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 郑振铎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离职北上, 到北平的燕京和清华二个大学的中文系担任教授, 直至1935年春因受到顽固势力的排挤和打击离开北平。在这三年多时间内, 他成为北方进步文化界的中心人物之一,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的拥戴。

在个人著述方面, 短短的三年内, 他完成和出版了他在学术方面的代表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了论文集《中国文学论集》《痀瘘集》, 创作了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等, 还主编和参与创办了《文学》《文学季刊》《太白》《水星》等重要文学刊物, 还与鲁迅合作编选了《北平笺谱》等。

在教育阵线上，他在燕大、清华等校辛勤授课, 参加和指导学生的课余学术、写作活动, 发现、辅导和扶助了象吴晗、吴组缃、吴晓铃、张天翼、章靳以、曹禺、臧克家、季羡林、余冠英、林庚等等一大批青年学生和作者。

除了以上这些业绩以外, 他还多次在燕大、清华、北大等处演讲。他的演讲,有学术性的, 也有政治性的, 在当时都起了很大的影响。例如, 1931年10月28日,他在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的“ 中国文学会” 常会上演说, 勉励同学们负起创造新文化的责任, 努力前进, 1932年3月19日, 他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的演说, 全面回顾总结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 指出其今后的趋向, 各种记录稿发表后, 在全国引起反响；1932年10月14日, 他又在北大作题为《从变文到弹词》的学术演讲；1934年11月上旬, 他在朱自清主持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演讲, 详细介绍和高度评价了上海左翼文化界发起的大众语运动；等等。

本文所要介绍的, 是1932年2月2日郑振铎在清华大学“ 总理纪念周”会议上题为《我所见的上海战争》的演说, 和1933年1月18日他在燕京大学“ 学生抗日会”会议上题为《中国的出路》的演说。这不仅是因为这两次演讲的记载现在极为难找, 为一般读者所寡知；更因为这两次演讲的内容都是直接有关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杰出的爱国者的英姿。

当年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之秋。在郑振铎刚到北平不久,“九·一八”事件就发生了, 由于蒋介石坚持卖国投降政策,东三省在数日内全部沦陷于日帝的铁蹄下。当时, 郑振铎曾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去信, 表示“非常愤闷, 颇有回沪重办五卅时代《公理报》之意向。”(见1931年11月15日《编辑者》第4期) 几个月后(1932年1月) , 他回沪一次, 又恰逢“一·二八”事变。又过了一年( 1933年1月3日) , 日本侵略军攻占了山海关, 全国震惊。郑振铎的这两次讲演, 就分别在“一·二八”事件和山海关失陷之后。前一次演讲, 记录稿后来发表于《清华大学校刊》上, 曾经郑振铎阅正, 因此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篇珍贵的佚文；后一次演讲的记录稿后载《燕京报》, 未经郑振铎过目, 记得较为简略, 然亦当属基本可靠。

这两份可贵的资料, 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风云, 而且生动地反映了郑振铎在这民族危急之秋的思想认识。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燃烧在他的每一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中, 同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着胜利的乐观信念。这是因为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穷凶极恶的日帝的侵略下,中国人民奋起反抗。郑振铎热烈地赞扬了十九路军、宁波同乡会、复旦大学学生等等爱国军民英勇抗敌、国而忘家的崇高爱国精神。他称“一· 二八”抗战“ 可算是鸦片战后第一次真正的有力的战争”,是“牺牲无数的代价, 所换得最光荣的一页”,指出这在“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是“一个大转机”。这些精辟的论述, 已为中国现代史所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后一次演讲中还提到了“中国红军宣言”。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象中流砥柱力挽狂澜。1933年1月17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 声明愿意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 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 共同抗日。党的声音极大地鼓舞了郑振铎, 第二天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所作的公开演讲中便提到这一伟大宣言, 认为是“中国已奔向某一出路”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同时, 郑振铎在两次演说中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备极人世之惨酷”的滔天罪行, 还揭露了蒋介石集团的卖国投降的可耻行为。他指出,“一. 二八”前, 国民党政府对于日帝的种种“无理条件, 自非与之力争不可。但竟于二十八日忍辱全部接受!”他还揭露国民党政府“ 宁与日本妥协, 不欲与苏俄联合” 的反动政策, 这在当时, 也是很难得的。

