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报社（编者注：指《人民日报》）还在王府井大街办公的时候，我们文艺部与理论部同在一层楼上。中间有间储藏室，是扔弃废纸杂物的地方。有一天，我从废稿堆中发现用毛笔写的一封长函，竖行直书，不知是哪位老先生的墨迹。我好奇地捡起来一看，竟是杨东莼先生写给编辑部的一封公开信。如此对待名人，实在令人心冷。看看周围无人，我小心地收了起来。

何以不敢声张？因为这是向“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挑战的信。现在想来，此信的遭遇，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容不得反对意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被某位贤者所见，有意随手弃之，免得被“造反派”见了制造事端，加罪于写信人。那正是个大兴文字狱的恐怖时代。

我初次知道杨东莼先生的名字是1956年。那次夏衍同志来文艺部讲话，建议我们请杨先生写稿，称赞他是位多面手，杂文写的挺好。这时候我才了解，早在战前他已经出版了《新唯物论的认识》、《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古代社会》等著译。后来他为副刊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杂文《从剪辫子联想起来的》。

杨先生担任过中央文史馆馆长，1979年以79岁的高龄病逝。遗嘱不举行任何告别仪式，骨灰也不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予人印象良深。说来亦怪，有的人总怕世人忘记，千方百计地宣传自己，可是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然而那些存心让别人忘记自己的人，却又不易被人忘记。

杨东莼先生正是后者。

1971年7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有山东省写作组的《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长文；9月25日又发表了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的《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同当时自命得到了马列真传的骗子们一样，这两篇大批判文章也以伪装马列唬人，强词夺理，断章取义，胡言乱语。杨先生读后不能忍耐，于12月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据理以驳。全信长达千字以上，所以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寄出，证明作者事先仔细地思考过。他在信中不避风险地为孔子辩，亦为章太炎辩，指出孔子的言行实为进步，太炎先生并非孔家店人，两篇大批判文章纯属无稽之谈。这种不畏权势，维护真理的勇气能不令人敬佩！

说到治学风度，山东的文章抓住孔丘自称“天生德于予”，于是剑拔弩张地责斥道：“这难道不是天赋的论调？”杨先生则遍查《论语》，证明孔子单讲“天”者共有19处，为孔子所自言者有16处，指出这16处，以“天”指自然界者为多。此外则以指“天理”者为多，以“天”指天神或天帝者则甚少。这是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缘故。一代学人的耿耿气节和严谨学风，在当时那些“左派”们看来一定非常可笑，甚至会看作是阶级异己分子唱的“反调”发出的“哀鸣”。这封义正辞严的公开信，也只能扔进字纸篓，送进了垃圾堆。

面对说假话、搞阴谋的骗子，明知他们是庞然大物，是沉默呢，还是针锋相对地揭露？杨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每逢翻到这封旧信，我觉得自己在垃圾中捡到的不是信而是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