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个有着十多年历史的全国性的旧文学刊物《小说月报》, 被奇迹般地改造为全新的高质量的新文学刊物。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最重大的实质性事件之一。

　　人们在谈论《小说月报》时, 无不首先说到沈雁冰( 茅盾) ,那是对的。

　　因为, 首先是从1920年开始, 沈雁冰参加了该刊第十一卷“小说新潮”栏的编辑, 使该刊开始了“半改革”, 而从1921年第十二卷起该刊全面革新, 沈雁冰又是其主编。但是, 如果把该刊改革和编辑的功劳完全归于他一个人而忽视了郑振铎的贡献,则是很不公正的。这不仅是因为, 从1923年起该刊就改由郑振铎主编, 一直到1932年1月因遭日军战火而停刊止, 整整九年里该刊一直印着主编郑振铎的名字。（按, 其中约有一年半时间由叶圣陶代理主编, 还应提及, 从1924年徐调孚担任该刊助编, 一直到停刊为止）， 而且, 更因为在该刊开始全面改革的时候, 郑振铎就出了很大的力。

　　沈雁冰在1921年2月3日致李石岑信中就说过:“ 《小月说报》今年改革, 虽然表面上是我做了编辑, 而实在这个杂志已不是一人编辑的私物, 而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

　　我们知道, 文学研究会最主要的负责人就是郑振铎, 当时该会的重要成员除沈雁冰以外几乎全在北京, 因此对这代用会刊郑振铎肯定起了重要作用, 这是仅从推理上就可以得知的; 而在事实上, 也完全是如此。

　　郑振铎在后来回忆时明确地说过: 该刊“革新之议, 发动于耿济之先生和我”, 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在北京会谈几次后, “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负主编《小说月报》的责任, 而我则为他在北平方面集稿。” （《中国文学论集> 序》）当时他们是如何会谈定局的, 具体情节我们不得详知, 甚至连沈雁冰也未必知道。

　　据沈雁冰晚年回忆录中说, 商务负责人张菊生、高梦旦是十一月下旬找他谈话, 让他当该刊主编, 并同意进行改革的。这时, 离明年一月号稿子的发排, 只有两个星期了( 最迟须四十天内结束) , 而该刊所积旧稿则几乎完全不能用, 特别是创作稿一篇也没有。

　　相当精明的商务资方在明明知道这样的情况之下, 敢于交代改换主编与改革的大事, 我认为必然是因为他们已与郑振铎等人谈妥, 心中有把握的。果然, 正当沈雁冰十分焦急于“无米之炊”的时候, 郑振铎从北京及时寄来了很多稿子。

　　第12卷第1号上的第二篇。改革宣言,是沈雁冰撰写的；但我认为至少郑振铎是参与了意见的。第二篇, 是郑振铎寄来的（根据茅盾回忆录, 下同）。“创作”栏七篇小说, 茅盾回忆说有五篇是郑振铎寄来的, 另有两篇（即慕之与潘垂统所作）是他“刚收到的投稿”,其实, “慕之”就是郑振铎的笔名, 这篇小说还曾刊载于郑振铎参与主编的他的母校的毕业纪念册中, 而且即署他的本名。而潘垂统一篇也是郑振铎经手组稿的, 今存1921年3月3日他致周作人的信中就提到“潘垂统兄的稿费”事, 可知该稿亦由他所经手。这就是说, “创作”栏全部稿子均为郑振择所组织。“译丛”栏八篇, 除了“冬芬”（即沈雁冰）与沈泽民的两篇外, 余六篇都是郑振铎寄来的, 其中包括他自己的译作。“书报介绍”是郑所作。“文艺丛谈”有三则是郑写的。最后“附录”的两篇, 当然也是他寄来的。也就是说, 这期改革一号最重要的文章大多是由郑振铎组稿（包括自撰）的。

　　从题目上看, 占十分之七以上；从篇幅字数上算, 约占十分之六。我认为, 把这一事实揭示出来, 就非常有说服力了。

　　在该刊改革后的第二期上, 沈雁冰发表了他的《讨论创作致郑振铎先生信中的一段》, 认为今后采用稿件不能由自己一人决定, 而提议请郑振铎在京会商鲁迅、周作人、许地山等人, “决定后寄申, 弟看后如有意见, 亦即专函与兄, 供诸同志兄审量, 决定后！再寄与弟。”这也表明郑振铎在该刊编辑方面的地位, 表明了沈雁冰对他的尊重。这以后, 该刊的重要稿件有不少是郑振铎组织、审定的。

　　最有意思的是, 第五期发表落华生（许地山）的小说《换巢鸾凤》时, 文末有“慕之”写的附注, 称赞了这篇小说, 并高度赞扬鲁迅小说真气扑鼻, 今人不察, 都以为这必是主编者所加, 于是纷纷赞许说这是茅盾早年对鲁迅小说的精彩评价。其实,这却是郑振铎写的。

