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17日上午9时半，我们按约定的时间，到达护国寺街23号访问周建人先生。周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住处是有警卫人员的。会客室很朴素，一圈几个白布套着的沙发。周老进来时，我仿佛觉得鲁迅先生站在我的面前。

　　周老年届九旬，端坐于沙发，精神矍铄地与我们谈了约两个小时而未显倦意，我至今印象深刻。

　　周建人是鲁迅的三弟，谈话自然地从鲁迅的家族切入。鲍昌先谈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周老说：“那时我眼睛还好，看过的。对不对现在也讲不详细。《鲁迅的故家》讲的是家里的事，与鲁迅关系不大，也没有多大错。”又说，“鲁迅跟叔祖周玉田学过书，后来跟寿镜吾。鲁迅对寿镜吾是尊敬的。寿老先生是念书人，是个儒者，为人正派。他天天拿着菜篮到小云桥去买小菜。有一次刮风，脚伐船的船篷吹到河里了，船工要去捞。寿老先生说河里危险，不要去捞了。船工说要两元钱呢。寿老先生说我赔你就是了。”讲到念书，“鲁迅读到十三经还是九经，我不晓得，大概总读到十年以上。”关于科举，“鲁迅到南京以后就没有参加考试。以前考过，是考中的，但没有去复试。去南京以后，停止科举改办学校。每个县办个县学堂，分两部分，初小与高小。过若干年，每个府办个府学堂，相当于完全中学。”对于教育，鲁迅认为“小孩四书五经可以不要念，可以拿《西游记》等没有害处的小说看。他说《诗经》是诗歌，没有害处，还可以看。先识字，字识多了，可以看没有害处的小说。”鲁迅一再强调：“四书五经我读过，没有用的。”

　　说到鲁迅与光复会的关系，周建人说：“关于光复会，鲁迅与陶成章关系很近，怎样组织武力，怎样打，鲁迅都知道，陶成章都讲给他听。光复会都是浙江人，如徐锡麟，在安徽被挖心的。秋瑾也是浙江人。光复会的事鲁迅都知道，他没有讲加入过光复会。”

　　1906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奉母命回乡完婚。传说是鲁迅曾经回函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后来家中电告母病速归，只得立即返家。周建人说：“鲁迅回绍兴结婚，也不是强迫或不强迫，那时习惯是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写信叫他回去结婚，就回去了。朱夫人是周玉田夫人本家的人，周玉田夫人做的媒。”这么回答，自是实情，而作为兄弟，如此作答既简单也在情理之中。鲁迅曾经对友人说过“朱夫人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郭沫若也有类似际遇，其兄劝告妥善处理，好像他回答与发妻离婚我没有那么新式，娶大小老婆，我又没有那么老式。两位文人都有强大语言力量，但还是难以掩饰其无奈的尴尬。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教书时，校长是沈钧儒。后来换了一个有名的道学家，鲁迅跟他闹翻后回到绍兴。“鲁迅到绍兴府中学，不是蔡元培请他去的，那人也是光复会的，大概叫陈子英。府中学生发起‘越社’，鲁迅没有参加，帮他们编过刊物等。有一次杭州要起义，‘越社’开过一个会，鲁迅主持的。大约百数人，鲁迅站在一个矮台子上说，革命就要起来了，我们的工作就要出去演讲，出去一二人还不行，可能要被人打，所以要武装的，要保护讲的人”。会上大家都同意鲁迅的主张，但没有实现，因为要找武装的人不容易。参加的人，有光复会的，还有一些进步青年。

　　周建人还回忆绍兴光复时，先有消息来，杭州已经光复了。有人写信去希望革命军早日来。“后来王金发来了，陈子英、鲁迅，还有我等去迎接，没有来。第二天又去，换了个城门，他们来了。王金发没有见到。几个军官，军队二百来人，都穿黄军服，背着枪。这时是夏天。高声唱着歌。军歌还没有唱完，挑担的来了，担上是羊肉，切成一块一块，还有酒。羊酒犒军，是中国的传统。这是商会送的。两次去接，鲁迅都去的，他和王金发很熟。王金发到绍兴，让鲁迅开会，鲁迅也去的。范爱农也去，他和鲁迅非常熟。”王金发是光复会的，是个革命志士，一度被黑暗势力包围，作风腐败，竟对杀害秋瑾的章介眉网开一面，最终却于1915年在章介眉的策划下被枪杀于杭州。

　　王金发很快腐化蜕变，绍兴形势恶化，鲁迅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抱着失望的心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周建人回忆，那时绍兴没有火车，要坐船到西兴，过钱塘江到杭州。说到这里，周老不禁感叹：“了解鲁迅早期情况的人，现在大概都不在了！”

