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在上海工作，主要是做救济工作和佛教方面的工作。为了要成立一个佛教组织，1952年，周总理要我到北京来。1953年我到北京，1954年把家搬来。这以后和周总理见面多起来，谈的多是宗教方面的工作。有些外宾来了，与佛教有关的，周总理叫我参加。比如缅甸的吴努总理是佛教总理，他们来，周总理要我见。有时候见外宾，我讲话，周总理也在场，他对我还是鼓励居多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政协讲话，用的都是佛教的语言。我讲的时候周总理在台下听，这也是对我的鼓励。1955年，我到日本去，那时候中日邦交没有正常化，我就算是作为民间的外交官。这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们连翻译一共是7个人，先到香港，坐英国飞机到日本。日本政府那时候不给签证，后来日本有一个很有地位的和尚，他同鸠山首相关系比较好，他说这7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佛教徒，可不可以让他来？鸠山同意了，就给我一个人发了签证。我们就请示周总理了。他说：“那么好，去吧！”后来日本方面的朋友又同政府交涉，总算7个人一起去了。 

　　我到日本去，是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因为原子弹第一次爆炸就在日本嘛！所以要举行这么一个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这个大会也叫它广岛大会，是1955年8月6日开的。 

　　1957年我又去了日本，接连去了几次。我记得有一次从日本回来见了周总理，单独见的，在西花厅他住的地方。他跟我说，你们跟国际上的人交往不要吵架，不要搞得面红耳赤，应当是进行感化教育。你看到最近放映的一个电影没有？是一个朝鲜电影，讲一个妇女碰到一个老头，他很不讲道理，这个人并没有当时就跟他吵起来，她以自己的行动感化了这个人。这部电影我一直没有看过，后来听说叫《红色宣传员》。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有人出去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这是周总理给我的教育，一个教导。 

　　有一次周总理叫我做一项工作，说：“你把中国的佛教名山去编一个电影吧。”当时贺龙也在，就跟我讲峨嵋山是怎么的好。但周总理交办的这件事情我没有完成，我觉得很对不起总理呀。 

　　我记得有一次由我发起的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代表会在北京召开。我跟周总理提出，请周总理见见代表，周总理都见了，还答复了各个代表提出的问题。有些外国的佛教徒来，我写信给周总理，请他见见，他都见，没有一次拒绝过。柬埔寨有一个和尚来访问，我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也见了，而且在会客之前还跟我聊过天。 

　　我在西花厅曾听到有些人不止一次跟周总理说，你这个房子要修一修。那个时候西花厅那个房子还有漏污痕，柱子上的漆都剥掉了。他笑了笑，这个房子始终没有修。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曾经见过周总理在办公时，穿着套袖。他说，我从来都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总理在办公的时候还穿着套袖，这样节约。周总理对自己那是非常严格的。周总理是德范，道德的模范。我概括了三句话：他严肃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对待事，真诚地对待人。 

　　记得邓颖超大姐90岁寿辰时，我就讲了，邓大姐很像周总理，他们两个人很像，都是这样。周总理对待自己那样节约，那样严格。说到认真，大家都知道的。记得那是1975年，毛主席谈到古代有一个大翻译家，叫作鸠摩罗什，是新疆库车县人。鸠摩罗什翻译是很了不起的，是个伟大的翻译家，他说过：“学我者病”。毛主席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传到周总理那里，他不懂，就叫秘书来问我。我就书面地写了，佛教里是有这个话的，你能够学我的东西，就等于学了最好的药品了……要是不会学的就是毒药。总理这时已经病得那么重了！ 

　　上海解放初期，我把美国在华的经济合作总署所有的产业接收了过来。我曾经提出来，在上海的经济合作总署是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那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来帮助的，所以它有很多的东西，如纱布棉花等。那时候我们的工业基本上是纺织工业，是工厂需要的东西。我提出来把这个经济总署的东西拿过来做救济工作。华东大区的领导同志说要请示中央。那时我已到了北京，有一天晚上我都睡了，周总理叫人把我找来，到了他那里，那是我第一次到西花厅，周总理就问我这个事。我说这个事可以，我们现在灾情很重，皖北大水，苏北大水，很需要这些救济款，应该把它拿过来。周总理就答应了。我回到上海就报告了华东局的领导同志，这样就让我去跟他们办交涉。救济总署的署长叫乔伊斯?路易斯，是个美国人，他见到我相当害怕。我就跟他交涉。我说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是负责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的，谈了3天，最后还是破裂了。那时候军政委员会正在开会，我就向他们报告。第二天，军管会主任陈毅同志就以军管会的名义，把他所有的仓库都封了，接收过来了，都交给我。要说救济工作，那个时候我的钱最多。周总理那个指示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