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景耀（1905年－1976年），浙江余姚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和监狱学家。早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犯罪学博士。1936年9月至1943年任上海提篮桥监狱副典狱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教育科研工作，是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1976年1月，在北京病逝。

当一名志愿“犯人”

严景耀，1905年7月24日生于浙江余姚低塘镇。家境贫苦，父亲在煤店任店员。严景耀七岁入私塾读书。十岁时，他随父亲到上海，入湖州旅沪公学读小学，毕业转入上海民主中学。1924年在其姑母资助下，考上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研究犯罪学、监狱学。1927年他在时任典狱长王元增的帮助下，利用暑假来到北京陶然亭附近的京师第一监狱进行调查。他放下大学生的架子，当一名志愿“犯人”，深入监狱第一线，在北京师第一监狱住了三个多月（其中有半个月在北京感化学校调查儿童犯）。开学以后，仍是一星期去两天。他的这一举动，令许多同学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严景耀的老师王文豹教授（湖南长沙人，后曾任司法部监狱司司长、司法部次长等）却非常支持，并为他办好手续。严景耀穿上囚服，与犯人同吃囚饭，同住牢房，同去干活，亲尝铁窗生活，通过和犯人谈话，了解犯人的经历、家庭情况、生活背景，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积累了两百多个各类犯罪案例，绘制了大量的统计图表，写下了《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等多篇极有价值的论文。他曾经说过：“要医中国犯罪的病象和改良监狱的生活，先要明白目前实情；要调查实情，非‘到监狱去’不可。”

1928年大学毕业后，严景耀留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兼任助教，继续研究犯罪学。他曾率领学生到河北、河南、山西、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地20个城市的监狱，调查犯人及监狱管理情况，搜集三百余种个案资料。他对在押犯人恳切的态度，真诚的交流，使犯人受到教育。在他感化下，不少犯人走上了自新之路。1930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聘任严景耀为研究助理，从北京来到南京。由于他工作的出色和学术的精深，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推荐严景耀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国际监狱会议。同时，严景耀还接受了母校燕京大学颁发的赴美国进修的奖学金。严景耀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与各国同行相互交流，开阔了视野，还利用这次国际会议之机，顺道访问了苏联、法国、英国。当年8月，严景耀来到美国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修犯罪学。学习期间，与共产党员徐永瑛和冀朝鼎结为好友。1934年严景耀以优异成绩获“犯罪学”博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犯罪学的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用英文发表在美国的《社会学》杂志11卷第3期上。

1934年，严景耀从美国回国途中，他曾在英国学习半年，并访问了苏联，被苏联外国语学校聘为英文教员，同时在中国问题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35年6月严景耀回国，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这时，严景耀结识了雷洁琼。雷洁琼，广东台山人，与严同龄。同年12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 . 九”学生运动爆发了，他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逼迫下，1936年夏天，严景耀离开大学讲台，来到上海。

当选副典狱长

旧提篮桥监狱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典狱长（有一时期称狱务监督）大多由英国人出任。随着监狱规模不断扩大，在押犯人数剧增，加上原先看守人员主要是印度人，从1930年起始有华籍看守，为了便于管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决定监狱聘任一名华籍副典狱长。在1935年12月14日的《申报》上还专门刊发一条题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聘任副典狱长》消息，进行公开招聘，全文如下：

公共租界工部局现拟聘用副典狱长一员，管理各监狱事宜。该员年龄须在二十八岁至四十岁之间，最好尚未结婚，并须具有陆海军、警务或狱务之经验。惟年龄已在二十五岁以上者，非有特别资格，毋庸陈请。按此缺地位崇高，原由西籍人员充任。现则不拘国籍，我国人士倘学识优长，具有上列之资格，并能操英语，自问能胜任愉快者，即可向该局陈请任用。欲知一切任用条件及服务详情者，可向福州路警务处代理处长询问一切，凡一切询问函件，亦可径致该代理处长云。

该消息发布后，严景耀对这个职务颇有兴趣。从管理体系上看，提篮桥监狱为英国模式，京师第一监狱为日本模式。严景耀在既是老师又是同乡的郭云观先生（郭原是燕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浙江省玉环人，时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的推荐下，向工部局警务处发出了竞聘提篮桥监狱副典狱长的书面申请。

至1936年3月底，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先后收到竞聘书74份。经过几轮筛选，最后定格在两个人，一是中国学者严景耀，一是外国籍海军军官彼得。客观地说两个人选各有优势。1936年4月8日，工部局董事会上研究了这一问题。当时出席会议者：有总董安诺德、副总董拉姆、还有樊克令、徐新六、江一平、祁勒理、卜部卓江、虞洽卿、警务处长、财务处长、总裁、总办等17人。

外国籍申请人中彼得是唯一的杰出候选人。彼得年轻，是军官型的，管理监狱就是需要军官型的人才。他通过在海军中所接受的训练，有了管理人的经验；符合招聘要求上的有“陆海军”管理经历；懂英语，尽管不懂汉语，但是在“招聘广告”上并没有说必须懂得汉语。有人指出彼得的缺陷，他不是本地人，不懂中国的话，当过海军军需官，只在目前的专家职务上有一年的经验。

工部局华人董事绝大多数推荐严景耀为副典狱长。但是部分外籍董事持反对意见，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严景耀以前没有管理监狱的经验。华人董事对此理由进行反驳，认为彼得也不具备管理监狱的经验。所以这个理由没有说服力。

