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这篇论文，与冰心的《绮色佳Ithaca》发表在同一期刊物上。一为爱情，一为事业，两朵生命之花，同时绽放在西方的土地上。1926年夏天，吴文藻在完成论文答辩后，乘车前往波士顿。他要帮助冰心做回国前的各种准备，同时完成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求婚书》： 

　　谢先生 

　　  太太： 

　　请千万恕我用语体文来写这封求婚书，因为我深觉得语体文比文言文表情达意，特别见得真诚和明了。但是，这里所谓的真诚和明了，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人造的文字，往往容易将神秘的情操和理外的想象埋没掉。求婚乃求爱的终极。爱的本质是不可思议的，超于理性之外的。先贤说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也可以说，爱是一种“常道”或是一种“常名”。换言之，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常道”，故不可道；爱又是超于理性之外的“常名”，故不可名。我现在要道不可道的常理，名不可名的常名，这其间的困难，不言自明。喜幸令爱与我相处有素，深知我的真心情，可以代达一切，追补我文字上的挂漏处。 

　　令爱是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她的恋爱和婚姻观，是藻所绝对表同情的。她以为恋爱犹之宗教，一般的神圣，一般的庄严，一般的是个人的。智识阶级的爱，是人格的爱。人格的爱，端赖于理智。爱－－真挚的和专一的爱－－是婚姻的唯一条件。为爱而婚，即为人格而婚。为人格而婚时，即是理智。这是何等的卓识！我常觉得一个人，要是思想很彻底，感情很浓密，意志很坚强，爱情很专一，不轻易地爱一个人，如果爱了一个人，即永久不改变，这种人的爱，可称为不朽的爱了。爱是人格不朽生命永延的源泉，亦即是自我扩充人格发展的原动力。不朽是宗教的精神。留芳遗爱，人格不朽，即是一种宗教。爱的宗教，何等圣洁！何等庄严！人世间除爱的宗教外，还有什么更崇高的宗教？ 

　　令爱除了有这样彻底的新思想外，还兼擅吾国固有的道德的特长。这种才德结合，是不世出的。这正是我起虔敬和崇拜的地方。她虽深信恋爱是个人的自由，却不肯贸然独断独行，而轻忽父母的意志。她这般深谋远虑，承欢父母，人格活跃，感化及我，藻虽德薄能鲜，求善之心，那能不油然而生？她这般饮水思源，孝顺父母，人格的美，尽于此矣，我怎能不心诚悦服，益发加倍的敬爱！ 

　　我对于令爱这种主张，除了感情上的叹服以外，还深信他有理论上的根据。我们留学生总算是智识阶级中的人，生在这个过渡时代的中国，要想图谋祖国社会的改良，首当以身作则，一举一动，合于礼仪。家庭是社会的根本，婚姻改良是家庭改良的先决问题。我现在正遇到这个切身的问题，希望自己能够依照着一个健全而美满的伦理标准，以解决我的终身大事。我自然更希望这个伦理标准，能够扩大它的应用范围。令爱主张自己选择，而以最后请求俯允为正式解决，我以为这是最健全而圆满的改良南针，亦即是谋新旧调和最妥善的办法。这就是我向二位长者写这封求婚信书的理由。 

　　我自知德薄能鲜，原不该钟情令爱。可是爱美是人之常情。我心眼的视线，早已被她的人格的美所吸引。我激发的心灵，早已向她的精神的美求寄托。我毕竟超脱了暗受天公驱使而不由自主的境地，壮着胆竖立求爱的意志，闯进求爱的宫门。我由佩服而恋慕，由恋慕而挚爱，由挚爱而求婚，这其间却是满蕴的真诚。我觉得我们双方真挚的爱情，的确完全基于诚之一字上。我们的结合，是一种心理的结合。令爱的崇高而带诗意的宗教观，和我的伦理的唯心观，有共同的理想基础和共同的感情基础。我们所以于无形中受造物主的支配，而双方爱情日益浓密，了解日益进深。我想我这种心态是健全的，而且稳重的。我誓愿为她努力向上，牺牲一切，而后始敢将不才的我，贡献于二位长者之前，恳乞您们的垂纳！我深知道这是个最重大的祈求；在您们方面，金言一诺，又是个最重大的责任！但是当我作这个祈求时，我也未尝不自觉前途责任的重大。我的挚爱的心理中，早已蕴藏了感恩的心理。记得当我未钟情于令爱以前，我无时不感念着父母栽培之恩，而想何以实现忠于国孝于亲的道理。自我钟情于令爱之后，我无时不深思默想，思天赐之厚，想令爱之恩，因而勉励自己，力求人格的完成，督察自己，永保爱情的专一。前之显亲扬名，后之留芳遗爱，这自命的双重责任，固未尝一刻去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