　　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郑振铎之进商务编译所减轻了我的负担。他那时虽然不是《小说月报》的编辑, 却在搞稿方面出了最大的力。我因为担任中共联络员,跑路的时间多, 就没有时间写信拉稿了。”因此, 在郑振铎正式担任该刊主编前两年, 如果说他是该刊的不挂名的副主编,我看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一九二三年, 《小说月报》从第十四卷起由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任主编。关于商务当局这一人事变动的背景及意图, 茅盾晚年回忆录中分析得很清楚, 这里也就不多说了。郑振铎本来就一直参与该刊的工作, 他正式当主编后当然继续保持两年来革新的方针。有论者认为主编沈雁冰被易调后, 鲁迅即与该刊关系疏远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由于郑振铎当时在新文坛上的名声和他对该刊的辛勤耕耘, 该刊越办越受读者的欢迎。据他在1925年4月25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 该刊的印数为一万四千, 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了。他主编以后, 该刊除保持原有的特色, 发表创作与翻译作品外, 还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较显著的有这样儿点: 一、注意发表有关整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成果方面的文章, 例如, 在第十四卷第一期上,他就开辟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专栏, 并发表了自己的论文《读毛诗序》等。二、注意发表有关文学原理方面的文章, 例如在上述同期该刊上, 即发表他写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等文。三、注意发表有关中外文学史方面的论著与资料, 如连载了他写的《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以及他与沈雁冰合写《现代世代文学者略传》等等。另外, 继沈雁冰主持编辑《俄国文学研究》号外以后, 他又主编了《法国文学研究》号外。尤其是主编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文学研究》号外。这些都受到当时读者的热烈欢迎。可见, 郑振铎主持该刊后, 除了很注意发表

　　翻译、创作和批评以外, 还非常注意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方面的启蒙与建设。这是十分了不起的,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 除了他参与主编的《文学周报》以外, 没有一个刊物可以望其项背。

　　到1927年5月, 因大革命运动失败, 郑振铎被迫出国躲避, 该刊即由叶圣陶代理主编。郑振铎于1928年10月回国后, 又恢复主编该刊。1929年第一期是个特大号, 篇幅较平时增加到三倍。我认为, 这是他以此表示恢复主编后准备重新大干一场的决心。而从这一期上, 就可以看出有三个重大的变化。一是加强了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该期的第一、二篇文章, 是何炳松的《论所谓“ 国学” 》和郑振铎的《且慢谈所谓“ 国学少》, 在何文前郑振铎还加了千余字的按语。他以这样突出的编排方式和尖锐的批判文章, 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提倡“ 国学” “ 国故” 的逆流作了有力的回击。二是加强了对苏联文学, 特别对其文学理论的介绍。在该期上就发表了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穆（刘思慕）翻译的《苏俄革命在戏剧上的反应》。后来, 该刊又连载发表陈雪帆( 陈望道) 译的日本冈泽秀虎的《苏俄十年间的文学论研究》。郑振铎还特邀在苏联工作的老友耿济之(蒙生) 担任该刊驻苏特约通讯员, 发表了他写的《社会的定货问题》《苏俄的文学杂志》, 以及他翻译的《新俄的文学》等文。此外, 该刊还发表了洛生(恽雨棠) 翻译的《苏俄文艺概论》和冯雪峰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文学及艺术的意义》等。这两位当时都是共产党员, 郑振铎是了解他们的政治面目的。三是该刊从这一期起特辟了《随笔》专栏。郑振铎并加了按语, 指出在这一栏里, “我们所谈的, 有庄语。有谐语, 有愤激的号呼, 有冷隽的清话, 有文艺的随笔, 有生活的零感… … 这表明他重视与提倡散文、杂文的创作。

　　郑振铎恢复主编的该刊, 除了上述新的特色外, 仍保持了他从一开始就形成的办刊风格。在该刊这最后三年里, 发表了不少优秀创作和大量新人新作, 例如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 丁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胡也频、沈从文等人的短篇小说, 等等。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 他连载发表了自己的《中国文学史》的若干章节和《元曲叙录》等,还连载发表了老友郭绍虞的力作《诗话丛话》等等。在外国文学介绍方面更为出色, 特别是邀请了他的老友胡愈之、孙伏园等为驻法国特约通讯员, 耿济之为驻苏联通讯员, 茅盾为驻日本通讯员等, 以加强信息交流。郑振铎自己则连载发表了《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传说》。该刊1929年七、八月两期为“现代世界文学号”(上、下) , 这是作为该刊创刊二十周年的纪念特刊。

　　1932年1月, 正在装钉的《小说月报》第二十三卷第一期因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而被毁灭。延续二十一年半的该刊就这样停刊了。正如茅盾说的该刊, “在社会上发生广泛影响, 却只有十一年, 即一九二一年到三一年。(《影印本<小说月报> 序》) 这十年内, 茅盾主编了两年(郑振铎助编) 叶圣陶代理主编了一年半, 其余就都是郑振铎主编的。郑振铎主编该刊对新文学发展的劝绩,完全应该写在新文学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