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交接、核查——安全稳妥的档案保管意识

　　1.移交手稿

　　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藏有唯一的一份音乐手稿，是民国时期著名作曲家谭小麟的遗稿，而这份音乐手稿就是傅雷捐赠的。1948年9月，傅雷与作曲家沈知白、提琴教授陈又新、工程师裘复生、音乐教育家指挥家杨嘉仁和数学家雷垣等为亡友作曲家谭小麟组织“遗作保管委员会”。谭小麟的手稿一直保存在傅雷手中，后来经过傅雷长期努力、多方联系，才于1961年得以存入国家图书馆。

　　1961年11月26日，傅雷致信北京图书馆馆长：“前为亡友谭小麟遗下音乐作吕久存敝处，恐遭散失，特函请文化部夏衍副部长与贵馆联系；已接文化部十一月十七日指示，嘱将谭氏全部作品寄贵馆。因特另邮双挂号寄上作品及文件一大包，敬希检收，作为手稿编号保存；并乞赐正式收据为感。尚蒙将编号附告，尤为感幸!”在这份邮寄的双挂号材料中，每一份稿件上都留有傅雷一丝不苟的蝇头小楷，将稿件的来龙去脉及相关问题都标注的清清楚楚，最可贵的是他在包装纸袋正面和背面都有毛笔手书：勿污损!勿折皱!他索取收据及整理编号的做法与我们现在档案部门在不能保存实体的情况下，选择保存档案资料目录编号的方法竟然完全一致。

　　2.登记、核对

　　傅雷十分重视清点与核对档案资料。以与黄宾虹的书画往来为例，他特别注意对收到画作的登记与核对，以免丢失。特别是在为黄宾虹办画展期间，与黄宾虹的通信中，几乎每封信都提到最近一次收到的画作，及总计画作的数量和内容。

　　1934年10月7日，傅雷在写给黄宾虹的信中写到：“10月3日大示并艺校所寄尊画20件，均于今午收到不误……迄今为止，已收到尊画由裘府手者50件，由敝寓手者45件，对联5件，总共字画100件整。”

　　同年10月18日，傅雷在写给黄宾虹的信中又提到：“截至目前为止，敝处共存画105件，对联5件，共110件，已于12日复书内详及。”

　　1944年5月22日，傅雷致黄宾虹信，报告画作数量、款额并希望对方留底。“至留存敝寓之大作，迄今为止尚有9件（内3件系去冬画会后未售出者，余6件（2大4小）皆今春先生陆续新寄之作）。前开款项及画件总数，均盼钞录留底（及报告日期一并记明），以备日后查核。”

　　就是在这样的反复核对中，后来傅雷发现两人的数据不统一，马上写信寻问，并建议黄宾虹以邮局收据为凭，到当地邮局去查找。

　　3.异地保管

　　1934年9月20日，傅雷写给黄宾虹寻问黄宾虹的手稿情况，并建议采取异地保存：“尊作画法、画论、画派三类，未识在京讲学曾否用过？有油印本可乞见示否？鄙意最好请人每稿誊一副本，另行寄存一处；时局多故，倘眼前不能付刊，多一副本亦所以防将来散失也。”这种异地保存档案的思想，在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与现在档案界提倡的异地保管的思想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档案并不神秘，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形成档案、利用档案。傅雷以他严谨、认真的态度，凭借他长期坚韧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正因如此，今天傅雷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档案财富!目前，与傅雷有关的各类资料很多，除了书信、手译稿、讲稿、亲笔书写的政协提案等等这类原始资料外，还有大量珍贵的藏书、藏画，成为后人研究、考证的档案资料。许多藏品，无论就其艺术价值还是研究价值都十分珍贵。试想，如果不是当初傅雷的档案意识，不是他千叮万嘱的“索取”家书，不是他千方百计的搜集资料，今天，包括傅雷家书在内的很多资料怎么可能面世？上海市浦东新区傅雷研究中心又怎么会存有那么多珍贵的史料？我们要像傅雷那样，注意档案资料点点滴滴的积累!注意科学合理的管理和利用!傅雷的档案意识应该说是不自觉的，他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他的档案意识主要是源于他的博学，源于他的价值观和鉴赏力，以及他做事严谨认真的性格。在当今这样一个网络和电子信息时代，书信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电子信息和数码声像以及其它印证我们生活足迹的档案资料。我们不仅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形成各种记录，还应该利用现代手段，高效、快捷、全面、完整地管理和利用档案资料。特别应该协助傅雷研究中心规范科学地管理好现有的傅雷资料和后续产生的研究傅雷的各类衍生资料。档案工作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我们有理由做得更好，更先进，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