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文里对藏书家表示了很大的不敬，这还只是从他们和书籍的关系着眼，使人吃惊的是：在政治品质上，钱牧斋已经是大家熟知的民族败类，其实明末清初，有不少大藏书家都是易代之间的贰臣，而且问题不仅在于一个时期是这样。早于此时，例如宋初越州刺史江元叔，少年削发为僧，卖身投靠，以“小长老”身份入宫媚侍李煜，后来却和樊若水共谋，一同断送了南唐的天下，这个刁钻汉是个藏书家。后于此的，例如清末两广总督叶名琛，颟顸而又好作大言，临阵之际，迷信乩语，终至被掳去国，在途中天天为英军作画，却还自称什么“海上苏武”，这个软骨虫也是个藏书家。写过《书林清话》的叶德辉，平生反对维新，反对辛亥革命，最后又反对1927年的农民运动，终于受到了镇压。晚年专门为人编藏书目录，自己写了《艺风藏书记》的缪荃孙，当袁世凯称帝时，也曾到处活动，演出过上表劝进的丑剧。为什么藏书家里处处都是这样的人呢？莫非书读得太多，反而使脑瓜糊涂起来了吗？不是的。

　　原来这些人虽然自说典衣卖屋，甚至啼饥号寒，在旧社会里，有力量藏书的，只能是士大夫，或者是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子弟，这个立场就很足以说明他们中间某些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了。

　　从学术上讲，我以为藏书的意义本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当世，有益于后人。如果藏书家重楼深锁，一味“以独得为可矜”，那他收藏的愈多，对学术界也便愈没有好处。《渑水燕谭录》记李公择读书庐山，居五老峰白石庵，有书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僧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而子瞻为之记。”这恐怕是藏书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明清两代藏书家虽多，大部不肯轻易示人：宁波范氏天一阁一直悬挂着“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的禁牌；武康唐氏万竹山房的藏书，一律铃有“借书不孝”的印记；朱彝尊因为要借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乃至施展阴谋，用盛筵将遵王绊住，暗地遣人“以黄金及青鼠裘”贿其侍史，悄悄窃出，约书吏数十人费半夜工夫抄成。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

　　至于像曹秋岳的《流通古书约》，丁菡生的《古欢社约》，虽然有人大加吹嘘，主张“取以为法”，其实是局限在小圈子里，和读书界并无关系，不能与李公择相提并论。

　　《古欢社约》和《流通古书约》字数不多，曾收入缪刻《藕香零拾》，现在还很容易看到。《古欢社约》主张各就有无，“互相质证”，但它只是丁、黄两家的私约，仅仅通行于丁菡生和黄俞邰之间，条文规定不欢迎第三者参加：“恐涉应酬，兼妨检阅。”言下之意十分清楚。《流通古书约》的应用范围似乎大一点，“楚南燕北，皆可行也。”不过它主张藏书家彼此“就观目录，标出所缺”，然后由“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说明即使在敌体之间，也仍然连原书都不让一见。要质证，要流通，而又限制重重，活活地画出了订约者的用心和气度。古人说：“借书一瓻，还书一瓶。”借得好书，酬以美酒，正合苏养直“休言贫病惟三箧，已办借书无一瓻”的意思。但到了后代藏书家的嘴里，却成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一面主张不借，另一面又主张借了不还，所谓“借书而与之，借人书而归之，二者皆痴也”了。这是私有制度下独占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有些人害怕名声太坏，于是别出心裁，互相标榜，“取古人之精神而生活之”，目的在于做到不借而借，借而不借，方自以为得计。

　　《流通古书约》和《古欢社约》正是这样的产物，字里行间，处处跳动着藏书家的脉搏，在昭告其患得患失的心情。然而这是不足为训的。每当读着它们的时候，我总觉得浑身都不舒服，仿佛看到了什么本来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一样。记得梁启超死时，遗嘱将藏书五万册移交北京图书馆，于1929年办理手续，曾经轰动一时。现在试读双方互换的信件，却原来并非捐送，只是一种有条件的寄存，在当时已被誉为创举，这以前的情况便可想而知。至于说效法梁氏，固然继起有人，但要成为整个社会风气：公家能够认真地处理书籍，私人能够放心地将书籍交出去，让自己心爱的东西有个妥善的归宿，的的确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事情。

　　由此看来，如果说旧时藏书家有什么贡献的话，主要不在于借书存书，而是长期以来颇为风行的刻书。因为刻书无损于己，有益于人，藏书家皆优为之。曾经刻过《学津讨原》和《墨海金壶》的张海鹏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历来由藏书家翻刻的古书不少，便是个人刻的也不止一种两种，因此多数采用了丛书的形式。张之洞在《劝刻书说》里，表扬了鲍、黄、伍、钱四家，指的是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黄丕烈《士礼居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式古居汇钞》和《指海》等，这些都是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大丛书。此外如杨氏《海源阁丛书》、潘氏《滂喜斋丛书》、黎氏《古逸丛书》，虽然数量上不及前者，但在书林颇负盛名，翻一翻近年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还可以看到不少有关的材料。

　　在私人刻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虞山毛氏汲古阁。汲古阁刻过《十三经》《十七史》，刻过《津逮秘书》、唐宋元人集和别的一些未曾梓行的珍本。当时远至云南，也有人遣使携款，到常熟购书。几百年来，毛刻风行天下，其中如《说文解字》《宋六十家词》《四唐人集》《八唐人集》等，很受学者称道。毛子晋是明末常熟有名的藏书家，他的收书方法极为别致，在大门前挂个榜，写道：“有以宋刻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末两句，在穷读书人看来，未免有点咄咄逼人。不过商贾是欢迎的，一时南北书舶，群集迎春门外七星桥下，至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之语，毛家为了翻刻古书，设有印书作坊，雇刻工二十人；印书用纸向江西定制，分厚薄两种，厚的叫“毛边纸”，薄的叫“毛太纸”，说明了至今尚在沿用的这些名称的由来。但是汲古阁的下场却很惨。相传毛子晋有个孙子，讲究茶道，购得洞庭山碧萝春茶叶，虞山玉蟹泉泉水，一时没有适当的木柴，这位孙少爷看着《四唐人集》的雕板，叹息说：“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于是每天劈一些，烧一些，所谓“家近湖山拥百城”的汲古阁，不久就断送在这位“风雅”子孙的手里，烟消云歇。

　　别的书板也随着流散。其结果，不过是使后人枉费心机，大做其《汲古阁书板存亡考》而已。

　　毛氏汲古阁抄本，特别是他的影宋本，一向受藏书家重视。

　　至于刻本，只算作瑕瑜互见，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以所藏的善本作底本，刻书的时候，又未能亲自校勘，细加厘订，而只是雇人代劳，以致舛误极多。段玉裁、孙从添、黄丕烈都曾对此表示不满。《书林清话》甚至说他流传谬种，贻误后人，断定其功不掩过，不能于校雠家中占一席地。汲古阁的受到这些责备，于理是允当的，但同是这个《书林清话》的作者，对于另一部也是错误百出的丛书——《楝亭十二种》，却又曲予庇谅，这就不知道他究竟是为的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