上消磨，偶而精神好些，也没有出门会客的能力。眼看这样下去，怕连笔都提不起来了。人活着而不工作，岂非等于不活。为此我很想伏案试试，即使写得少些，慢些，轻松些，也很想伏案试试。

说起买书，二十多年来，自己的确买过书，如今还是一架一架地堆得满满的，从屋子的四壁到中央，纵横曲折，像一座矮矮的书城一样。

但我并不是藏书家，也不希望别人以藏书家看待我。这中间有个原因。

大约三十年前，我遇见一个朋友，他性好读书，平日手不释卷，只是读书的方法非常古怪，总是读一页，撕一页，随读随撕，一本书读完了，同时也给撕完了。我第一次看到，不免大吃一惊，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指着自己的脑袋，笑嘻嘻说：“没有错！我把它放在这儿了。”他是我最初结交的少数朋友之一，博闻强记，脑子里装的书不少，手头上却一本书也没有。我很佩服他，又并不以他的读书方法为然。可是说来奇怪，从此以后，他的话却楔入心坎，使我一直忘不了。凡遇买了书来而不及翻阅，那张笑嘻嘻的脸孔便会在眼前出现：“哦！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我因此感到紧张，感到惭愧，感到坐立不安。为了免除烦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自问没有工夫读，我就干脆不买书。

我的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占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作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个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离我寓所不远有个废纸收购站，主人是个猫儿脸的老头儿，人还和气，谈得熟了，他答应帮忙。从此我便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把所有可以省下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书籍大概也真是一种“食粮”吧，有几次，我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一天只啃两个烧饼，也居然对付了过去。我在那里买到《新青年》季刊、《前锋》、《小说月报》、《文学》，零星的《觉悟》、《学灯》和《晨报副刊》。不过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废纸的来势又猛，浪推潮涌，最后便只好望洋兴叹。我和老头儿约定，把买下的书刊当作未出栈的废纸，仍然存放在他那里。几个月后，烧书的风潮逐渐平息，那张笑嘻嘻的脸孔又在眼前出现：“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

说真的，我应该怎样衡量自己的行径呢？恰巧这时候，堆栈来催促提货了，我决计把它们接回家来：掘开地板，揭去屋瓦，塞入煤球堆，尽一切可能安顿了它们。

这样，我就被迫成了个“藏”书家。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藏书家，不仅因为我没有宋椠明刻，毛抄黄跋，单看这藏书方法，也不免使海内的通人齿冷。不过我又确实爱惜我的书，当时曾想：“江左征尘动鼓鼙，百千纸甲烂如泥”，逝者如斯，怎么能够担保手头的这些一定可以留存到异日呢？我感到惶惑。夜深了，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我于是偷偷地捧出一批来，翻着，读着，以迫不及待的心情，为文艺界一位先辈的文集做着辑佚的工作。浏览之间，我又顺手分门别类地夹上颜色不同的纸条，简单扼要地记下初次披读的感想。年复一年，正是这些书籍，它们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度过了数不清的惊风骇浪的时刻，最后，又和我一起迎接了东方的黎明，牢牢地守护着我所寄托的往昔的印象和记录。

近年来，虽然偶而还跑跑书店，事实却进一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藏书家：买书只是为了应用。在这点上，我自问够得上是那位朋友的朋友。

至于没有采用他的读书方法，对书籍多少有点爱惜，则是因为，案头架上，触处都足以钩起我对遥远年代的记忆；而只要我还有记忆，我又觉得，在革命的艰苦的岁月里，这些书籍，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