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笔名西谛，浙江温州人，杰出爱国主义者、作家、藏书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发表反帝反封建作品，曾在上海主编宣传抗日、反对专制的《公理日报》《民主周刊》等。新中国建立后，郑振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他平生热衷藏书，为传承民族文化，保存珍典古籍做出非凡贡献,40多年的不懈坚持、10万卷藏书的坎坷经历，堪称中华藏书史上的隽永传奇。

　　承传好家风

　　1898年12月19日，浙江永嘉县乘凉桥郑家老宅，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祖父郑承晟为他取名“振铎”，“铎”是古代形似铙钹的乐器，发音洪亮，他希望孙儿日后声名大振，出人头地。郑氏家族是世代承传的书香门第，清代就有高祖郑元璧、叔祖父郑允展等5位先人考中进士，那时，不经十年八载寒窗苦读，绝难拔筹中举，郑承晟年轻时从福建迁来浙江，携带最多的家当就是几大箱藏书。

　　爱书喜读的家风为郑振铎积淀下优秀的血脉传承，他十几岁念私塾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岳飞传》《水浒传》等名著。40多年后他回忆说：“余素喜治流略之学，童稚时，不但通读《汉书·文志》《古文观止》等，尚手录《隋书经籍志》《八史经籍志》等，时自省览。”

　　1917年，郑振铎考入北平铁道管理学校，课余最喜欢去浏览旧书市，眼望褐黄的书卷被风吹日蚀，深叹自己无力拯救古人的珍贵典籍……他订成一册《求书日录》，在扉页写道：“我要把保存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

　　从那天起，他发现善本、孤本、钞本等珍籍，就把书名、作者、印刻年代、卷数等信息详细记在《求书日录》上，在北平读书3年多，以史籍、诗文、戏剧、故事等分类，共记载古籍4800多种，为日后搜书、藏书积累了可靠依据。

　　他还利用学业之余创作、编译文稿,1920年，他翻译出版了《俄国戏曲集》，拿到稿费立即跑到旧书市，买下明代散曲《词林逸响》、版画集《彩笔情辞》等80多卷古籍，他承传喜读爱卷好家风，终生不懈的藏书生涯从此开始。

　　手抄救孤本

　　1921年，郑振铎毕业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做译文编辑。一次，他出差浙江鄞城(今宁波鄞州区)，闲暇步入一家旧书屋，发现一套元代古籍《录鬼簿》，这套书记录了金、元两代80余位知名杂剧、散曲艺人的生平和代表作。

　　他想买下，但店主要价过高，只得请求租阅，结果店主只允许他在店里看，不许拿走。恰好店主家楼上开客栈，他便租住楼上，雇来两位誊写快手，加上自己,3人圈在屋里两天一夜，把《录鬼簿》全部抄完。后来，这部原书佚失，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就是依照郑振铎抄本排印。

　　1927年，郑振铎因投身反帝反专制斗争，受到军阀政府通缉迫害，不得不远赴英法等国避难。到英国的第二天，早已抵达伦敦的舒庆春(老舍)、朱光潜等人为他接风，对他说：“这里的图书馆有许多从祖国掠夺来的古籍，你要去看一看，对藏书大有益处。”

　　当郑振铎走进大不列颠图书馆，果见难以计数的中国古籍，翻阅更为震惊，许多踪迹难寻的孤本、善本，都默默躺在异国的书架上，他心头涌起一股难以忍耐的酸楚，眼含泪水暗下决心：带遭劫的中华民族智慧结晶“回家”！

　　但图书馆有严格规定：古籍只可阅读，不许借走、抄录。这难不倒郑振铎，他在阅览室把古籍段落背熟，再到休息室默写下来，后来觉得太耗力费时，便把白纸粘在大腿的裤子上，穿起大衣，坐在阅览室偏僻角落，撩开大衣偷偷地抄。一个人太慢，就找老舍、朱光潜等人帮忙，在英国几个月，抄得10多万字珍贵孤本，还浏览了绝大部分中国古籍，并做了详细记录，回国后出版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专著。

