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是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1919五四运动时，郑振铎是北京铁路学校学生会领袖。他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11月，又与沈雁冰(茅盾)等人发起成立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处在人生辉煌时期的郑振铎，也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一样，心中开始孕育着自己的爱情。

　　被拒绝的初恋

　　郑振铎，笔名西谛,1898年出生于浙江永嘉(今属温州市)，祖籍是福建长乐。在他童年时期，因做小官的祖父去世，家里的生活变得十分窘迫。依靠母亲做些针线活，郑振铎才勉强得到读书的机会。

　　1917年夏，在叔父的资助下，郑振铎考进了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课余时郑振铎常跑到米市大街青年会的书报室去阅读书籍，在这里他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受到启蒙教育。不久结识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

　　这时期，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起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有一个叫黄世瑛的同学也参加其中。她来自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女高师的“四公子”之一。黄世瑛家里很有钱，几代都做官，她的父亲当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富家小姐，居然也积极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且又长得很漂亮，郑振铎心里对她很有好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郑振铎觉得只要有几天没见到黄世瑛，便心神不定起来。有时，他碰上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会赶往女高师的红楼去找黄世瑛。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看守监狱般的门卫制度，男生也能进出校园。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最终黄世瑛囿于父母的意见，写信告知郑振铎，“愿终始以友谊相重”。

　　找到自己的心爱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余，郑振铎还到商务馆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去兼课。在这里，他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神州女中的学生里，有一个叫高君箴的学生，巧的是她的父亲竟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而且还同自己是福建老乡，就这样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郑振铎在其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他的学生高君箴译述的一篇童话《怪戒指》。高君箴非常兴奋地对郑振铎说，今后还想继续投稿。郑振铎有意“师生恋”，但之前“门不当户不对”的失恋让他变得内心志忑，格外谨慎。

　　商务馆的郑心南也是郑振铎的福建同乡，郑振铎便请他去高梦旦那里探探底细。高梦旦听了郑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其实高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的人品和才华。高梦旦很快把女儿叫来，问问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1923年4月，高梦旦让女儿与郑振铎一起去杭州旅游，以加深两人的了解。回到上海，这桩亲事算是订下来了。但是，此事却遭到高氏族人们的反对，他们纷纷指责高梦旦，理由就是“门第”太悬殊。原来，高、郑两家虽是长乐同乡，但高家世代为宦，家财豪富，而郑家先祖门第卑微，郑振铎不过是个穷书生而已。然而，高梦旦却选定了这个乘龙佳婿，他力排众议，对族人们说：“穷，不怕，我的女儿要嫁的是年轻有为的人，而不是钱！”

　　走进婚姻殿堂

　　1923年的秋天来到了。在这秋色宜人的季节，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也成熟了，这年10月10日，他们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了婚礼。

　　关于这场婚礼，有个有趣的插曲：在举行婚礼的前夕，万事皆备，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规矩，结婚证书上是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主婚人及新娘新郎的印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

　　于是他立即请人送信给好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请他赶紧代刻一个。孰知瞿秋白的回书竟是一张“秋白篆刻润格”，也就是通常俗称的价目表。“润格”上标明：刻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期取件则加倍收费。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云云……郑振铎看后，不觉一笑，以为瞿秋白说话幽默，也许事忙，是推脱之意。

　　次日一早，瞿秋白却派人送来了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知道瞿秋白经济并不宽裕，正说着“何必送这么重的礼！哪知打开纸包一看，竟是三枚精致的石刻印章。一枚是母亲的，另两枚则是新郎和新娘的，边款一刻“长”字，一刻“乐”字，合起来正好是“长乐”，这真是语意双关。茅盾很感兴趣地算了一下，这几枚印章刻工，加上加倍的“润格”，恰好是五十元。原来是瞿秋白跟郑振铎开了个大玩笑，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两位新人本打算在婚书上签字的，于是改用了图章。

　　下午，举行结婚仪式，高朋满座，宾客云集。瞿秋白也赶来贺喜，并在婚礼上作了精彩的演说，题名“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大谈其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等等，引得满堂宾客，有的瞠目结舌，有的鼓掌欢呼。这些话，现在看来，当然平常之极，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上海，还是足以震世骇俗的。当时的上海，己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了。叶圣陶在婚礼上则称赞郑振铎与高君箴是两个富有童心的“大孩子”。

　　美满动荡生活

　　婚后，高君箴成了郑振铎的好帮手。不久，郑振铎撰写《中国文学者生卒考》，着重介绍汉代到清代320多位著名文学家，高君箴则大力协助、提供资料。此后，在郑振铎撰写《文学大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论著时，她都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从而使这些著作得以早日问世。1924年12月，高君箴和郑振铎合译的童话集《天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在序言中热情称赞了他俩献身于儿童文学的精神。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信中他们悲愤地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

　　此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高梦旦，要郑振铎赶紧出国避难。

　　这年5月，郑振铎离妻别子，远赴英法等国。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对妻子的深深思念。在连白天也得开着灯的灰蒙蒙的雾伦敦，郑振铎还不断地译书稿。从1928年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直至年底第12期止，共26篇。1929年3月，以《恋爱的故事》为书名出版时，扉页上印着：“本书献给我的妻，君箴，她是我的一位重要的合作者。本书是在怀念她的情怀里写成的。”仅此数语，足见他对妻子的爱恋之深。

　　此后，郑振铎与高君箴同整个民族一起在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不幸因公殉职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走上了中国文物工作的领导岗位，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高君箴也先后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供职。

　　1958年10月17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匆匆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写了封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只有三天的旅程，却似整整地过一年……”

　　紧接着，为赶时间，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天气不好，航班暂停，又与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话，竟成谶语。

　　10月20日清晨，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同志不幸遇难。

　　斯人已逝，天地悠悠。郑振铎当年给爱妻高君箴的情诗如是写道：

　　每朵春花都爱和暖的日光么?

　　——是的。

　　每棵绿草都爱蒙蒙的细雨么?

　　——是的。

　　每条游鱼都爱粼粼的碧波么?

　　——是的。

　　那么，我呢，我的爱——?

　　你给了我光，给了我水，给了我生命之源，

　　——我怎能不爱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