　　鲁迅1912年2月去南京，在教育部与好友许寿裳在一起办公。其实沪宁情势也并不见佳，光复会的陶成章就在上海广济医院被暗杀。5月初，鲁迅随部北迁。现存《鲁迅日记》第一则，便记载鲁迅1912年5月5日“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约七时抵北京”—天津至北京，三个半小时，就是当时的火车速度。

　　鲁迅到北京后，周建人曾去玩过两次。1919年全家搬北京，住八道湾，那是拿新台门（按，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周家老宅）卖掉分来的钱到北京买的。（购八道湾房及鲁迅返绍接全家来京过程，可见是年十一、二月《鲁迅日记》。）周建人说：“到北京后我到北大听课，学哲学什么的。第二年下半年离开北京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是里面的编辑介绍的。”

　　鲁迅收集碑帖，还是黎元洪做大总统时。“我跟鲁迅在北京住时，他在埋头看小说，编小说史料。他编小说史料，也跟母亲有关。母亲看了一世小说。鲁迅告诉我，母亲说，老大，我又看完了。鲁迅说，我去找。”鲁迅去南方后，由许羡苏（许钦文的四妹）帮老太太找小说。周建人说：“许羡苏是我的学生，到北京学数学。鲁迅那时南下了，她住在鲁迅家，帮助写点家信，还兼几节课。解放后，鲁迅纪念馆曾把她找去做馆员。”查1926年8月26日《鲁迅日记》载，离京时到车站送行的就有许羡苏（淑卿）在内的十余人。

　　关于鲁迅最后的上海十年，周建人说：“鲁迅从广州回来，住在旅馆，什么旅馆记不清了。(查《鲁迅日记》为共和旅馆)我每天晚上去看他一次，有时也买点酒喝喝。说要找房子，那时东横浜路景云里第三弄最后一家有一幢房子（23号）空着。我住在前面一弄，他的前门对着我的后门。他不用保姆，吃饭就在我们家里。后来我们住的隔壁有一幢空出来，他就搬过来。柔石在鲁迅住过的第三弄的房子里住过，但是鲁迅住以前还是以后，记不清了。鲁迅搬来前没有见过他，鲁迅搬来后，见过柔石。后来柔石被捕，在他身上有鲁迅给他的一封信。有人劝鲁迅避一避，鲁迅便到花园庄旅店住了一阵。后来搬到北川公寓，二楼右边一个小门里。”［鲁迅1931年4月11日致许寿裳信中写道：“弟寓为‘北四川路’（电车终点）一九四A三楼四号。”周老说“二楼”，恐他记忆或我记录有误。笔者注］

　　周建人说：“瞿秋白就是在这里（北川公寓）找到鲁迅的。那时有个党员被捕，他就要避开，就在鲁迅家住了几天。后来联络员告诉他事情过去了，找到住的地方了，他就走了。我与瞿秋白很熟的。北洋军阀时，共产党是公开的。我初到上海时，瞿秋白穿着西服，以共产党身份演讲。郑振铎结婚时，瞿秋白第一个演讲，讲的是共产主义思想。

　　“我是二十年代过几年，茅盾介绍认识瞿秋白的。他们到我家来，要我去教书。上海大学，瞿秋白是教务长。我去教过一个时期的书。那时学生支部书记是康生。那时星期六经常到瞿秋白家玩，平时有特别的事也去。

　　“鲁迅叫我转的信，大部分是党内的信。有时候瞿秋白住在鲁迅处，有人送信来，信封上写‘家姑奶奶收’。这种信我收到后，下班就立即送到鲁迅处。鲁迅把信给瞿秋白，他们看了，知道找到住处，他们就去了。”

　　周建人还讲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些事，说：“郑振铎的岳父做商务印书馆编译局长时，是倾向进步的，他专门找些共产党员来。让沈雁冰编《文学》，还让一个党员编《学生杂志》。王云五一来就不行了。”商务印书馆的待遇，大学毕业60元一月，高等师范毕业50元一月，外国留学生（日本帝国大学等）毕业300元，与教授同样待遇。大学毕业60元逐渐加到180元，相当于讲师的级别。学生考进去的，头一个月24元，后来逐渐加，也有加到160、180元的。

　　鲁迅生平研究成果已极多，在大的方面难有新开拓，而周老朴素的口语化的回忆，告诉了我们许多新鲜生动的史料。尤其难得的是作为鲁迅的同辈亲人，周老以带有浓重的浙东乡音娓娓道来，这样亲切的现场感，更加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