会议开得十分激烈，双方各持充足的理由，扬长避短，陈述自由的观点；抓住对方的弱项，进行驳斥。

后来工部局董事会对此人选，又开会研究讨论过多次。还有一个细节是，严景耀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虞洽卿沾上一点亲戚关系。最后经过综合考虑，录用31周岁尚未结婚的严景耀。1936年9月，严景耀成为提篮桥监狱历史上第一任华籍副典狱长，分管狱内少年犯的教育管理。任职期间，严景耀还兼任位于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并与赵朴初等人一起研究少年犯罪问题。

上海“孤岛”时期，由胡愈之、王任叔、郑振铎等人创办社会科学讲习所，严景耀应聘在该校教授“社会运动史”。1938年除夕，讲习所方行等九位同学被敌伪逮捕。严景耀和地下党联系，利用提篮桥监狱副典狱长的身份，全力营救了这九位同学。当时，严景耀还营救了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内的中共党员许亚同志（1915－1982，江苏沙洲人；解放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副省长）。

离职监狱后的岁月

1941年7月5日，严景耀与雷洁琼在上海结婚。简朴而热烈的婚礼设在南京路新新公司的总经理萧忠俊家里。郑振铎、赵朴初、许广平、吴耀宗等知名人士光临贺喜。赵朴初还即席赋诗一首。

严景耀在提篮桥监狱任职五年多，1943年离开监狱。1945年严景耀和马叙伦、雷洁琼等共同倡议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为反内战争取民主运动，作出积极贡献。1946年冬天，上海地方法院院长郭云观找到严景耀，带信说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要他去做部监狱司司长，问他意见如何。

严景耀以燕京大学请他教书在先为理由而一口拒绝。不久，郭云观又来找严景耀，说司法行政部又来信说，南京政府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妥，司徒雷登答应让他不去燕京而去担任监狱司司长。严景耀又一次拒绝了，并且立即写信给司徒雷登质问他为什么不和自己商量。

1947年初，严景耀重返燕京大学任教。1949年1月，严景耀、雷洁琼、与中国民主同盟的费孝通、张东荪等四位教授，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来到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河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见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及邓颖超等同志。毛泽东等领导与严景耀、雷洁琼亲切交谈，向他们阐述了全国解放后经济问题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对此，严景耀和雷洁琼深受教育和鼓舞。

新中国成立后，严景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参与国家政治活动。1956年8月，严景耀和雷洁琼双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严景耀是浙江省人民选出的人民代表，雷洁琼是广东省人民选出的人民代表。1956年11月，严景耀在彭真同志的率领下，与李济深、程潜等30人赴苏联、罗马尼亚等国家访问，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同年，严景耀担任“民进”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他和雷洁琼陆续介绍了文学家冰心、史学家顾颉刚等几十位专家学者加入“民进”。之后，严景耀又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共和国国家机构制度的法制建设。严景耀参加了筹备北京政法学院工作，任政法学院教授；为培养我国法学人才教书育人，做了大量工作。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中国跨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严景耀与许多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1969年，严景耀和雷洁琼被送至安徽宿县劳动。

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批示，严景耀、雷洁琼、钱瑞升等教授才从安徽返回北京。严景耀调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从事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由于过度操劳，1976年1月初严景耀突发脑溢血，送进协和医院。几天后因抢救无效而溘然长逝，享年72岁。

严景耀与雷洁琼相濡以沫三十五年，没有留下子女。他们几十年来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在共同的事业和生活中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是一对模范夫妻。

潜心专注监狱学

严景耀治学严谨，功底扎实，又不断探索求新，在学术上能突破原有框架和模式，把社会问题、文化环境和犯罪现象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研究。他写下了很多高质量论文，用中文、英文发表于《社会学界》、《公论丛书》、《民主》、《中建》、《新建设》、《新观察》以及其他外文报刊上。内容涉及社会学、犯罪学、监狱学等。

严景耀对罪犯管理学提出了许多创建，罪犯管理学是改造犯人的思想和品德，以促其转化的一门科学。监狱管理的对象是社会消极因素和破坏因素的犯罪。严景耀强调监狱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他指出：“监狱是社会的病者，对犯罪病人须对症医疗。”他批评民国时期的监狱“官僚化严重，……对犯人施行刑主义、奴隶主义、反人道主义以及划一的处理方法必须改革”。他以个人亲身体验提出对犯人要用个案调查的方法，不能划一处理。严景耀还提出要实行监狱教育社会化，要使犯人反社会的态度转变为社会化态度，要给予犯人求学的权利。

严景耀还提出监狱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他说：“监狱不仅是对犯人执行刑罚，还负有监狱教育、转化犯人思想品德的特殊使命。”

1957年5月6日、7日，严景耀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视察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和位于浦东高桥镇上的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严景耀仔细观看了狱内的监舍、工场和有关设施，并同工作人员进行座谈。后来严景耀又去了浙江，视察了杭州有关监所。回到北京后，他很有感触地写下了《中国新监狱制度》一文，发表在1957年英文版的《中国建设》上。文章中写到了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少年犯管教所的情况，同时还涉及杭州有关监所的情况，并对新中国的监狱制度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严景耀在美国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长期珍藏在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和雷洁琼手里。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后，1986年由严景耀的学生吴桢教授翻译成中文，18万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许德珩教授题写了书名，赵朴初、雷洁琼等分别写了序诗和序文。1995年7月，开明出版社又出版了30万字的《严景耀论文集》。

多年前，我从上海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把严景耀所写的《中国新监狱制度》复印后请人由英文译成中文，连同原文请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的邓伟志借赴京开会之机，送给时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雷洁琼先生收到后十分高兴，因为《严景耀论文集》一书，漏收了严景耀的《中国新监狱制度》一文。她还赠送了我严景耀著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精装本，以示感谢，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