郑振铎的这两次演讲, 都具有一种对于整个时局高瞻远瞩的气势, 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他从坏事中看出其必然转变为好事, 相信正义战争可以改造世界。他指出：“上海为血水冲洗, 将要把一个浮华夸耀的万恶渊薮（指人或东西聚集的地方）, 改造成为一个与前绝对不相同的一个‘圣地’。”他认为虽然失去了山海关,却“或能使中国有更大之出路”。他坚信战争的结果“我们必得胜利,得解放, 而奔向光明的出路”。同时, 他又极为清醒地指出“战区有随时随地扩大的绝对可能性；而或为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发端。如彼将东三省经营就绪,势必内侵”,“大势如此,无可避免”,号召人民提高警惕,作好准备。郑振铎这些论述与预言,都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我认为, 他的这些演说中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光辉。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那就是最优秀的作家大多是“全才”式的。像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 不仅创作、文艺理论、翻译兼长, 而且都是大学者, 中外古今、文史诸门皆通, 同时又是思想家和革命家。郑振铎也是这样, 从这两篇讲演稿中, 我们可以看出他还具有一定的军事战略思想。在这方面, 郭沫若、茅盾等人也有这类文章与讲话。我认为,这不能被简单地看作什么文人的纸上谈兵, 这是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方面, 对此值得高度重视与研究。这是世界文学史上少见的现象, 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最后须提及, 郑振铎的这两篇演讲记录稿, 前者由《北京日报》社董志新提供线索、清华大学黄延复为我抄录, 后者由鲁迅博物馆陈漱渝提供线索、北京大学商金林为我抄录。对于这几位同志的热心帮助,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便于更多的同志来研究和学习, 今将这两篇记录稿重新发表。其中个别提法(或记录) 或有不妥, 为保持原样, 一律不予改动(仅将后一篇旧式句读改为新式标点)。

我所见的上海战争

(1932年2月2日在清华大学演讲, 记录稿经本人阅正)

本人于本月九日离开上海。目前上海的战事日即扩充,益形热烈。可是一经踏到北平地面,觉得与上海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很安定地在这里坐谈,比起居住上海的人来,真有天堂地狱之别。

此次上海战事的情势, 除了欧战,只怕是未尝见过的。终日紫云黑烟, 弥布天空,造成非常恐怖的局面。身历其境的人,那种怵目惊心的状态,不堪追想。但是淞沪战云如此险恶,此地好象不很切己的样子,未免可异。大家不要将上海战事看作一部分很小的问题,要知道目前战局之阔大,可说自战争以来所未曾有。最初驻兵不过一两万人,卒能抗御日军数万之劲旅。故能震动全世之听观。现在两方增兵,兵数之多,非我们所能知,而战线亦扩充到极长,实非数日前梦想所及。

中国自鸦片一战后,与外国的战争,从未有得胜利者。这次军队不多,竟能对持如此之久,且著著胜利, 可算是鸦片战后第一次真正的有力的战争。目前上海已成了整个的不堪瞩目的地方,非复昔日景象。闸北一带,精华荡然。该地居民约有五十万人左右,其中商务印书馆工人约占五千余人。自二十八日晚日军侵入闸北,多数工人皆匆匆逃出,未及携出一物, 不知下落者亦多。该地生命财产牺牲之大,从可知矣。所最值得注意者,是上海人心的奋发。人人觉得这种牺牲是应该的。财物如何损害,绝不为念。这种现象是从来未有的。从前一遇时局不靖,即发生挤兑,现在并没有兑换现金之事发生。当居民在苏州河纷纷搬迁时, 什物山积, 在平时很觉危险; 而现在竟无抢劫之事, 一切盗匪之流, 均能人人效命, 为国军出力帮忙。

自十九路军向日军接火后, 宁波同乡会开会集款, 顷刻之间, 捐得五十万元,用以购办许多脚踏汽车供给军用。复旦学生不过五千人, 而该校义勇军投效前线者达八百人。这种爱国牺牲精神, 足为国人矜式。人人争欲效力,一致对外, 这是意外的成绩。

此次战争是一个绝大的问题, 并非地方局部问题。在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亦即增进国势的一个大转机。二十八日晚日军突然进攻闸北,与侵占沈阳采取一致的手段, 想乘我方猝不及备,来解决一切。但是沪军竟能仓卒应敌,予日军以重创。现在战局一开,不易收拾。或将扩充而成中日大战。

上海为血水冲洗,将要把一个浮华夸耀的万恶渊薮,改造成为一个与前绝对不相同的一个“圣地”。日本最妒忌的就是中国有希望之工商业,近来因抵制日货,怨毒更深。故有浪民聚集三千余人,包围三友实业社焚毁工厂之举。此案发生后,双方交涉结果,日方以我方为祸首,反提出惩凶、抚恤、道歉、封闭抗日会四要求。我方对于这种无理条件,自非与之力争不可。但竟于二十八日忍辱全部接受,日领已认为满意。不料日本驻军竟突于该晚出动侵入闸北。

