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赵朴初负笈上海，从此掀开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他以一颗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断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一生涉猎多种领域，生前曾经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取得了丰功伟绩，留下了高风亮节。他九十三年的人生，也即是一段中国佛教断代史。他把香花法雨撒遍了中国乃至世界，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救众生于苦难

　　赵朴初二十多岁即投身佛教事业，在那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他以其勇敢、慈悲和智慧，把数不清的受苦受难者解救出来，使他们得以安身立命。

　　赵朴初家族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感情，像先祖赵文楷、赵畇、赵继元等，虽未皈依佛门，但其思想深受佛教的浸润。特别是赵朴初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安庆地区佛教历史悠久，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历史上出过数不清的高僧大德。在赵朴初小时候生活的寺前河周围，佛寺林立，梵音悠扬。赵朴初很小就随母亲到寺院上香、礼佛，很小就在心中植下了佛种慧根。

　　1926年，赵朴初到上海关家生活，大姨关静之、大舅关炯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关炯之曾在上海租界当法官，后来专门从事佛教事业，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赵朴初从东吴大学肄业后，在觉园养病期间，读了大量的佛经，正式成为三宝弟子。1928年，南京政府有人提议以庙产办学校，遭到佛教界的反对。江浙佛教界在上海集会，成立江浙佛教联合会，以抵制政府动用庙产。经关炯之介绍，赵朴初在该会当了一名文牍元。后该会改组为上海佛教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佛教会，赵朴初因工作出色，后来担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是母亲将他引入了佛门，而大舅则把他带上了从事佛教之工作之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形势越来越紧张，上海官民合办了一个“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地点设在云南路的仁济善堂，赵朴初时任常务委员，驻会办公。

　　8月14日，日寇飞机、炮舰对上海狂轰滥炸，无家可归的难民在街上哭成一片。这时，赵朴初的朋友吴大辊来了，他们各手执一面红十字小旗，冒着枪林弹雨，率领成千上万的灾民脱离险境，叩开了宁波同乡会大楼、金城大剧院等处，将那些灾民安顿好。

　　“慈联会”下设了一个“战区难民委员会”，统筹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赵朴初任收容股主任，主持办起难民收容所50多个，收容难民50多万人。当时，还有许多地下党人在难民收容所得到掩护。

　　1938年，赵朴初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将700多名青壮年难民送往皖南新四军，为抗战输入了有生力量。后来，又陆续输送共3000多人进入革命队伍。

　　1942年，难民工作结束后，赵朴初又担起了上海流浪儿童教养院院长的重担。赵朴初提出教育院以教养孤儿、帮助学生自立为宗旨，兼授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后来教养院改为少年村，一共救助了几千名流浪儿童，不但使他们安身立命，还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上海即将解放，赵朴初说服圆瑛大师等高僧大德留在上海，为稳定上海佛教四众的思想和保护上海佛教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9年9月26日，赵朴初和巨赞法师作为佛教界代表，赴京参与了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业。

　　书写中国佛教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赵朴初等率领中国佛教“涤瑕荡垢，重见光明”。特别是利用佛教文化交流这条纽带，与周边国家开展民间外交，为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正式邦交奠定了基础。

　　1953年6月，来自全国三大语系佛教的141名代表，聚会北京广济寺，宣告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赵朴初在这次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佛协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当选副会长兼秘书长，是中国佛教协会日常工作主持者，他大力号召佛教徒与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全国佛教信徒们也获得了新生，他们积极适应新社会，融入新社会，加强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学习，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恢复了佛教界“农禅并举”的风规，开展农业、手工业和文教卫生事业，僧人中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造林英雄、先进教师等，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四众弟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经济生活得到改善，佛教活动受到尊重。佛教教育、学术、文化等项工作取得进展。

　　按照周总理指示，赵朴初利用佛教文化交流这条纽带，开展与邻国的民间外交。

　　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赵朴初主动将一尊药师佛像托日本代表带给日本佛教界。此举，在日本佛教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日本有识之士接住了这根从中国主动伸来的橄榄枝，对过去的战争行为发出忏悔，并将大批中国劳工遗骨送回中国，以实际行动表示中日友好。

　　1954年，赵朴初等应吴努总理的邀请，到缅甸访问；1955年8月，赵朴初跟随刘宁一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日本首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与日本佛教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1956年3月，赵朴初前往印度，讨论有关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的筹备工作；1957年4月，赵朴初率团到锡兰出席世界佛教徒大会。12月，赵朴初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埃及，出席了在开罗召开的亚非团结大会；1959年5月，赵朴初的足迹远到莫斯科、拉脱维亚、斯德歌尔摩等地，参加有关和平活动；1961年3月，赵朴初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参加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会前的纪念泰戈尔诞辰百年会议上，痛斥印度反华势力；1963年，由赵朴初策划并组织，在中日两国开展起较大规模的“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活动……

　　此外，赵朴初还在国内参与接待了印度总理尼赫鲁、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老挝首相富马亲王、缅甸总理吴努、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的来访，安排参观中国佛教。至于接待的各国佛教代表团，就不计其数了。

　　赵朴初这连年的走南闯北，不仅恢复了我国和南亚、东南亚国家之间中断了将近1000年的佛教关系，促进了佛教南传北传两大系统间的相互了解，同时也使中印两国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在国际上更加深入人心，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的外交和世界和平事业。

　　高举“人间佛教”大旗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赵朴初利用其崇高威望和高度智慧，高举“人间佛教”大旗，使中国佛教于废墟中逐渐恢复生机，走上全面复兴之路。

　　“文革”期间，中国佛教受到严重破坏，赵朴初也被关进了牛棚，直到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他才出来为恢复中国佛教做些工作。

　　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适逢中国佛协成立30周年。在这次会议上，赵朴初做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这次会议将“人间佛教”思想定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思想，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1987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把“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写入中国佛教协会章程。

　　赵朴初“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了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其思想理论建立于三点：其一是积极圆融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其二是缘起无常的世界观、菩萨行的人生观；其三是人间净土的建设。

　　几十年来，中国佛教在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指导下，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一批被其他部门占用的寺院回到佛教徒手中，数不清的古刹于废墟中重辉；培养了一大批佛门龙象。中国佛学院于1980年恢复办学，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相继成立。随后，一大批地方佛教院校相继开办或恢复，全国初具规模的初、中级佛教院校达30多所。赵朴初还于1986年和1992年两次主持召开了佛教院校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办学经验，研究推动佛教教育事业发展和佛教人才培养的办法和措施；全面推动佛教自身五项建设。赵朴初把佛教自身建设归纳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五个方面，制订了一系列制度加以保障这五项建设；积极参与社会关怀。每次大的灾难来临时，佛教界总是紧急行动，并发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佛教徒及海外佛教界人士捐钱捐物，一起投入救灾工作。赵朴初个人更是以慈善为怀，身体力行，带头参与社会救济救灾工作；佛教交流空前活跃。赵朴初领导中国佛教协会积极扩大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层面和增加友好往来的频率。特别是与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的佛教界往来十分频繁。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谊工作也大力加强。1993年，赵朴初提出佛教是中日韩三国友好交流“黄金纽带”的构想，得到韩国和日本佛教界一致认同，至今轮流每年在三国召开佛教友好交流会议。这是他晚年开展佛教文化国际交流的又一大手笔。

　　赵朴初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他还就整个社会主义宗教，在宗教理论、政策、宗教立法、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理论、政策方面也有新的建树。

　　赵朴初去世后，中国佛教继承他的遗志，继续高举“人间佛教”大旗，得到更大的发展。当今中国佛教正在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和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系文史研究专家，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