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发表了介绍法国社会学状况和主要学术思想的论文《现代法国社会学》、介绍美国本土社会学创始人季亭史学派的《季亭史的社会学学派》、介绍德国社会学的《德国系统社会学》和介绍英国功能派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等。他的介绍几乎论及欧美所有的比较重要的社会学流派，系统地展示某一学术流派情况的同时，以比较的方式出现，以广博的学知做出评判与鉴别，希望对建立中国的社会学派的理论有所启发。关于功用学派（后译为功能派），根据阅读到的文献资料，吴文藻认为它体现了英国人类学界一个新趋势。该学派独树一帜，代表人物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马凌诺斯基（B.K.Malinowski 1884-1942）。从后来社会学的发展而论，吴文藻当时对马凌诺斯基功用派的注意，体现了他非常了不起的学术敏锐性与前瞻性。 

　　学派与理论的介绍，并未使吴文藻在创建中国社会学派时做出匆忙的选择，其他的两次实践，才使得这个选择确立。一次是193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派克（Robert Park）来校讲学。派克不但给燕京大学的师生介绍了研究者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实地的调查方法，而且带了像费孝通这样一批青年学生，到北京的许多地方，到不同的现场观察贫民窟、天桥、监狱甚至八大胡同等，使其领会从实际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社会的主张。另一次邀请是由吴文藻发出的，可视为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理论构架的选择，这就是邀请英国功能派创始人之一拉得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 Brown）来燕京大学作为期三个月的讲学。吴文藻围绕布朗的讲学，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确立中国社会学理论的精心谋划，无论是作为一个事件还是作为一个理论构架在中国的扎根，都应该载入中国社会思想的史册。 

　　六十多年后，在学界与政界均处于高位的费孝通对此举作了如下评价： 

　　吴老师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派引进到中国，实际上也是想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这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直至今天看来，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事实上从那个时候起，社会人类学在中国的社会学里一直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60年前开始的这种风气，是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时代需要的命题中生长起来的。（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 

　　1935年12月1日，也就是布朗讲学回国后不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邀请吴文藻去作公开演讲，他演讲的题目为《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这是一个极富新意的演讲，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在这里有了具体的构想，成为了功能派理论与中国社会状况相结合、创立后来被人称之为“燕京学派”的基石，抑或为内核。 

　　这个基石或内核，便是“社区”二字。 

　　“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因为要提出这个新观点，所以不能不创造这个新名词。这个译名，在中国字汇里尚未见过，故需要较详细的解释。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在社会学文献中，这两个名词当然还有许多别种用法，但是在这里却是专以上述的分别为标准的。 

　　吴文藻接着阐述了社区的三要素：（1）人民；（2）人民所居处的地域；（3）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吴文藻的演讲在清华学堂二楼大教室举行，聆听演讲的不仅是社会学系的学生，同时还有老师，包括苏联民族学教授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吴文藻在清华上学时，曾在这间教室多次聆听过大师们的演讲，包括罗素的演讲。那时，他像今日的年轻学子一样，默默地坐在一角，不仅出神地听，还认真地记——今日为自己做演讲记录的，应该也不在少数。吴文藻讲完才意识到费孝通就在前排，这才放了心——他一定会记录得完整而准确。在当时，大概不会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次演讲对建立一个社会学派的意义。如果说有一个“燕京学派”的话，那么，这个学派的产生便是以这一天在清华园的演讲为标志的。对于这个“宣言”式的演讲，吴文藻认真地校阅了费孝通的记录稿，并发表在刊物《社会研究》上。在一年的时间里，吴文藻一连写了好几篇论文，加固与阐述他的社区研究的主张与方法，其中有《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状》《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等等，同样还翻译了布朗教授的《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以后又发表了介绍马凌诺斯基的功能方法的长篇论文《论文化表格》。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吴文藻下了这样大的力气来介绍与阐述他的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在他个人的治学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整个社会学界也没有可以望其项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