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冰心为一位年轻的女作者林培志的短篇小说集写了一篇序。冰心自告奋勇地为这位作者联系出版地方，选编作品。但是，终究未能出版。

直到六年之后的1939年9月，作者才在北京海淀燕京印刷所自费出版了一本小说集，书名叫《娜拉的出路》，书中共收小说十篇，先后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北平《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过。书内收了冰心当年为她写的序。

奇怪的是新收的这十篇小说，没有一篇是当年冰心提到过的。因此严格地说，这篇序不能叫《娜拉的出路》序。

1939年正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的郭绍虞先生，也为《娜拉的出路》写了一篇序。他在序言中提到，冰心序中提到的那些作品，也许比本书中所收的十篇还要好。林培志的小说大多涉及家庭、教育和妇女问题。这也正是冰心所关注的。

林培志在“自序”中说：“记得我每篇文章披露时，冰心师见了我，总是真诚地鼓励我多写，因为多练习才会有进步的。她又替我写序，选了我的作品，送去女青年会出版，后来因故未得送去，但我对她那份热心的奖掖，却永远铭感着。”冰心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便已关心青年女作者了。这篇序多年来却没有收入冰心的文集。文章不长，今录如后：我在燕大教书的第一年——1926年便认识林培志，那时她是一个很沉静，很温柔，很文雅的姑娘，课余我们也常有谈话的机会，她的一切，都能得到我的喜爱。

林女士自沈阳事变后开始写作，到如今已有十余篇。我在报纸上看见“佳”或“宝琴”的作品，便会分外注意，自《舞后》看到《募捐》，觉得林女士的作品，有成书发行之必要了。

她的作品当然有着一切女作家的长处，描写得很细腻，很深刻，注意到家庭里夫妇，主仆以及一切的问题，同时对于青年女子的一切希望，憧憬，烦闷，也能体贴入微，写出时代的叹息与呜咽。此外，林女士如此年轻，笔下也免不了有着一切女作家的短处，不过这种困难是会随着年龄与经验之发展而渐渐消灭的。

我觉得林女士和我的创作经验有点相同，她是从“九一八”后写作的，我是从“五四”后写作的，同是被时代的呼声所唤醒。她和我同是先写份内应交的文章，因而引起自己写作的兴趣。她和我同是先写时代问题的小说……不过我却不希望此后的她像我，因为我十年以来没有进步，这是人我所共认的。她应当以我为中途警告“危险”的红灯！

文坛上真是消沉，女作家尤其寂寞！去国的去国，搁笔的搁笔，死的死，失踪的失踪，雨打风吹，所余无几了。对于这欣欣向荣的嫩芽，我觉得自己无能多写作的人，至少有珍护灌溉的责任。我自己的经验是：读者的注意与批评是作者最猛烈的兴奋剂，我便商之于林女士，把这十段短篇交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了。

                                          十一、一、一九三三  海淀  北平

1989年欣逢冰心老人的90寿辰，当时去她府上拜寿的人很多。我不想再去打扰。稍后，又逢夏衍同志90寿辰，我随众人去了。心想，集体干扰一次，总比分散消耗老人的精力强。为此，我给冰心老人去信问候，说明我前次的失礼，并附去她失落已久的上述序文。我还记得，《娜拉的出路》是我从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淘来的。

冰心老人很快回了我一封信：

德明同志：

您没来我处，而去看了夏老，实得我心！我在五号左右……头疼目晕，您真不必凑那热闹！夏老脑充血不足，他说整天昏昏沉沉，本来他总是来看我，我是无车阶级，暂时也不能去看他，只好等些日子再说了。

感谢您给我附来我给林培志同志写的序，我这里早已没有了！您知道她是同她燕大的同班赵承信同志结的婚，赵是文藻的学生，学社会人类学，他们的结合，似乎我们也插了一手！他们的三个女儿，也都是我起的名字（“宗”字排行，和我们自己的儿女本来的名字一样），那时我们替我们学生的儿女取名字，都是这样的，如费孝通的女儿费宗惠，林耀华的女儿林宗锦等。半个世纪了，真是弹指一挥间。今天刚刚得闲，多聊了几句，有空来玩吧，先通个电话。

祝好

                                               冰心  十、廿一、一九八九

《娜拉的出路》的作者，后来放弃了文学创作。解放后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诚然，一部新文学史也不可能给每一位过来人都留下芳名。但是，冰心为林培志的作品写序的事，总让我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