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正是而立之年的赵朴初怀着满腔的爱国情和慈悲心，积极投身上海抗日救亡事业，以其大智大勇，在上海佛教界和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积极救助难民，与日伪势力巧周旋，支援皖南的新四军，教养大批流浪儿童，写下了他人生中辉煌篇章。

　　孤胆救难民

　　赵朴初1907年生于安徽安庆，1911年回祖居太湖县寺前河状元府，在家乡接受了启蒙教育。1920年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住在上海关家，表舅关絅之在租界当法官。在关家的安排下，进入东吴大学附中，一直读到大学。1926年，赵朴初因患肺结核，不得不结束大学生活，回到关家养病。这时，表舅关絅之不在租界当法官了，举家迁往觉园。作为一个佛教徒，关之全身心投身佛教事业，参与组织上海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江浙佛教联合会、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在关絅之带领下，走上了从事佛教工作的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形势越来越紧张，由国民党官方出面，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佛教人士参与的“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主席是许世英，副主席是屈映光、黄涵之、潘公展等人，赵朴初当时任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地点设在云南路的仁济堂。上海社会局派来干部，掌管“慈联会”的人、物、财权，但这些人又不管事，能推则推，能拖则拖。别人管的，赵朴初帮着出力，别人不管的，他则管起来，因此得到一个绰号，叫作“不管部部长”，忙得不亦乐乎。

　　“八一三”的前两天，“慈联会”租了10多辆卡车运送难民。8月14日，由郊区进入租界的难民挤满了云南路。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不时有炸弹落进租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卡车司机吓跑了，无家可归的难民哭成一片。这时，赵朴初的朋友吴大琨来了，赵对吴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把难民安置起来。”于是，他们各手执一面红十字小旗，对难民们说：“跟我们走，我们找地方安顿你们。”率领成千上万的灾民脱离险境，叩开了宁波同乡会大楼、金城大剧院等处，将那些灾民安顿好。这一夜，他们找到十多处安置难民的地方。第二天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消息：“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救难民”。

　　第二天，“慈联会”负责人屈映光、黄涵之等几位老先生来了，听了赵朴初的汇报，看到国民党当局派驻“慈联会”的人员杳无踪影，于是在“慈联会”下设了一个“战区难民委员会”，统筹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屈映光任主任，下设收容股、卫生股、遣送股等年轻、机智而勇敢的赵朴初任收容股主任，负责难民的收容工作，也为难民提供衣食住行。

　　随着淞沪抗战的失败，上海华界沦陷，租界沦为“孤岛”，难民越来越多。“慈联会”所属的难民收容所先后有50多个，收容难民约50多万人次。难民工作也引起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重视，派遣地下党员来到收容所，指导难民工作。赵朴初也早就从媒体、朋友和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共产党的事迹，对坚决主张抗日救国的共产党人敬重有加。赵朴初掌管着难民收容所的人事权，在他的帮助下，许多共产党人暂时隐蔽在难民所。难民所里秘密成立了“难民工作党委”，各收容所都有党组织。焦明（刘平若）、朱启銮、汤镛、周克、丁瑜、诸敏等人就是党组织派来的。曹狄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共产党干部都曾在难民收容所得到掩护和救助。

　　在抗战初期，赵朴初和中共地下党员应青壮难民的强烈要求，对他们进行培训，送往大场等地开展救护工作。赵朴初还和上海佛教界高僧大德们一起，组织上海僧侣救护队和掩埋队，成立上海佛教医院，从前线救治伤兵7000余人，掩埋士兵、贫民遗体2万多具，充分展示了中国佛教徒慈悲济世和大无畏的佛教精神，鼓舞了全国佛教徒的抗日救亡斗志，同时也为各地佛教界开展抗日救亡树立了榜样。

　　在周克等人的建议下，赵朴初做出决定，从各难民收容所选出一批优秀儿童成立了工华难童收容所，丁瑜担任主任。丁瑜和难童们同吃同住，对难童们进行政治教育和技能培训，难童们后来大部分都成为我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原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堤就是从这个所里走出去的。

　　同学梅达君也来了，赵朴初安排他在慈愿难民所当所长，周克当副所长。慈愿难民所的难民来自四面八方，成分极其复杂，流氓地痞不少。此前，梅达君在贵州当过县长，有一定行政经验，他的父亲是同盟会员，与国民党元老吴忠信拜过把子，而吴忠信又与蒋介石拜过把子。梅达君善于和巡捕房的探长打交道，和工部局外国人周旋，能镇得住，成为赵朴初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赵朴初还积极联系租界工部局陈鹤琴、沪江大学刘湛恩等人，组织开展难民的教育工作，成立了由朱启銮等五人组成的教育巡视组。由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在难民所办起无线电培训班，又办起慈联中学。胶州收容所有几个教员被日军指名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引渡，巡捕房将他们扣留了，赵朴初找到陈鹤琴等人，通过各种关系，把人救了出来。

