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虽然是以洋文的方式接受美式教育，但这一切都是为了改造中国的社会，他并不想充当西洋学说的搬运者，也不打算去做那种“用外国文字讲述外国材料者”的国人。故而，他认为，要教好这三门课，必须对现有的教材进行改造。首先，根据三门课的英文课本编出一套汉语教材，将社会学中的许多概念用国语来表达，同时，对原教材的内容，要根据中国国情和他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进行修改和充实。比如，家族社会学这门课程的原教材泛谈世界各民族的家族制度（尤其是原始阶段）的发展史，但却很少涉及中国本身的家族制度，吴文藻就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并以中国与印度的父系家长制比较为特点编写了国语的教材。 

　　此刻，吴文藻已站在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坛上，他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但当他打开教本正式授课时，却改换了语系，成为江浙口音的国语官话，这使全场的学生大为惊奇。不要说像吴先生这样喝饱了洋墨水的洋博士，就是那些并不精通英语的教师，在上社会学这一门课的时候，全部用的是英语，不论是优美的还是蹩脚的，从来如此。吴文藻一改旧习，不是用英语而是用国语讲授西洋社会学，一开始，简直语惊四座。有的同学连忙去翻教材，直到这时，才注意到了在英语教本后面，有年轻的吴先生编写的国语内容。吴文藻注意到了同学们惊奇的眼光，但他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与语言方式授课，学生也渐渐进入状态，直至授课将要结束，吴文藻才谈了自己对社会学改造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学必须中国化，不用国语讲述、脱离中国国情的社会学是无益的，仅仅是学了那么一些西洋的观点和概念，对中国的社会全然不知，如何建立中国的社会学科？又岂能担当起改造社会之重任？这是吴文藻在课堂上很精彩的一段话： 

　　上个世纪末与这个世纪初的美国本土学者沃德、斯莫尔、萨姆纳，他们面对欧洲完备的社会学体系，面对斯宾塞与孔德，面对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布朗的人类学、杜尔干主义，他们没有全盘欧化，而是根据美国的社会历史的特殊情况，响亮地提出了“社会学美国化”的问题。同样，我们面对欧洲的大师、又面对美国的大师，我们同样不可以全盘西化，我们也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出能为中国的社会学，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响亮地喊出“社会学中国化”！  

　　1929年底，吴文藻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给他的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的奖章和证书，包括校长的致辞和颁奖典礼上的文件，十分高兴，立即致信致谢，并表示要尊重和不辜负这个崇高的荣誉。 

　　亲爱的Frank D.Fackenthal先生： 

　　当我得知我的名字将和那些已经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奖章的人们并列的时候，心中感到无比荣耀。虽然现在我在哥大得到了学位，但我必须说在回国的半年里我尚未作出任何贡献，希望这次的获奖将激励我在今后的工作中不辜负哥大的荣誉。 

　　请将奖章、证书和文件寄往“中国北京西燕京大学燕南园60号”。 

　　                               非常感激并尊敬您的：吴文藻 

　　                                      1929年12月10日 

　　吴文藻在走上讲坛时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可以说是对现有教材的改造，更是一个学术的期待与追求。因此，对于这一命题的实现，更重要的取决于能否找到一种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能否找到一个进入中国实际的方法。而从理论的确立到方式的实施之间，是否还有一座桥梁？一个内核？这些都是吴文藻经常思考的问题。 

　　吴文藻对欧美社会学的介绍，最先出现在孙寒冰主编的《社会科学大纲》中，以《文化人类学》为题，推出了他所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成果。吴文藻在文章中，介绍了近代文化人类学的前躯巴斯堂（Adolph Bastian 1826-1905）、拉摧（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介绍了进化学派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泰莱（E.B.Tylor 1832-1917）、摩尔根（Lewis.L.Morgan 1818-1887），以及后世对于进化学派的批评，介绍了德国与英国的播化学派，介绍了批评学派等，最后吴文藻归纳出文化人类学最近的趋势：实地调查的注重与文化概念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