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25日郑振铎摄于上海寓所

　　郑西谛振铎先生的名字可谓耳熟能详。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日军侵华占领上海期间，郑振铎甘冒危险，不辞劳苦，抢救大量的，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古籍善本，使其中大部分精华不毁于战火，不流于域外，为保存故国文献，特别是“江南文化”的长期积累，立下了巨大功勋，却又不为一般人所知了。1992年上海学林出版社继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之后，又出版了刘哲民、陈政文先生所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内收郑振铎与张寿镛、赵景深、张元济、唐弢、夏鼐、郭宝钧、顾廷龙、徐森玉、刘哲民、徐文垌、梁思永、郭若愚等先生的信函凡404通。大部分涉及战乱期间抢救流散善本的活动。从中，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郑振铎抢救祖国文献的卓越劳绩，还可以体会到他对于善本保护及其利用的一些超越前人的观点。

　　一

　　1937年“八·一三”抗战起，东南各省尤其是江南地区藏书家们累世珍藏的古籍善本大量散入上海旧书市。当时，各方人士包括敌伪方面（如梁鸿志、陈群，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美国方面（如“哈佛燕京学社”）都瞩目于这批珍贵图籍。时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目睹有些善本古籍落入敌手或流失异国，忧心如焚，遂与张元济（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寿镛（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凤举（藏书家、学者）、何炳松（上海暨南大学校长）联名致电重庆，认为必须尽快抢救这批文化财富。政府当即复电同意，并拨庚款原拟建筑中央图书馆的百余万元作购书款。于是，由上述五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并由郑振铎在1940年2月4日制订“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凡七条。可见，在张元济以病力辞主事的情况下，从一开始起，郑振铎就在实际上主持这项造福子孙万代的文化抢救工作了。同年底，我国著名的版本学家徐森玉（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受委派抵港，协助鉴定收购，并且负责将所收善本运出上海。从1940年初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仅仅两年时间里，“文献保存同志会”就购进善本珍籍达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几乎与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所藏善本（见于其目者3900余种）相埒！在质量方面，“文献保存同志会”所收集者门类齐整，实用书、特别是史料书较多，且又包括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赵氏旧山楼、翁氏、丁氏，南浔张氏韫辉斋、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苏州潘氏滂喜斋等几乎所有江南藏书家的精品，这些绝品也由之大多归于国家，不复隐匿人间了。至此，成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图书馆，尤其是其善本部才真正有了可能。

　　二

　　郑振铎等五人的电文说：“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这可以看作是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先生在这两年中的工作目的。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这次在中国藏书史上也许是规模最大的民间（主要是以民间名义及形式进行）搜访抢救活动何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点与色彩，比如部类齐全，精善、孤本多，抄校本及实用史料书多等。固然，战乱的特殊情势造成了大量在平时秘不示人、深藏楼斋的古籍善本流散人间，但是，作为主持者的郑振铎对于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搜访抢救活动本身意义的认识，以及他独有的版本目录学观点，却不能不是这些特点与色彩得以呈现的最直接的原因。这是一场民间人士为国护宝的文化抢救活动，其首要特征就是“为国为公”，而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为私为己以俾“宜子孙”或“子孙永宝”的藏书活动。

　　郑振铎在1940年3月20日致张寿镛先生（以下不注明者皆致寿镛先生）的信中说：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议。……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虽为时不久而麻烦已极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实甘之如饴！盖此本为我辈应尽之责也。

　　在很多信中，郑振铎都表达了这种为文化尽责的思想。如1940年3月27日信中说：“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然亦甘之如饴也。”在如此这般的心境之下，郑振铎在同年10月15日信中，在前线战场屡屡失利的情况下，他认为《晚明史料丛书》“过于凄楚，无兴国气象，拟多选有兴国气象之书加入”。

　　郑振铎的确是将这次抢救活动当作一场不见弥漫硝烟的战斗来进行的。在1940年9月1日信中，他写道：

　　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同时又认为“且究竟较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较之战士们，我辈之微劳复何足论乎！”

　　其实，与当时败退的军事战场比较，郑振铎等人所参加的是场起以哀兵、与敌争宝的主动进攻的“文化战争”。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场战斗却远为复杂。姑且不论这绝不是一场人皆能战的“战斗”，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参战者必须具备的高度的文化学术素养，是毋庸多言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日本人，以各种名义四处活动，其中不乏所谓“文化调查”者。郑振铎多次在信中提到，比如在1940年8月8日信中所言及相关事情，郑振铎直指要警惕文化汉奸。郑振铎在信中写道：

　　此人甚可恶！嘉业书满铁原出四十五万，彼来此，乃加价至六十万，平空腾贵了不少。殊不可测！文化汉奸，实可怕之至！去年曾有一日人来此，作“文化调查”，结果，无一藏书家愿与之见面者。彼只好废然而返。今换了刘某来，已见到不少人，必大有所得矣。“物腐而后虫生”，如果无内奸，外患必不致如此之烈！言念及此，痛愤无已！

　　军事战争中的盟友，也出现在这场“文化战争”中，而其角色实际上是以竞争者面目出现的敌对方。郑振铎在1940年9月1日信中写道：

　　可怪在价虽高而仍有人要。若燕京，若大同（代美人购书者），如遇彼所欲得之物，几乎是不论价而购。平贾辈亦往往因此而索取从来未有之高价。关于史料之书，尤可不胫而走。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郑振铎等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无奈地依靠与平贾“向来之交情”了。而美国人争购的“史料之书”，又正是“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抢救重点。在1941年3月7日信中，郑振铎的无奈一览无余：

　　（与袁守如）同来有王某，欲来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宋版书，见面时，当劝其为子孙多留些读书余地也！

　　相比之下，内部一些人对于书价高低等等的意见不合，自然是不足道了。

　　这场“文化战争”又有其在时间上的急迫性。1940年4月前后，郑振铎敏锐地认识到，“此数月中是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之关头也。”时间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是换不来空间的，一部珍籍善本，既不能像一座城池失而复得，也不能像一座城池毁于战火而可日后重建。这种迫切之感，在书信中触目可见。1941年8月19日信中，在总结“失败”原因同时，使用了“千钧一发”这样的字眼：

　　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思之，殊觉难堪！殊觉灰心！反省：我辈失败之原因，一在对市价估计太低，每以为此种价钱，无人肯出，而不知近来市面上书价，实在飞涨得极多极快，囤货者之流，一万二万付出，不算一回事。而我辈则每每坚持底价，不易成交，反为囤货者造成绝好之机会。诚堪痛心！二在我辈购书，每不能当机立断，不能眼明手快。每每迟疑不决而不知，每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便为贾人辈所夺矣，亦缘我辈不敢过于负责之故。往者已矣，不必再谈矣！谈之，徒惹伤心！将来，当有以自警、自励矣！

　　我们还不能忘记，这场“文化战争”同样地具有危险性，参与者随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数以千计的书通过徐森玉与唐弢先生设法秘密寄送或运离孤岛。在1940年10月16日信中，郑振铎写道：“现在此间环境日非，无人能担保‘安全’。”虽然不仅仅是指珍本书籍的“安全”。这一点，半个世纪后的受惠者们，又如何能想象呢？

　　（作者系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