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煦良，即《傅雷家书》中提到的“周伯伯”。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系主任、教授。1984年1月22日去世。

我是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念书的时候，认识傅雷的。我比他高几班。在“大同风潮”中，他是学生中的头儿。当时，曾传说他是共产党，是他的母亲把他拉回乡下去的。

我跟傅雷接触较多的时候，是在1945年。我们俩合编《新语》半月刊，编辑只有我们两人。

当时，我家在扬州，我单身在上海，他就邀我住到上海巴黎新村他的家中。我们朝夕相处了半年。

那时候，傅聪每天弹琴。有一次，傅聪的琴声传来，傅雷很得意地对我说：“听，这是小家伙自己编的曲子！”

1947年，我离开上海，到武昌大学任教。他后来也离开上海到昆明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住在上海江苏路，我住在江苏路华山路口，两家很近，过从甚密。傅雷好客，朋友们常在他家聚会。柯灵、林俊卿都常去。傅雷让傅聪弹琴给我们听。我不懂外国音乐，连简谱也不识。我听那些“无标题音乐”，只好凭自己的想象力去理解，给我的印象是，傅聪的琴声如小桥流水。傅雷教子，非常耐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1957年，我差一点被划为“右派”。据说原先的“右派分子”名单上有我，最后被上海市委一位领导圈掉了。

傅雷被错划成“右派”。我深知他是一个浪漫气息很重的人、感情用事的人、不是很沉着的人（子肖其父，傅聪也是这样的人）。他很正直。我怕他受不了刺激，怕他会自杀，就常去看望他，跟他聊天。

我喜欢京戏。有一次，硬是拉傅雷去看新艳秋的戏。回来的时候，傅雷说他对京戏实在没有多大兴趣。偶然看到橱窗里的字画，傅雷却很有兴趣地评论了一番，批评某些书法“没有中锋”。

我想，既然他对书法感兴趣，就“投其所好”，借各种字帖给他练字，给他解闷，分散他的注意力。傅雷这个人，做事情很认真。没想到，他练书法，钻进去了，给他练成功了；而我呢，却没有学到手！

1958年底，一天，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领导叶以群来我家，告诉我傅聪出走的消息。他要我上傅雷家，把这一消息转告他。因为我跟傅雷很熟，由我去，比较合适，可以使这一消息对傅雷的震动会小一点。叶以群再三托我转告傅雷，“各人做事各人当”，请傅雷放心，不会连累到他的头上。

我如实去做了。当时，傅雷吃惊的神色，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说了许多宽慰的话，消除他的顾虑。

傅雷是很爱国的。后来，他通过书信，要傅聪牢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傅聪能有今天，跟傅雷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当然，傅雷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人。他被戴上“帽子”，儿子的处境又是那样，他也只能采取孤芳自赏的态度。

在“文革”中，由于我家离他家很近，所以很快就得知傅雷夫妇自杀的消息。当时我万分悲痛，写下了一首《吊傅雷》：

一街南北过从频，仓促谁知隔死生。

未必精魂来入梦，拥衾黑坐苦思君。

（作者注）我是在周煦良教授重病期间、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采访他的。当时，他鼻孔中插着氧气管跟我谈话。几天之后，我收到周教授的一封亲笔信，非常认真地作了补充说明。信的全文如下：

永烈同志：

前天您来向我了解傅雷父子情况，因事前没有准备，有些可能对您有用的事情却忘记提了。现补告如下：

傅雷本人并不搞音乐，也不唱歌，也不唱戏，连像我会哼两句京戏也不行，怎么想到要儿子学钢琴呢？原来是这样：他和林俊卿等（大约在打桥牌之余）谈到音乐时，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absolutenote！即在钢琴上随便挑一只键子，让对方听，对方便能说出是哪一个键子，亦即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能知道是哪个音），碰巧傅聪在侧，当时不过5岁左右，就以他试验。使在座人吃惊的是，傅聪竟而具有这种绝对音感，而且屡试不爽。于是林俊卿等懂音乐的朋友都怂恿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这下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至于傅雷家里为什么会有一架钢琴，（作者注：周煦良教授关于钢琴的回忆，与傅雷其他亲友，包括雷垣教授的回忆不一。他们记得钢琴是后买的。）我想是因为傅聪母亲朱梅馥是晏摩氏女校毕业，这个教会女校都要学钢琴的，毕业生好坏都懂一点，结婚后当然备一架琴。

这件事说明为什么傅雷那样全力以赴地抓阿聪的教育，因为既然要培养儿子成为一个艺术家，那就不能培养一个第二流艺术家。特别是解放前，在旧中国，在傅雷留学的巴黎，一个二流艺术家的命运是可悲的。

对于傅敏，傅雷的方针就不同了。虽然同样抓基础教育，但并不替傅敏决定大学里学什么。

我的吊傅雷的诗重写一张，让您制版。

祝好

　　周煦良

1983.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