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记录、留存——难能可贵的档案形成意识

　　档案形成意识，在档案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就档案工作的环节来讲，如果不从源头上注意资料的形成和积累，就谈不上后期的收集和管理，提供利用更是空中楼阁。因此，档案形成意识不仅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基础和条件，也是做好其它各项工作的基础和条件。只有从源头抓起，才能保障后续过程的积淀和发展。

　　1.按照事实形成档案资料

　　傅雷十分重视按照事实形成记录，指出这是对后世有史料意义的。1962年6月24日，傅雷致汪已文信：

　　“鄙意宾翁生于同治四年丑元日，为先生印章及自序所言，因未入春而增一岁，复以虚龄计算，故生前逢癸作十数（题画亦然）。但今此纪念及作《年谱》等等，对后世实有史料意义，不能迁就宾翁个人习惯，当按照事实确定1865年1月27日同治四年书乙丑元日为宾虹生辰（此系据《王云五大辞典》附录百年阴历折算阳历表；《年谱》以1865年1月27日为同治三年甲子除夕，不知何据）……此点已向华东局诸公说明，诸公亦认为纪年应向历史负责，实事求是。若先生亦表同意，则《年谱》年龄须全部改正。……敝处所存宾翁书简已拣出若干通，当由家人录出寄上，以供采择。

　　……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纪念曹雪芹两百年死忌，急待吾国将年代电告。而北京红学专家已分二派，一主张为明年，一为后年，相持未决。由此可见，吾人今日做事须为后世着想，对宾翁生年不能不按实记载也。”

　　在这封信中，傅雷不仅明确陈述自己的观点，而且在信的结尾处再次以曹雪芹死忌之日为例，印证自己的观点。另外，又将自己身边的书信档案资料提供给对方，以充实材料，点点滴滴都是傅雷档案意识的具体体现。

　　2.及时主动形成档案资料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留下的记录就是极其珍贵的档案资料。如果不是傅雷将其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我们今天无从看到一封封内容详实广为流传的《傅雷家书》。同样，如果不是傅雷长期不断地督促傅聪写信、写长信，将其在外的所思所想及时记录下来，我们也无从了解傅聪以及那个年代的历史情况。傅雷的档案意识，促成了一笔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傅雷在家书中无数次地提醒傅聪，让他“写信” “写长信”“寄节目单”“保存节目单的全部记录”“保存唱片的完整记录”。知道傅聪很忙，为了既不耽误傅聪的时间，也不耽误记录，傅雷告诉傅聪：不寄节目单，则望将作品写下来，以便他们在国内协助登记整理，形成记录。而且，傅雷在通信中反复不断地强调和提醒这些事情，不仅提醒傅聪本人，而且提醒傅聪的家人。这些点点滴滴的做法，其实就是在形成和积累档案资料。

　　由于邮局的原因，致使傅雷没有收到傅聪的一封重要的报告其赛事详情的长信。为此傅雷要求傅聪每天花些时间，补写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你那封信在我们是有历史意义的，在我替你编录的‘学习经过’‘国外音乐报道’（这是我把你的信分成的类别，用两本簿子抄下来的），是极重要的材料。我早己决定，我和你见了面，每次长谈过后，我一定要把你谈话的要点记下来。为了青年朋友们的学习，为了中国这么一个处在音乐萌芽时代的国家，我做这些笔记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这是在信件丢失之后，采取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以便形成原始记录。

　　傅雷很希望傅聪来信多谈音乐问题，他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一个人的思想是一边写一边谈出来的，借此可以刺激头脑的敏捷性，也可以训练写作的能力与速度。一个人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上演讲或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随时随地，点点滴滴的把自己知道的、想到的告诉人家，无形中就是替国家播种、施肥、垦植!孩子，你千万记住这些话，多多提笔!”这是在告诉傅聪形成记录的意义，不仅是他个人的行为，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每个个体汇集而成的就是国家发展的足迹。

　　1956年10月5日，傅聪离开北京返回波兰前曾在上海与父母团聚了一个多月，期间傅雷与傅聪谈论了很多关于音乐的问题。傅雷后来写信告知傅聪，为了“自己留个记录”“发表出去对音乐学生和爱好音乐的群众可能有所帮助”，傅雷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笔录这些谈话内容，写成了7000余字的文章——《与傅聪谈音乐》。后来，这篇文章连载于1956年11月18日至21日的《文汇报》。傅聪的成长经历，傅聪关于音乐的理解和经验是多少音乐学生和爱好音乐的群众想知道的，傅雷的笔录不仅满足了这一需求，也保存了真实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