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长江流经南京时，古称扬子江。扬子江的下游、江苏江阴夏港古镇，便是吴文藻的出生地。吴文藻出生于1901年4月12日，父亲吴焕若（？-1930），母亲倪赛梅（1871-1959）。 

　　吴文藻在自传中说：“父亲童年失学，后来也没有念过什么书，因而家中没有什么藏书。”（《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以下简称《自传》）但是，他出生与成长的夏港镇，却有着丰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夏港处于苏、锡、常之间，与六朝古都南京、现代新兴城市上海，距离都不远，属于吴文化区域。吴文化从形成到发展，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志士仁人、文人骚客，先后有唐寅、文征明、徐霞客、缪荃荪、刘半农、刘天华等。自小便在肥沃的吴文化土壤中生长的吴文藻，自然受到感染，得到培育，5岁头上，“便由我二姐陪我到乡下的一所启蒙学堂上学。后升江阴城里的礼延学堂高小。”礼延高等小学的前身为创办于1738年的暨阳书院。由于自西风东渐的1903年就开始实行新学制新教育，使用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教科书”，这所学校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开风气之先，有着清新的现代文明气息，成为了江阴县最好的小学。1912年至1915年，吴文藻在这里接受了三年的高等小学教育，从现代知识到古典文学都打下了扎实基础，深得老师的喜爱。当时，正值民国初年，社会动荡，风起云涌，吴文藻也立下了爱国报国、强国富国之志，就在12岁生日的前几天，他用了一首诗来表示自己的赤子之情： 

　　坐北朝南望南山， 

　　日出取暖东是海， 

　　一江春水北是街， 

　　月光斜照西车站， 

　　远走高飞求成才， 

　　为国保家称好汉。 

　　诗写完，言未尽，便又在一块木板上，用小刀刻下了“忠孝仁爱”四个大字。这一切，他做得很神圣，像是独自施行的“成年礼”。从乡村的初等小学，到进入县城的高等小学，吴文藻学完了《钦定学堂章程》所有的蒙学课业。“毕业时名列第一，获‘三优’奖”。礼延学堂高小毕业时，得到一位关怀他的曹老师及时指点，他参加了北京清华学校在江苏的考试。发榜时有吴文藻的名字，但未被录取，原因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罗某，让他的亲戚把名额占去了，吴文藻只好进入江阴县城的南菁学校。 

　　南菁学校当然也是名校，曾经培养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吴文藻之前有唐文治、庄蕴宽、蒋维乔、吴稚晖、钱昌照等，之后有陆定一、蔡邦华、王鹤亭、曹鹤荪、汪曾祺等，以吴文藻的天分与勤奋，南菁学校一定能将其培养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是，吴文藻入学一年之后，在曹老师的再次劝说下，继续报考了清华学校。这次如愿以偿，以他尚未丰满的羽翼，飞离了扬子江岸，飞向了北方的蓝天，开始实现他“远走高飞求成才”的志向。 

    吴文藻  

　　1916年8月下旬，长江两岸的暑气尚未消退，家人帮助吴文藻打点行装，准备上路。已出嫁的姐姐，也回娘家为弟弟送行。不仅是吴焕若一家，全村的人都为吴家的公子考上了北京的学堂而高兴。但吴家有喜也有忧，虽说清华学校不用缴纳学费，但去北京的盘缠也足以令父亲吴焕若发愁。儿子出远门，也得要点置装，铺盖、行李箱总是要的，富家人还得准备皮箱、手提的藤箱等，吴家只能从简。路费呢？好在吴氏宗族有富庶人家，吴文藻在自传中说：“同宗吴漱英代我筹了旅费，并带我进了北京。” 

　　吴文藻因为南菁学校的学历，经过面试，直接插入中等科的二年级，这个年级（1923级）的同学有顾毓琇（一樵）、李迪俊、吴景超、徐宗涑、张忠绂（子缨）、梁治华（实秋）、孙立人、陈植、梁思成等八十余人。 

　　清华学堂是留美预备学堂，一切免费。学制八年，前三年是初中，后三年是高中，最后二年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二年级。课程和教材也与美国相仿，除中国史等少数课程外，基本上都是用美国的英文原文教材。教师也基本上都是留美人员或直接从美国等聘来的外国人。在清华学堂的头几年，我是遵规蹈矩地接受美国的那一套教育。（《自传》）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校园不现什么波澜，吴文藻七年清华园的日子，也许就是这样度过的：学游泳，打篮球、网球；上课，英文课、中文课；做作业，物理、化学、数学、心理等各门课的作业，有时间便钻进图书馆，身边有永远读不完的书。然后是每周洗两次澡，每两周写家书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后寄出。除了寒暑假外，大概是不会离开美丽的清华园的。 

    体育运动中的吴文藻 

　　但是，1919年五四运动来了。清华园的平静被打破，学校的生活出现了波澜，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他们人生的轨道。 

　　清华学校当时还不被视为大学，加上地处海淀偏僻的郊外，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中，没有飘扬清华学校的旗帜。但五四运动的滚滚惊雷，很快便响彻在清华园的上空。当时，吴文藻在高中一年级，秋季便升入二年级，属热血青年了，自然也深受鼓动与影响，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使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也卷入了清华的游行活动，但队伍走到西直门时，城门被守兵关了，进不去，只好在海淀一带游行。在此期间我也写过一些爱国反帝的宣传品。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在此时开始得到了确立。（《自传》） 

　　五四运动后的清华，学生们不仅开展大量的课外阅读，而且自愿组成不同的社团，从事课外活动。1920年，吴文藻与翟桓（毅夫）、张忠绂看到青年学生中大量课外阅读的需要，便在校内开办起了“书报贩卖社”，向北京、上海甚至全国的出版商接洽代销，五折或七折计算，卖不完的书报则退还。同时，还与梁实秋、顾毓琇、翟桓、李迪俊、吴锦铨、张忠绂六人组织“小说研究社”。除了开展活动之外，梁实秋、吴文藻等人共同翻译《短篇小说做法》一书，印一千多册，居然全部售出，可以看出五四之后一般学生在文学方面的追求，同时可以看出吴文藻在文学方面的爱好。“五四运动后喜欢杂志和新书的学生极多，购买力又强，书报贩卖的店房、灯、水等都是学校供给，我们只出书报的邮费，这种生意哪有不赚钱的？结账，除可分得若干杂志和新书外，还可以每人赚二三十元。”（梁实秋）但是，吴文藻没有朝着文学方面去发展，他从这些活动中，体验出、提升为“社会服务”。这时，他写了一篇论文《社会服务的研究》，对五四时期兴起的社会服务做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服务理论与方法的构想。 

　　吴文藻即将要离别清华之时，恰为清华建校12周年之日。校庆中开展了“清华学生生活批评征文”，出版了《清华生活》纪念专号。清华建校12年，吴文藻在校7年，占了大半的时候，对清华学生的生活有很深的感受，有很大的发言权。于是，撰一长文，题为《评清华学生生活》，成为纪念专号中最具理性与分量的文章。 

　　七年的清华生活，使得来自扬子江边的吴文藻得到了丰富的营养，同时也将他的眼界垫得很高：“清华学生生活另含特别的意义。我们所享受的权利与机会，为国内一般学生所没有的；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中国学生界的特殊阶级呀！”吴文藻的文章既是回顾与总结，也是留恋和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