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的西谛（郑振铎），于1958年10月17日赴开罗途中，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遇难。当时我还在上海。我的北来，最初即出于西谛动议，中间因为工作关系，几次三番，不能成行。当我终于来到北京的时候，不幸西谛已成古人。1959年周年忌日，曾往西郊八宝山墓地凭吊，默默地告诉他我已来到他的身边。晨曦满林，一碑耸立，回顾踯躅，热泪夺眶。想起与西谛订交二十余年，我一直以后学的身份和他接近，向他请教。在私人交谊上，实在没有太多的话想说。他的渊博，他的坦率，他的精力充沛，他的热情洋溢，的确给我以很大的鼓励和启发。三年以来，每当我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自维小船重载，深惧颠覆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要是西谛在世的话……

嗬，嗬，一个人死后而能时时让人在这种场合想起他，缅怀他，这就足以说明他的生命的可贵与力量。

西谛写过诗，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在这方面似乎很难说他有多少超越同辈人的地方，然而谈中国现代文学而不涉及西谛，却是一件难以设想的事情。在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中，他是串连南北的最热心的组织者，当时身居北京，却积极地写信给尚不认识的在上海的沈雁冰、胡愈之等，力促其成。他编过《文学研究会丛书》，编过出版时间长、影响大的《小说月报》、《文学》，以及一脉相承的《文学旬刊》（后改周报）、《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重要刊物。“五四”前后，西谛在北京李阁老胡同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热烈投身学生运动，他是俄国文学最初介绍人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播种者。后一点，似乎很少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所提及。当时他和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合办的《新社会》旬刊，正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少年中国》一样，在青年中也是一个旗帜鲜明、备受欢迎的刊物。不过由于很早即被禁止，刊物又较薄而不易保存，因而后来不大为人知道，就其作用来说，其实并不在一些大刊物之下。

《新社会》旬刊出版于1919年11月1日，开始为小报型一大张，自1920年1月1日第七期起，改为十六开本，每期十二页至十四页的单册，遇到专号则增加篇幅，共出至十九期。最后一期出版即被禁止，因此这一期和前面的单张，很少发现。中间的几期我曾见过。刊物用“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瞿秋白几乎每期执笔，西谛则多至一期两三篇。

他们揭起社会改革的旗帜，提出例如婚姻、家庭、妇女，特别是劳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十七至十九期就都是“劳动号”。从整个倾向说来，虽然带着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却也有不少正确的主张。西谛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它的黑暗，它的劳力和消费量的分配的不平均，它的残酷，‘以人类为牺牲’，以及其他种种的罪恶，已经使生活在它底下的大多的人类，感着极端的痛苦，而想用各种的方法，做各种的运动群起而推翻之了！”因此，他认为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方面“信奉社会主义”，一方面又“不采用革命手段”，是“不彻底的、乡愿的、绅士的社会运动”，正轨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俄国的广义派”（按即多数派。第十一期《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他又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不仅是做工的，简直是“一种货物”：“在社会主义底下，……没有被雇于人的，也没有雇人的。因此没有雇佣制度，而劳动问题，自然也不发生了。”（第十七期《什么是劳动问题？》）

这些言论，在当时可以说十分难得。但由于种种限制，他既不能作进一步分析，甚至还把布尔什维克和安那其主义混为一谈，却又不免显得肤浅和模糊。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大抵都有这样的现象。

从《新社会》开始，西谛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虽然有一个时期似乎退居学者，但他的政治热情始终没有减低，最后终于走入了真正的新社会。他以自己的所长——文学研究、文学编辑、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他的成就又决不止于这些方面，即就举办《新社会》这一事实而言，我们也不能不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草创时期就想起他，提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