　　多年后，他收藏明代初刻《南北宫词记》8部，《昭明文选》33种，《玉台新咏》8种等孤本，其中大部分是在英国的手抄稿。

　　倾家购善本

　　1928年至1937年，郑振铎创作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数种专著，稿费所得换来了万卷古籍。他购书、藏书不惜代价在文化界颇具名声，当时的文史专家王伯祥说：“西谛买书之勇，世罕其匹，虽典质举债，不恤也。”

　　1938年3月的一天，郑振铎在旧书店发现一套赵琦美手抄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赵琦美是明代“脉望馆”藏书楼主人，万历年间，他竭力收集整理元、明两代各类剧本，耗时3年多，手抄剧目242部，集成《甲编》《乙编》2套共64册《古今杂剧》，堪称元、明戏剧大成，是弥足珍贵的善本。

　　他与店主杨寿祺讨价还价，最终以1千元讲妥。郑振铎拿出全部积蓄，变卖值钱家当，最后把呢子大衣、礼帽都送进了当铺，才筹足款项，取书时他还托付杨寿祺帮忙打听《乙编》的下落。没几天，杨寿祺有消息传来：《乙编》32册在闸北“集宝斋”古董商孙伯渊手中。郑振铎急忙去找孙伯渊，谁知他也热衷藏书，已寻找《甲编》多年，得知被郑振铎购得，竟提出两个意想不到的条件：“一是我出5千元，买你的《甲编》；二是你出1万元，买我的《乙编》。”孙伯渊想以漫天要价，给对方一笔赚头达到自己目的，不料郑振铎并未还价，一口应承出资1万元购买《乙编》。

　　原来，郑振铎早有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宅，最少值2万元。但张罗出售不禁叫苦，当时上海局势紧张，日本轰炸机常常掠过，防空警报不时响起，民众惶惶，都无心购置房产。他只得四处托关系，把房屋抵押给银行，拿到5千元贷款，急忙全部交了定金，并与孙伯渊签下协议：余款1个月内付清。

　　此时的郑振铎，再也无力承担巨额购书款，他请来好友张元济(商务印书馆总编)、程瑞霖(暨南大学校长)、张咏霓(光华大学校长)等人商议，大家有的借公款，有的拿积蓄，终于凑足了5千元。

　　郑振铎购得全套善本，撰写《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说：“得《今杂剧》最为重要，它在中国文学宝库、历史文献资料里是一个巨大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钞本的发现。

　　大隐隐于市

　　1941年12月，日军攻陷上海，文化界许多爱国人士有的投奔陕北解放区，有的远走重庆大后方，但人们却不知道郑振铎去了哪里，许多好友也不清楚他的下落。

　　1942年元旦刚过，上海居尔典路(今湖南路)一条里弄的二层小楼，搬来一位长衫礼帽、戴着圆眼镜的新房客。不久，街坊得知他姓陈，是个书商。渐渐地，街坊发现，陈先生勤快热情，每天晨练时都把弄口打扫干净，邻里有事总来帮忙，但他很少出门，只是躲在楼里看书、写字。代收水电费的马阿婆说：陈先生家楼上楼下摞得全是书，十几个大木箱装的也是书，是有文化的人。

　　但邻里们不知道，“陈先生”虽是文化人，却也是被日伪特务四处搜捕的“抗日分子”郑振铎。上海沦陷前，胡愈之、沈雁冰等人劝郑振铎去延安，那里是他多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数万卷藏书如何带走?几经慎思，他还是下定决心留下来。他悄悄租好房子，在好友唐弢(后任文汇报副刊主编)的帮助下把藏书运来，除去家人，谁也不知他的居住地。

　　怕暴露行踪，他不敢回家，家人也不敢来看他，湿冷严冬，独自守书，仰望寒天朦月，心中涌起阵阵伤感，慨叹万千，禁不住命笔疾书：“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世何地，均姑不闻问矣。”

