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无所顾忌”

——朱人秀，即《傅雷家书》中提到的“天舅舅”。他是傅雷妻子朱梅馥的胞兄。1949年前，他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49年后，担任上海某局领导。

我跟傅雷从小就认识。我家在上海南汇县城，他家在南汇县周浦镇。傅雷的母亲，是朱家的表亲。傅雷母亲的娘家，跟我们家是邻居，常来常往。所以，傅雷跟我妹妹朱梅馥，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朱梅馥生于1913年，比傅雷小5岁。他们结婚的介绍人，是我叔父。

朱梅馥是晏摩氏女校毕业的。这所学校在上海闸北宝兴路，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学校里，她学过英语，也学会了弹钢琴，只是琴艺一般罢了。

傅雷小时候在家念四书五经。后来，曾到上海徐汇公学念书，那也是教会学校，要念《圣经》。傅雷对念《圣经》很反感，被开除。于是，考入大同大学附中。

傅雷的性格刚直，看不入眼的事，就要讲，看不惯的，就合不来。后来，他选择闭门译书为职业，恐怕就是这样的原因。

傅雷对教育傅聪，是很花费心血的。他对儿子管教很严。傅聪呢？小时候很聪明，总是不满足于家里的小天地。所以傅雷一出门，他就溜出去玩。

有时候，傅聪弹琴，把小说放在琴上，弹着，弹着，走调了。傅雷听见，就从楼上下来了。

傅雷不会画画，可是对画很有研究；他不会弹琴，却对音乐很内行。他对傅聪弹琴的指法、速度、力度、节奏，都很注意，都能提出意见。他是一个具有很高艺术修养、文学修养和道德修养的人。

傅雷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亲自教给了傅聪。

傅雷被错划为“右派”，加上傅聪出走，他内心很苦闷。组织上要我多去关心他，所以我常去看望他，把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外国的形势，都讲给他听。

有一次，我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希望能与傅聪保持通信。

在当时，他们父子，一个是“右派分子”，一个有着“叛国”罪名，会不会准许他们之间通信呢？我向组织上反映了傅雷的要求。后来，得到了组织上的同意，于是傅雷父子之间又开始通信。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讲为人之道，讲爱国之情，讲艺术修养。傅雷写的信，都叫妻子抄下、留底，可惜在“文革”中被抄掉了。

朱梅馥跟傅雷结婚以后，没有参加过社会上的工作，一直在家帮助傅雷操持家务，抄写文稿。

傅聪出走以后，在英国，台湾方面多次派人邀请他去台湾。傅聪的态度很坚决，一概拒绝，他实行“三不”：“不接见、不表态、不去台。”

傅雷夫妇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双双自杀。我接到电话赶去，公安局已在那里验尸了。他们的后事，是我料理的。

1979年，我听说傅聪要回来，非常高兴。我到机场去接他。不巧，那天有雾，飞机晚点。傅聪终于平安地到达了。我把他接到家里。他那次在上海逗留了4天，住在我家。我们一起谈别后的经历，非常兴奋。傅聪的本性是“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很直爽，无所不谈。

后来，他每一次回来，我们都很高兴地叙谈。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