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3日，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所高校师生①，赴总统府请愿，在新华门遭到总统府卫队的毒打，酿成“六三惨案”，亦称“新华门事件”。对于这次运动，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时任北大教授的马叙伦先生评价甚高，称“‘六三事件’的规模，实在远过‘五四运动’，因为实际上有革命意义的，而且也‘事闻中外’，国内教育界没有不给我们援助”[1]。

　　此次事件，起因于教育经费短缺，政府拖欠教职员薪水。民国肇造，财政一直捉襟见肘。1916年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中央政府财权旁落，田赋和其他税收经常被地方截留，到1918年各省不再向中央解款，造成中央财政更加入不敷出，致使国家教育经费偏少，在全年总预算中不及2%[2]。政局动荡，战争频仍更加剧了教育的危机。北京政府将大批财力投入战争，有限的教育经费被挪用，国立院校经费被长期拖欠，教职员生活都无法保障，引起学界的广泛不满，因此索薪罢教事件屡屡发生。1919年12月，北京各校教师因索发现金罢教二十余日。1920年7月爆发了大规模的第一次直皖战争，耗费了大量的钱财，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更加严重，几成无源之水，涸可立待。到8月，北京高校教职员的工资就已拖欠4月之久，引起师生们的极大愤怒，停课、罢教事件常常发生，往国务院、教育部请愿、索薪的师生代表络绎不绝。经费紧缺，学潮频繁，教育的正常秩序根本无法维持，已成混乱状态。对于这些情况，教育部穷于应付，被弄得焦头烂额。总长位置成了烫手山芋，无人愿做，自五四运动傅增湘辞职以后，空缺一年有余，都是由次长代理。1920年8月，范源廉凭其在教育界的声誉，第三次出任教育总长，任职伊始，整天忙于筹集教育经费。经过多方奔走，11月他好不容易从财政部和烟酒公卖事务局筹得十余万元，但无济于事，除小学教员的欠薪全发外，中学仅发一个月，而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教职员才发半月。“百法俱穷，无为可计”[3]，范源廉日日困顿于借款之中，艰难斡旋于政府与学校之间，但始终无法调息学潮，解决不了教育经费问题，不得已于1921年4月向大总统徐世昌提出辞呈，任职仅8个月。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索薪罢课风潮便不能停息。面对这一问题，北京政府打算通过征收所得税的办法予以解决。1920年7月财政部设置所得税筹备处，9月大总统徐世昌签署命令，督促实施。1921年1月颁布了所得税征收细则，规定自本月起，立即开始实行，并提出所得税款的七成用于教育，三成用于实业。由于政府信誉丧失，又加上各界的反对和抵制，当年在北京各机关征得税款10310元后[4]，便草草收场，教育经费仍然没有着落。

　　教育经费积欠日多，而政府又拿不出可行性办法，到1921年，索薪运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3月上旬，北京高校教职员工资又被拖欠3月之久，激起国立八高校教师相继罢课停教。4月8日，八校教师全体辞职。4月12日，2000余学生赴总统府和国务院请愿，北京各中学也起来声援，一致罢课。迫于压力，北京政府接受教职员提议，与教职员会联合会代表议定由交通部拨付财政部每月特别协款22万元充做八校经常性临时费用，各校欠款先支付一个月，其余的分为三期，由银行担保，4、5、6月各付一期。尽管八校教职员对此决议不甚满意，考虑到广大学生求学心切，而且教育为国家生命之根本，不可长期耽搁，决定5月3日起复职。谁料时隔不久，又起波折。5月10日，靳云鹏由署理而正式出任内阁总理，破坏与八校达成的协议。4月份的教育经费及补发教职员一部分欠薪的条款未曾履行，又借口八校均未复课，教职员薪费暂时停发。这一倒行逆施，激怒了八校教职员。5月22日，八校教职员联名发布了《全体辞职宣言书》和《敬告国人书》，谴责政府的失信行为，指出政府采用遮掩、拖延的手段破坏教育，号召全体国民保卫教育，捍卫全民族的生命。教师的行动得到了八校学生的同情与支持，学生界代表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补发教师的欠薪，保证教育经费，维持正常的教育秩序。5月30日，八校50余名教职员代表赴教育部索薪，无果。于是，更大规模的索薪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6月3日，北京国立八高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聚集在教育部门前，国立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也自动参加，几千人冒雨簇拥着教育部次长马邻翼前往总统府请愿，不仅要求发放欠薪，而且还喊出了教育基金和经费独立的口号。当请愿队伍走到新华门时，大批军警蜂拥而出，对着师生用刺刀乱刺，枪托乱劈，顿时血流成河。马叙伦和李大钊分别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和书记的身份走在队伍的前头，惨遭毒打。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满脸血污。北大校长蒋梦麟、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以及多名教职员和师生受伤，连次长马邻翼也难以幸免。在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请愿队伍走散，受伤的师生被送进了北京首善医院。徐世昌仍然不肯罢休，派出特务看守医院，监督受伤师生的行动，又以毁坏他名誉为由，把马叙伦等人告上法院。

　　“六三惨案”爆发后惊动了全国，一时群情激愤，纷纷通电声援。上海复旦大学、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校，以及各地学界联合会发出通电，痛斥北京政府的暴行，要求严惩滋事卫兵，维护教育界权利。《申报》《晨报》《大公报》等报刊对事件大肆报道，扩大社会影响。不少社会名流也大力支持北京师生的行动，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电邀请北京高校教师南下办教育。迫于压力，北京政府派出汪大燮、王芝祥等人出面调解，答应向师生谢罪，慰问伤者，医药费由教育部承担，又承诺4月份的决议仍然有效，6月份的经费即发，前两月所欠经费由各校以临时手续领发。在政府答应一些条件后，八校师生相继复职、复课，这次索薪事件才暂时告一段落。“六三事件”虽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因为政府财政拮据，政局动荡等因素，使教育经费始终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但这次事件又一次唤醒了教育界的觉醒，使政府不能无视教育界的吁求，尤其是对于政府把1924年第二批退还的庚子赔款全部用于教育，充作教育经费，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注释

　　①国立八高校是指北大、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等北京八所高等学校。

　　参考文献

　　[1]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M].北京：三联书店，1983.

　　[2]整顿财政计划[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C]（第三辑）财政（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3]范源廉.范源廉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

　　[4]国家税务局.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