　　在他心绪低落、思想灰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唐弢转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他冒险留在上海守护藏书，对他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保护文化遗存的精神十分钦佩，并带来口信——一旦有危险，只要到指定地点，用暗号联系，马上有人安排他去苏北解放区。中共党组织和陈毅军长的关怀，让他备受感动，极大增强了藏书、护书的信念和决心。

　　日伪统治下的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郑振铎隐居的小楼，距弄口闹市不到50米，每天都能听到警车呼啸，他也多次被特务纠缠，险象环生。

　　有一次，他外出回来，被一个便衣特务拦住盘问，因拿不出证件，特务推推搡搡要把他带走。恰好马阿婆买菜回来，一见特务纠缠“陈先生”，忙从弄堂叫出七八个正在聊天的街坊，大家近前，两人一左一右扭住“陈先生”，边朝弄口疾走边假意叫道：“欠我们钱什么时候还?走！警察局说去！”另几人围住特务问这问那，待特务分开众人，“陈先生”早已出了弄口，不知去向。

　　郑振铎在浦江滩头阴霾笼罩，十里洋场血雨腥风的逆境中，忍辱负重、历尽艰辛，护书、读书、写书，坚守了4年多。1500多个日日夜夜，他冒牢狱之危“大隐隐于市”，彰显出一个大藏书家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不泯初心、赤子情怀。

　　卷藏蕴传奇

　　郑振铎的书架上，有一套用特制木箱装藏的古籍，每次打开都要带上手套，小心翼翼地翻阅，连家人也不知他缘何如此独钟、呵护这套34册的明代平话小说《西湖二集》。 1953年的一天，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来做客，郑振铎乘着酒兴，道出这套书的来历：“1922年3月，我与鲁迅先生在北平会面，谈起善本收藏，我说已收集到明代小说《西湖二集》上卷，共17册，下卷找了好多年，始终不得。当时先生点点头，没说什么。谁知过了半年多，我在上海突然接到鲁迅先生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竟是17册原版《西湖二集》下卷，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当时先生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界名家，尚为我藏书的事挂心，这是我最难忘，最宝贵的善本。

　　1958年1月，郑振铎来上海调研，闲暇时浏览古旧书店，发现一套明代万历年间刻本《玉簪记》，翻开封面，见扉页撕损被粘接，脑海中立刻翻腾起难忘的记忆：1929年，他在旧书摊见到这套明代高濂著的《玉簪记》，书中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冲破戒律礼教，拼死相恋的传奇故事，让他越看越爱不释手，突有阵风吹来，刮撕扉页，他向摊主要来浆糊，从其它旧书页撕下纸条细心粘好。

　　当时，他囊中羞涩，但知道有一笔稿费很快到账，就决定买下。经讨价还价，摊主少100元绝不出手，他便急忙跑回来，向好友胡愈之、唐弢、叶圣陶等人求助，听说要买一套善本，大家四处张罗钱，第二天下午终于凑足，几人兴冲冲地赶到旧书摊，不料《玉簪记》上午已被卖出，郑振铎久久伫立书摊前，仰天长叹……

　　自那以后，每想起这套珍籍，都涌上阵阵遗憾。时隔30年它再映视线，看到自己当年粘接的扉页，更似见久别的故友……他按标价买下全套，向随行人员讲起与这套书的情缘，大家都为其富于传奇的经历啧啧称道。

　　他在《玉簪记》题跋中写道：“三十年梦魂相思，终得有之，能不谓为书缘有合乎?聚书满家，独此素系心头，即遇合亦甚奇也。”

　　郑振铎繁忙工作之余，把整理、阅读藏书视为最大乐趣，他常常捧卷凝神，仿佛每套、每册都是记忆的留存，都有难忘的故事。眼望一排排、一摞摞饱蕴历史沧桑的珍籍古卷，他经常自语：“倘若我不在人世，这些书全是国家的。”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团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幸飞机失事罹难，享年60岁。他去世后，许多商家前来收购藏书，有的出价高达40万，但家人遵照他生前“这些书全是国家的”这一遗愿，把珍藏的94400多卷古籍全部捐给了国家，最好地实现了他生平的藏书梦。

　　作者系辽宁省锦州市作协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