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资除了应付家用外，每月还有两大支出：一是买药。虽说国家有保健制度，有些较贵的药还得自己掏腰包。二是买书。我是做研究工作的，又爱书，不得不买。自从物价飞涨以来，两者颇受限制，生病而无力买药，做研究工作而无力买书。都是人间苦事。幸而这几年来，我的病情逐渐好转，有些药可以不吃；书呢，旧书越来越少，等于没有，新书自然买一些，只是鉴别为难。

　　比如以莎士比亚为例，有人研究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译了一部莎翁剧本或者写出一篇关于莎翁的论文，比之你译第一幕第三幕，他译第二幕第四幕，我译第五幕并写后记，或者从外国学者著作里东抄几句，西摘一段，敷衍成文，同样出书，同样定价，同样皇皇地登在国内第一流刊物上，我，还有许多读者，究竟应该买哪一部书，读哪一篇论文呢？

　　无法比较，难以鉴别，心里不免踌躇起来。我的办法是：不买。就和生病买药相似，因此书也少买。这样一来，反倒减少一点生病无力买药、研究无力买书的痛苦了，失中有得。

　　提起书，几乎可以说是和我的生命纠结在一起的。我在《书城八记》的第一记《买书》里说：“我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略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做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说的确是实情。不过我要来个声明，这里所谓“有目的”，指的是别人卖出，我偏买进，有点存心对着干的意思。至于一般买书，却要比1942年再早十五个年头，也就是在1927年前后。

　　我是十三岁那年（1926年）到上海的，进中学后，因为爱哼几句旧体诗，学着作，那时虽然已经接触过白话诗，并未大量阅读，仍然十分佩服南社诗人柳亚子、陈去病、苏子谷等，也喜欢那个十七岁便为国殉难的夏完淳，他被执后在舟中所作吊老师陈卧子的《细林野哭诗》，我通篇都能背诵。因此寻访的也是《南社丛刻》《国粹丛书》等近似现在所谓丛刊一类的旧书，整套的不易觅得，有了也买不起。当时上海卖旧书的地方除汉口路、福州路外，还有两处：城隍庙和老西门。这两处离我居住的地方较远，不过书价便宜，尤其是城隍庙。护龙桥附近有许多书摊，零本残卷，遍地都是，只要花工夫寻找，总不会毫无所得。因此碰到星期天或者假日，只要身边有一两块钱，我便常常到那儿访书去。

　　如果时间只容许去一处，我选择的是城隍庙。从天主堂街往南，进新北门，不远便是小世界，这是城隍庙的北口。沿着小世界间壁那条街道再往南走，街上颇有几家卖花粉（现在叫化妆品）的商店，好像上海有名的昼锦里一样。经过“鸟市”，附近有三家书店：菊龄、葆光和饱墨斋，菊舲卖的主要是西文旧书，葆光虽然是城隍庙最早的旧书店，但因经营不善，后来什么都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家文具店了。我去得较多的是饱墨斋，这里常有“五四”以来的期刊和早已绝版的单行本。

　　我曾以八毛钱买到过《莽原》第一卷合订本，书是所有者自己装订的，牛皮纸包背，分成两册，装得很差；饱墨斋主人还有个脾气，大概是为广告吧，他喜欢在书的封面上盖个青莲色铅字长方印，文曰：“上海城隍庙饱墨斋经售图书”，章虽不大，却是难看。我一直耿耿于怀。后来遇上机会，不惜多花些钱，换回两卷单本《莽原》。第二卷封面和第一卷有别，但仍出司徒乔手笔，每期画面虽同，颜色备异，道林纸毛边精印，朴素大方，风格独具。偶有余暇，晴窗展读，一编在手，真个是使人心旷神怡，祛病延年。不过这是后话。我那时却还在钻故纸堆，并且把以文学鼓吹革命的南社诸先贤作为唯一的师承，所以我的兴趣不在饱墨斋，而是在护龙桥一带。

　　苏州有条护（苏州人读如“蘑”）龙街，沿街都是书肆和裱画店，上海城隍庙的护龙桥多的却是用报纸铺着的地摊，或者将门板搁起来的板摊，上面放着各种各样出售的图书，从南首桥脚拾级而上，直达桥面，然后又拾级往下稍稍拐左，路两边都是书摊。我在这里买到不少零本的“南社丛刻”、“国粹丛书”本的郑所南的《锦钱余笑》、张苍水的《奇零草》、谢皋羽的《晞发集》、夏完淳的《续幸存录》《石达开诗文钞》以及清末印行的《太平天国战史》《大彼得遗嘱》《郑成功》《胡雪岩》《自由血》《瓜分惨祸预言记》《迦因小传》《俄国情史》《浙东三烈士集》等等。在1942 年大批购书之前，十五年中，我就零星购了一些文言著作，以后又从饱墨斋、老西门、爱文义路卡德路（现在的北京西路石门二路）一带零星购了一些“五四”以后的白话书，随读随扔，所余不多。但这些书却培养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对祖国和民族的爱，对文化界前辈的尊敬和理解；我并不懊悔漏购了许多当时唾手可得、价格便宜的好书。从城隍庙、老西门一直到卡德路，我常常遇见一位身穿长袍、腋下挟着几本旧书的中年人，在摊旁留连，有时干脆蹲在破纸堆边，耐心地一本一本挑检。记得有一次，在我翻过的旧书中间，他居然挑出一本《二十世纪大舞台》来，这杂志一共只出两期，我暗暗佩服他的眼力。直到1934年1月的一次宴会上，我遇见他，经主人介绍，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写过《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钱杏邨先生。由于爱好相同，我们谈得十分投机。

　　隔不多久，我又和钱先生在旧书店里见面，这回算是熟人了，谈得更多，更起劲。我因为有事，先走一步，他马上尾随出来，把我拉在一边，低声地说：“我姓张，叫张若英，书店里都称我张先生，你就叫我阿英先生。”

　　我又知道他就是在《自由谈》和当时许多刊物上写稿的阿英先生。

　　以后我们常有往来，直到他离开上海。他收藏清末材料极为丰富，我却偏于“五四”以后，各有重点，互不相涉。我在上海成都路一个书摊上见到他《洪宣娇》剧本手稿，摊主居为奇货，几经商量，终于出重金买了下来，到北京后送给他；他也为我找过光绪年间单印线装本的王国维《静安文集》，这本书有篇王国维的《自序》，谈到他写《红楼梦评论》曾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以及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里开始对叔本华学说表示怀疑，极为重要。我调北京后，最初住处离他的棉花胡同寓所不远，有一个时期，中国书店设在国子监，我们相约到那边会面，一同看书。“十年动乱”他的书遭到浩劫，虽然后来发还一部分，大概不到十分之五吧，其余的没有还，但可能尚在人间；我的损失没有他的大，不过损失就是损失，根据调查，我的书早已化为纸浆或灰烬，永远不再回到我的书架上来了。

　　从上海城隍庙到北京国子监，六十二年中间，我的生命是始终和书相纠结的；检书、买书、读书、写书，如今发脱齿落，垂垂老去，说是无旧书可买，遇新书难买，主要的却是：我对书的感情已经渐渐地淡下去，不仅没有兴趣买书，而且没有兴趣读书。我感到无力，对于书，看来我实在有点疲倦了。天！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样的疲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