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天涯沦落人”

——雷垣，即《傅雷家书》中多处提到的“雷伯伯”，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教授。

我和傅雷是上海大同大学附中的同学。

我学理科，他学文科，本来不认识。不过，我也喜欢国文。有一次写作文，我写了自己的身世。后来，这篇作文被贴到墙报上去，傅雷看见了，便来找我。他说，他看了作文，很受感动，因为跟他的身世差不多。

我小时候，父母便死了。傅雷小时候，父亲受冤屈，被捕入狱。他母亲好不容易把父亲救出狱，刚出来不久，他父亲就死了。这时傅雷才4岁。这样的身世，使傅雷养成愤世嫉俗的、高傲的性格。

傅雷对我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以至结为知己。本来，文科学生和理科学生是分开住的，他却搬来跟我同住一屋。我们很合得来。不过，有时彼此对一些问题见解不同，也会吵起来。傅雷脾气急躁，常会脸红耳赤。吵过之后，第二天，他会来道歉，说自己脾气不好。我很喜欢他的直率，也从不计较他的脾气。

暑假里，我到过他的老家——在上海南汇县周浦镇。房子不算大，三四间平房，有个小院子。我见过他的母亲，个子瘦小，黑裙、短褂、白头发。她对傅雷管教甚严。那时候，傅雷常参加学生运动，母亲只他这么一个儿子，怕他出事，不让他参加。有一次，听说租界的巡捕房要抓进步学生，他母亲就把他领回乡下去。从此，傅雷离开了大同附中。

后来，他到法国留学去了，我们就分手了。我们仍常常通信。

傅雷喜欢美术，我喜欢音乐。1931年我从大同毕业，又去念音乐学院。我跟丁善德、贺绿汀还是同学呢。

1935年，我到美国学数学。1939年回来，在沪江、大同、复旦等大学教数学。当时，我住在上海绍兴路，离傅雷家不远，交往相当密切。

那时候，傅雷已经有两个孩子，大的傅聪，小的傅敏。

起初，傅雷让我教傅聪学英语。后来，发觉傅聪喜欢音乐，耳朵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钢琴上随便按一个键，傅聪没有看我按什么键，却能说出是什么音，这叫“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分辨绝对音高。傅聪那么小，就能分辨，说明他有音乐天资。

于是，傅雷要我教傅聪弹钢琴。那时候，傅家还没有钢琴，就叫保姆送他上我家学，每星期教一次。

傅聪进步很快。可是，他们家没琴，傅聪回家没法练习。傅雷问我，这孩子学琴有前途吗？

我说有前途。于是，傅雷夫妇经过商量，下决心给傅聪买了钢琴。当时，钢琴很贵，傅雷家也不算太宽裕，能够下决心给一个7岁的孩子买钢琴，是很不容易的。

傅聪的乐感很强。学了一两年，他就能在琴上弹出他自己创作的曲子。

教了三年，教不了啦。因为傅聪琴艺进步飞快，而我又毕竟是数学教授，不是钢琴教授。于是，我让傅雷“另请高明”。

在我的印象中，傅聪小时候容易激动，爱哭，跟傅雷的脾气很像。傅敏比较沉着，不大哭。后来，傅敏喜欢小提琴，也曾跟我学了一阵子。

解放后，傅聪在波兰获奖，曾把获奖时的照片送给我。我把这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的钢琴上。

在“文革”中，这张照片成了我的“罪状”之一。现在，照片也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