日兵侵入闸北,携带无数的新式最精的军械,并且满布便衣队,奋力轰击。我方可以说没有抵抗的力量, 然当时竟能以最少数军队尽力抵御。第二日第三日在闸北街市交战, 日军投弹狂炸我们各著名的实业机关, 及各大工厂,尤尽力毁灭文化机关,如炸毁沪淞各大学及商务印书馆等。

此十日间日军牺牲甚大,自上月开战起至九日止,日军死亡至少有五六千人。故大增援兵,战区亦随之扩大,全力攻夺吴淞炮台,当时外传炮台已失,但是至今犹在。

我国人民住于日本战区内者,备受日人鱼肉。挨户搜抄,如认为可疑, 即被枪杀；见有财物,则任意掳掠。本人家中即遭过一番抄洗,还好认为无罪,全家仗以身免,可是他们空手而来,满载而归。此外认为有罪,株连屠杀者不可胜计,备极人世之惨酷。

此次日人开衅作战的目的,第一欲以武力胁迫南京政府,签订不合理的条约。其次想借武力强辟日租界。第三则借武器消灭中国出品根据地,为日货谋出路。最初以为我方易与,可以计时取得各地。不料我军奋勇抵抗,使其不得逞志。此吾国牺牲无数的代价,所换得最光荣的一页。

据本人预测,此次战争结果,日人决不退步。所以战区有随时随地扩大的绝对可能性；而或为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发端。如彼将东三省经营就绪, 势必内侵，华北各地必受影响。现在大势如此,无可避免。我们要努力准备着,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最艰苦最光荣最有希望的一次大战争。我们要迎上去, 战, 战, 战! 胜利一定是在我们的一边。

中国的出路

(1933年1月18日在燕京大学演讲, 记录稿未经本人过目)

此次榆关失守,或能使中国有更大之出路。《展报》载日方宣称中美已有协定,又《大公报》载中国红军宣言与中央合作抗日,由此二消息,可知中国已奔向某一出路。日本之侵略, 绝不止于榆关,平津已将处于危险境界。

如国联延迟至不可再延迟之地步,则大战将爆发矣。法义〔意〕间已有谅解, 此为日本外交之成功。英恐其殖民地受日本之威胁,故英日亦有相当之谅解。最孤独者即中、美、俄是也。如此三大国能联合起来, 则必操大战之胜利；如其中二者相联合,如中俄或中美,则亦有胜利之可能性。苏俄与合众国皆有充分之准备。试观苏俄之五年计划,纯为重工业之建设,实军事之建设也。第二个五年计划始为轻工业建设, 然已宣布展期。又苏俄与其讐仇之西邻波兰、法兰西等国,已有不侵犯之协定,故无西顾之忧。在东方只有日本,故日俄不侵犯条约不成功时,苏俄宣传将一切大工厂改为兵工厂,因东方有某国不欲与之订不侵犯之约。因此日俄有正面冲突之可能。再观美国,日俄战以前,日美或已有战争矣,故美国取沉默态度,以作充分战争之预备。其邮政航空之发展,即训练航空驾驭员也。又邮政飞机随时可以改作军事之用。故美国对将来之大战,已有充分之准备。但战时将取何战略,乃一最大问题也。其舰队实力绝不能达到太乎洋之北部,又日本或将取海军封锁政策,故美国只能用空军。空军之根据地不能在菲律滨, 因菲无巩固之军港；又不能在阿拉斯加, 因该地运输不便。故其根据地势必在中国,因而中美有联合之可能。“ 九一八”以前中国政局受日本顾问之支配,今则尽为美国顾问,故中美联合更有可能。然中美联合,美国之供给只限于空军,因太〔平〕洋运输不便,不能有其他之供给,但中日战争乃一大陆战,故对此不能另想办法。再说俄国,虽然有充实之军备,但是否能与中国联合,实一问题。中央有宁与日本妥协,不欲与苏俄联合之趋向。而苏俄亦不欲助任何民族复兴,以防其民族意识发展,步土耳其之后尘。所以他们的口号是“防帝国主义侵略苏联”,而不是“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现在两方面之政策,完全变更,已走向联合在同一抗日战线之途径。

大战的结果, 向左或向右,我们不得知。只知结果是光荣的,乐观的,充满了光明和希望的。只要我们准备,我们必得胜利,得解放,而奔向光明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