　　曾助新军旗鼓振

　　1938年初，中共中央长江局设在武汉，周恩来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沙文汉布置工作，要上海地下党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新四军。同年6月，上海地下党派林枫去皖南军部商谈，回沪后确定重点在难民中动员参加新四军。朱启銮和焦明找赵朴初商量，赵朴初欣然同意。但这件事办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因当时环境十分复杂，风险很大。

　　那时，赵朴初知道屈映光从上海租界租用英国船运货到温州做生意，有一位佛教人士潘人伟当经理。赵朴初计上心来：船既然可以来往运货，那当然也可以运人了，是否通过这个途径把难民送到新四军去？于是赵朴初就同焦明商量，将难民组织起来，经过温州送到新四军。为稳妥起见，赵朴初先派焦明亲自去新四军军部商谈。焦明去了新四军军部，接待他的是新四军二师政治部主任余立金。新四军主要领导叶挺、项英等人也很高兴，又专门派余立金到上海，在正大收容所当管理员，做准备工作。

　　这样较大规模地组织难民壮丁出去，肯定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赵朴初与焦明、余立金商量，需要找一个借口。于是，他以难民中有许多壮丁，送回郊区等于是资敌，留在“孤岛”上也不是办法，而江浙皖一带荒地不少，可以“移民垦荒”，解决难民救济经费日益困难、开展生产自救为由，说动了“慈联会”的黄涵之等上层负责人，得到了租界当局的支持，还获得国际红十字会的同情和物资赞助。为了争取合法，他专门向已从上海撤往内地、担任国民党救济委员会负责人的许世英写了申请报告，并得到批准。于是难民参加新四军就以合法的形式进行动员输送，同时还组织了租界和各界人士为参加“垦荒”的难胞筹集物资和开荒费用。

　　“慈联会”包了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轮船。1938年8月18日，首批700余人，主要是青壮年、少年难民中的优秀分子和不少收容所里的干部，乘了敞蓬大卡车分别到达法大马路（金陵东路）轮船码头。为避免日伪怀疑，还安插了一些老人、孩子、妇女及乞丐、流浪汉等作为掩护，每人都发给难民证。这次难民旅途中租船、吃住费用都由“慈联会”负责。

　　赵朴初站在欢送的人群中，目送轮船鸣响汽笛，离了码头而去。他寄希望这些年轻人一定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一首诗脱口而出：

　　黄浦江头送别

　　挥手汽笛鸣，极目楼船远。

　　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

　　雄风舞大旗，万流归浩汗。

　　同弯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到了温州后，由朱启銮持上海“慈联会”和红十字会介绍信，找温州红十字会罗德铭（“慈联会”副主任闻兰亭的学生，焦明去时，已和他建立了关系）接洽，由他们将700多人安排在两个大庙里住下。这时，新四军干部丁公量已在温州等候，经请示党组织，将难民中的老弱妇孺另找地方安置，其余的去新四军。三天之后，新四军派人到温州迎接，然后从温州步行近一个月，于9月下旬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送走难民以来，赵朴初心神不宁，总是担心会出什么差错，个人受点损失可以承受，因为这还牵涉了地下党，牵涉到整个难民机构，牵涉到成千上万的难民。当他得知难民平安到达新四军军部，才长长舒了口气，一颗久悬的心终于放下了。

　　当时在难民中只能公开动员去内地开荒，只是在一些进步分子中说明是去新四军，行动中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而且在离开上海进吴淞口时日本人要查，到了内地又要经过国民党政府的盘查。所以能够顺利达成目的，没有出事，可以看出赵朴初严密的组织工作能力。

　　据统计，从1938年8月到1939年初，赵朴初与地下党人一起动员组织三批青壮年1200余人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是当时难民工作成效的一次集中体现。这批人员去新四军后，加强了新四军的有生力量，提高了新四军的文化、技术素质，大多数都成为新四军的骨干。后来有的去苏南，有的去苏北，还有的到浙东。许多人经过战争的锻炼，成为党政高级领导干部。

　　1997年，赵朴初作了一诗《九十抒怀》，其中写到“曾助新军旗鼓振”，说的就是在抗战中支援皖南新四军的事，他自己认为这件事“差堪启后生”。

　　建起一个革命堡垒

　　到1940年，难民工作接近尾声。赵朴初受关絅之之托，主持在觉园成立了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接受了上海国际救济会移交的无法遣散的孤儿难童80余名，加上佛教净业社收养的20多个孤儿，共有百余人。关之任院长，赵朴初任副院长兼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

　　赵朴初提出教养院以教养孤儿、帮助学生自立为宗旨，兼授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他认为：“我们的教育目的，在乎怎样纠正孩子们过去的缺点，教他们怎样做人，读书识字都是其次的。教养院应该是一座桥梁，把孩子们从黑暗的一头，带到光明的一头。”

　　赵朴初亲自设计了一面院旗，红底，上面印有佛教标志。又请陈震中选曲调作院歌，后陈震中借用苏联歌曲，赵朴初亲自作词。有了院旗、院歌，每天早晨要做集体操，举行升旗仪式。他用这样的方法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

