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艺批评家。他涉足的领域十分宽广，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等多个方面，并且他在这些领域中所达到的深度也是罕见的。笔者近日有幸整理翻阅了558封傅雷书信，徜徉在这些书信里，犹如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其内容包罗万象，从中折射出来的思想更是流光溢彩。有关于翻译的“神似”论，有对中西方文化的独到见解，更有对绘画、音乐、教育、出版等的精辟剖析和精彩论述，内容丰富翔实不胜枚举，很多已被后人挖掘和论述。但是，傅雷的档案意识，却未见有人论及。意识支配人的行动，档案意识高低关乎档案的行为准则高低。档案意识小而言之关系到档案资料的形成、积累，大而言之关系到整个社会、国家民族的历史风貌遗存。傅雷的档案意识，虽然很少被冠以“档案”二字，但他对书信、手译稿、讲稿等档案资料的重视却表现在很多方面，散见于其书信的字里行间，犹如散落的珍珠，既清晰可见，又弥足珍贵；既影响深远，又意义重大，表明他是一个档案工作的践行者。本文试就傅雷书信中折射出的档案意识进行归纳、分析和评述，希望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思考和借鉴。

　　一、存为所用——清晰可见的档案利用意识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载，它的原始性、历史性、记录性是它的价值所在，从傅雷的往来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善于运用档案资料。

　　1.利用文献档案目录索取所需资料

　　1943年9月20日，傅雷致书自己的忘年之交、也是我国著名的山水画家黄宾虹：“故宫令友寄书时，可否恳其将故宫现存出版物（不仅限于书画古物，即文献档案亦在内）目录附寄一份，或就原有目录上将现有之书名圈出即可。”这是傅雷托他向故宫的朋友索要档案资料的目录，以便按图索骥，收集到自己喜欢的书籍、字画和其它档案资料。这是笔者见到的傅雷书信中最早直接提到“档案”一词的书信，但其它间接体现的档案意识却不胜枚举。

　　2.借助档案资料解决各类实际问题

　　傅雷深知档案资料的凭证和参考作用，他不仅自己注意保存，而且常提醒朋友注意保存，他对重要信件都存有底稿。实践证明他的这一做法十分必要，多次帮他解决实际问题。他曾通过“复写副本”解决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于失误向他索要不合理的一笔书款。1957年4月16日，傅雷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寄来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稿酬清单，附有译者自购书20部发票一纸，当时傅雷一头雾水，当即函达人民文学出版社主任郑效洵先生，说明相关情况。原来寄来的清单和20部书不符合傅雷原先要求的“搭印穿线钉的平装本20部”。傅雷指出，现在既然仍系三眼钉，所以不能算作“搭印本”。并告诉对方：“此项意见，敝处有复写副本留存，故决无误记情事” 。由于傅雷存有底稿，上述问题有理有据得以顺利解决。

　　3.深明档案资料“鉴往知来”的重要意义

　　傅雷深明档案资料的价值和史料研究的重要意义。1945年10月5日，傅雷曾在《民主》周刊第13期上推荐《历史的镜子》一书，并发表评论文章，文中写道：“因为作者是治史的学者，材料搜集相当丰富……至于以史料的研究，用为针对现实的论据，在从前是极通行的，从习作文章起到策论名人传世的大作，半数以上都用这类题材。自从废止文言以来，史论就冷落了。但在目前倒利多弊少，颇有提倡的需要。第一，学术和大众可因此打成一片，尤其是久被忽视的史学，更需要跟大众接近：‘鉴往知来’，作他们应付现实摸索前路的南针。……希望作者继续公布他的研究成绩，即是像附录内所列的18则史话和12则旧史新话，也是值得大规模搜集、分析而陆续印行的。”

　　这段文字里，鲜明地表明了傅雷对于档案资料、史料的重视和肯定，并指出即使只是史料公布也是“值得大规模搜集、分析而陆续印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