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是翻译家。多数人知道傅雷，是通过他翻译的法国作品；而进一步认识傅雷，则是通过《傅雷家书》这本二十多年来一印再印的畅销书。但这两类读物，都没有直接反映出傅雷的性格。好在傅雷的许多朋友都写过回忆他的文章，这些文字在赞叹傅雷的品质、才气和成就之余，几乎是在异口同声地告诉读者：傅雷有着“孤傲如云间鹤”般的刚烈的个性。

傅雷的朋友，不管性情如何，大多难逃和傅雷发生争执。傅雷和刘海粟、钱钟书等人都急过，甚至一度绝交。傅雷的朋友柯灵说：“作为可与倾谈的朋友，我和傅雷交游三十余年。但彼此观点不尽一致，其间还曾发生过剧烈的争执。40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50年代中期，由于对某些问题看法有分歧，我和他两次当面争论，争得不可开交，以致他的夫人梅馥在旁边坐立不安。”当年和傅雷同船留学法国的洪永川说：“在我们谈话中碰到对某些事物有不同见解时，他几次激动起来，争得面红耳赤……”傅雷早年在大同大学时的同学雷垣(傅聪的钢琴开蒙老师)说：“他与我同室寄宿时，免不了争吵，他可以激动得把课本都扔在地上。”

这些描述都比较抽象，傅雷的发怒，也是有由头的。只是某些事情，搁在别人身上，不至于引发冲动之举。例如雷垣对傅雷的发怒，就有如下一些具体的印象：

1945年他和周煦良主编《新语》半月刊，曾约我翻译一篇关于小提琴制作原理的稿子，我迟迟未能交稿，他当着周煦良的面，毫不客气地训斥了我一顿。下象棋输得不耐烦了，就会掀翻棋盘，掷掉棋子。敌伪时期，他闭门韬晦，与亲友玩“卫生麻将”。他也喜玩桥牌，而桥牌最易引起争论，经不起他一认真，就会不欢而散。1956年，傅聪回国探亲，我请他全家在饭店吃饭，结果傅聪与其母来了，他等候电车几辆都不靠站，三轮车乘机抬价，他一气就独自回家了。

傅雷的另一个朋友刘抗也有如下回忆：

提起他个性的刚烈，有几个插曲可资佐证：一、傅聪鼻梁上有块疤，就是为父者严厉训诫孩儿时顺手抓起一只瓷盘，扔过去的标志。二、我在沪滨缔婚后，海粟曾设席招待，我们应约赴宴。次周，傅雷亦如法炮制，适内子身染微恙，婉谢之，他认为不给面子，于是雷霆大发，把我送给他的画也除下退回，数月不相闻问。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有句话叫做“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傅雷一生，确为自己的孤傲付出过惨痛代价。他很难适应那种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的日子，除了短暂的几回职业经历，毕其一生，主要身份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解放后，在几乎人人都“在组织”的情况下，傅雷却一仍其旧，靠译文为生。1949年12月，傅雷从香港到北京，吴晗曾盛邀他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傅雷以自己只想教美术史为由推辞了。即使如此，他在1957年依然难免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傅雷曾几次萌生自杀念头，最终也没能跳出这个归宿。傅雷对孩子的苛刻和不近人情的教育方式是出了名的，他晚年一直被忏悔感所困扰，这在《傅雷家书》中随处可见，如：“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妈妈作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这些都是近一年中常常想到的，不过这几天特别在脑海中盘旋不去，像恶梦一般。”“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大概出于对以前“罪过”的弥补，傅雷晚年每天都要与妻子闲谈一段时间，他在给傅聪的信中也有这样的教训之谈：“古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又有一句话说，“夫妇相敬如宾”。可见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另外一句的意义是说，夫妇到后来完全是一种知己朋友的关系，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终身伴侣。”

凡事都要辩证地看。傅雷并非严人宽己之辈。他对别人苛刻，对自己也不例外，甚至更为严苛。无论大节小事，他都是非鲜明，一丝不苟。傅雷一生爱国，民族自尊感和他的个性一样强，抗战期间，他困居上海，给自己定下规矩：“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傅雷在中西文学、美术批评、书法、音乐、戏剧乃至摄影诸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大画家黄宾虹晚年曾把傅雷“引为平生一大知己”，这与他一贯执著、认真的性格肯定不无关系。即使是生活琐事，傅雷同样是一丝不苟的，以至于衣着搭配、谈吐举止、室内摆布、日常起居，他都有自己的定律。大概正因如此，傅雷无论如何动怒，掀翻过多少次棋盘，他的朋友们从不以“缺少修养”来看待他。事实上，凡能成大器如傅雷者，性格的弱点，并无碍他高雅正直的公众形象。施蛰存先生的一段话，可谓很到位的评价：“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