　　教养院通过开展军事演习、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等活动，进行革命思想启蒙和爱国主义教育。同学们在教养院及以后的少年村里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一些老师、同学还加入了地下党。

　　净业教养院的规模不大，属于佛教慈善机构，因此不为敌人所注意。中共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将遇到风险的地下党员、革命同志，如段力佩、计淑人、马崇儒、万流一、诸敏等送到教养院来工作，名义上是教职员工，实际上是在这里暂时躲避。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与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短兵相接。激战7昼夜，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少数人分散突围或被俘，大部分阵亡。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赵朴初哀悼惨死于家乡安徽的英灵，这也使他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他写下了著名的《哀辛士》，“辛士”，谐音，即新四军：

　　哀辛士

　　岂能北辙又南辕，无北无南八表昏。

　　信有修能遭众嫉，竟教积毁铸沉冤。

　　鸱枭在室悲弓折，魑魅甘人可理论。

　　逼窄江南容后死，弥天泪雨望中原。

　　赵朴初与胡愈之、许光平、吴耀宗、陈巳生、雷洁琼、严景耀、吴大琨等志趣相投的一些同志，倡办了一个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并担任理事长。为了作掩护，“益友社”还请了几位年长的、受上海人尊敬的社会名人来做理事，如关絅之、闻兰亭等。有一天，几位老者都来了，大家互相以“某某老”称呼，如关絅老、闻兰老。看到年轻的赵朴初忙前忙后，于是，有一位社友就开起了玩笑：“现在社里新增一老，叫作赵朴老。”于是，才三十来岁的赵朴初就被“抬举”成“赵朴老”。这也是“赵朴老”的来历。

　　“孤岛”沦陷后，郑振铎藏有一批古籍，非常担心落于日本人之手。经人推荐，郑振铎找到赵朴初，将这批古籍放在觉园的珍宝馆，使这批古籍得以安全保存下来。

　　赵朴初一心只求慈航普渡，能早日解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曾经在日军明令禁止战略物资流入根据地之际，帮助惠群布厂厂长陈诚中隐藏和运送织布机到根据地去，也曾把吴大琨送来的收发报机通过可靠途径送交新四军。赵朴初还通过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的关系，把大批医药卫生用品，包括X光机以及罐头、牛奶等营养品和蚊帐、毛毯等物资运交新四军。

　　具有丰富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的关絅之，懂得赵朴初从事的工作时时有生命危险，他一直在竭尽所能支持赵朴初，但还是深深为赵朴初的安全担心。有一天，关絅之的两个儿子关君永、关君宏兄弟在阳台上玩耍，无意间从屋檐的瓦片中发现了一些文件和传单，还有图章，立即交给了父亲关絅之。关絅之一看，知道是赵朴初带回来的，他把这些东西藏在安全之处，严训两个儿子不准告人。赵朴初回来后，他把赵朴初找到房中，密谈了两个多小时。这种教训，让赵朴初受益无穷。

　　日伪机关和国民党三青团都来拉拢关絅之和赵朴初加入他们的组织，送来钱甚至汽车。那时赵朴初生活很困难，但他毫不为所动。他对好友说：“再穷，我也不会拿他们的钱。”

　　皖南事变后，根据地下党安排，有方南君等百余名新四军的小同志曾寄养于教养院。教养院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孩子，极易让日伪特务怀疑。赵朴初周密安排，将小战士安排于学生之中，没有露出破绽，最后将这批小战士以遣散儿童的名义全部送往苏北新四军。

　　日伪特务还是怀疑教养院有问题。有一天，派来一个科员，说是来检查指导工作，实际上是来监视的。赵朴初自有办法对付特务，他让教养院的老师带学生到佛殿，排成圆圈，念起阿弥陀佛。每天两次，除了做佛事活动，就是读书做工、吃饭睡觉，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个特务住了两天，一无所获地走了。

　　日伪又派来一个日本女教员，推行奴化教育。她很有信心地教起日语，但学生们总是以不懂来回答。她又教学生唱《支那之歌》，这是侮辱中国人的，学生要么不唱，要么曲不入调，乱哼一气，把她气走了。赵朴初表扬了孩子们的做法。

　　抗战后期，上海经济困难，粮食价格飞涨。教养院经费严重不足，学生缺衣少食。赵朴初积极想办法，带领教职员工上街捡鸡蛋壳，将鸡蛋壳磨成细粉，和豆浆一起，给孩子们喝；还让人去四处募捐动物骨头，熬汤给孩子们增添营养，使教养院度过最艰难的时期。

　　据统计，从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前，教养院（后改名少年村）先后收容、教育难童3000多人，使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之材，有的还成党和军队高级干部、专家等。

　　马飞海（时任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兼教委书记）曾评价净业教养院：“赵朴初有很大的气魄，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他大胆地接纳和团结了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把教养院和少年村办成一所革命的学校，一个革命的大熔炉，也成为中共的一个地下堡垒。”

　　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赵朴初又积极投身于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最终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