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是知名的三大家，即编辑家、作家、教育家。他曾经说过，“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

　　他当专职编辑，是从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开始。也就在任职“商务”期间，1927年5月，他迁居虹口横浜路景云里（今35弄）11号。左邻10号是周建人，右邻11号丙是茅盾与冯雪峰，后门对面23号，是鲁迅的寓所。

　　作为一个编辑家，他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文坛上奖掖后进。他在编辑工作中，严格执行择优采用的原则，尽管是不知名的作者，只要作品优秀，总是放在最显著的地位。因此，他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期间，发现并培养了一批作家。丁玲，就是他在主编《小说月报》时发现的。丁玲的第一篇小说《梦珂》，被排在头条，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日记》，又被排在头条；接着，第三篇《暑假中》第四篇《阿毛姑娘》仍然是头条。这不仅鼓舞了一位向着文学高峰，起步攀登的年青姑娘，也引起文坛上的普遍注目。在连续发表了这四篇小说以后，叶圣陶又给丁玲写信，说可以出本集子。于是帮她向开明书店联系，出版了丁玲的第一个短篇集《在黑暗中》。就这样，一位文坛上的新秀，被培养出来了。丁玲在上海期间，曾经来过景云里拜望。半个世纪以后，1979年丁玲于劫后到北京，又立即拜访叶老。叶老赠词一首《六么令》，其中有句：“景云投辖。当时儿女，今亦盈颠见华发。”正是回首景云里的往事。

　　不仅慧眼识丁玲，巴金的成名，也与叶圣陶的发现分不开的。1928年，巴金在巴黎把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抄在5本练习本上，转投到《小说月报》，叶圣陶一看，便为它写了内容预告：“《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在1929年1～4月号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以后，24岁的巴金，便从此踏上成名之途。五十多年后，巴金在《致＜十月＞》中，还念念不忘地说：“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载《十月》1981年第6期）

　　据说施蛰存的处女作《绢子》，也是经叶圣陶之手发表的。后来叶圣陶为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特辟了《青年论坛》和《青年文艺》，又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如徐盈、彭子冈夫妇，胡绳、吴全衡夫妇，都是在向《中学生》投稿中，得到叶圣陶奖掖的。并且据金仲华谈，这两对青年的结合，就是由《中学生》所促成的。

　　文坛上的多面手

　　在新文学运动中，叶圣陶是我国的早期新诗人、新型童话的奠基者，第一批创作了话剧与歌剧的剧作家，是散文家与小说家。他是文坛上的一位多面手。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他寓居虹口时期，正是他作品质量登上高峰的时期。他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诞生于1928年，连载于《教育杂志》。当时这份杂志的实际编辑人是周予同，主张要有连载小说。据叶老后来回忆说：“因我有点教育界的经历、感受，于是答应下来，被逼上马。大约七、八天写一个段落，以‘教育文艺’名目，连载12期。从1928年1月动手，11月15日作毕。”他在《作者自记》中说：“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不敢存在着玩弄的心思。”因而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这十余年间的中国社会生活，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一面镜子。在《倪焕之》出版以前，我国虽然也有一些名为长篇，实为中篇的新作品，但在读者中影响不大。《倪焕之》问世以后，我国现代文坛才有了真正意义的长篇小说。当时有人说，这部小说“可作‘五四’前后至最近十余年来的思想史读。”茅盾则称誉这部作品做的是“‘扛鼎’的工作”。解放前，《倪焕之》单行本曾经再版过12次，解放后又印行多次。

　　在这段期间，他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夜》，发表于1927年10月《小说月报》，是当时反映“四一二”事变的第一篇文艺作品。《多收了三五斗》，于1933年7月登载于《文学》创刊号。半个世纪来，它一直被选为语文教材。小说选用了丰收成灾的现实生活题材，从中掘出深含的思想。他曾经说：“我想写的是那些‘戴旧毡帽的农民’的群象，……当时的农民曾经陷入那样的绝境。”这篇短篇后来被鲁迅与茅盾编入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该书由伊罗生译成英文，于1974年在美国出版）。

　　也是在这段时期，他出版过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还有散文集《未厌居习作》。郁达夫曾经说过：“我以为一般的高中学生，要取作散文的模范，当以叶绍钧的作品最为适当。”阿英认为，“叶圣陶的散文，真不啻是一首非常成功的、优美的、人生的诗”。

　　“左联”的“会外成员”

　　叶圣陶寓居景云里时期，正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筹备到成立与开展活动的时期。他为“左联”做了不少工作，却不是“左联”的成员。

　　本来，叶圣陶同沈雁冰、杨贤江、侯绍裘、瞿秋白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相知较深。在《倪焕之》中，他笔下的王乐山，便有侯绍裘的影子。在“左联”成立前夕，出于工作需要，冯雪峰曾经对叶说：“你、陈望道、郑振铎、傅东华，还是保持表面中立态度好，便于联系一些人，就不参加‘左联’了。”于是他就成为不参加“左联”的“左联”成员。

　　他悄悄地为“左联”做了不少工作。当年一些党员作家，生活无固定收入，要靠稿费维持。按照一般杂志规定，都是文章发表以后才付稿费。叶圣陶任主编，就运用他的职权，交了稿就付稿费，不管后来是否刊用。他不仅在经济上设法帮助，在当时白色恐怖后，还冒着风险，同“左联”患难与共。他曾经回忆说：“胡也频被捕以后，丁玲到开明书店找我，请设法营救胡也频。我立即在开明书店募钱，又和夏丐尊先生联名写信，请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帮忙。”后来，丁玲、潘梓年被捕时，他也尽力奔走，参与营救活动。

　　他住在景云里，一直到“一·二八”战火发生。在《战时琐记》中，他曾经写道：“旧居中了猛烈的弹，三层门窗都不存在了，墙上天花板上的粉饰也都震落下来，木器全毁，衣服有了枪弹孔。书籍埋在灰屑中。”当时他一度避居在刘海粟家中。战后先后迁居人安里（今霍山路21弄）、汾安坊（今东长治路894弄）、麦加里（今溧阳路965弄）。到1935年秋，他才告别虹口，移家苏州。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乐山、成都等地致力于文教工作。

　　投身民族运动

　　抗战胜利后。叶圣陶乘开明书店雇用的木船冒着急流、险滩、暗礁的危险，自重庆东归，在1946年2月抵达上海，重寓虹口。那是开明书店的宿舍，在四川北路祥经里（今川公路146弄）。

　　当时国内形势日益严峻，他奋起投身于民主运动之中。这一年7月，《文汇报》副刊《读者的话》因发表两封上海市警察的投书而被罚令停刊一星期。叶圣陶立即致函该刊主编柯灵，建议：“文汇停刊期满之日，弟以为出一特刊，至少两版，专载读者投函。……文字内容宜抒实感，宜就最具体方面言之，不作空洞之呼号。……”果然，复刊第一天，《读者的话》整版发表慰问信，另有一整版，转载上海与外地中外报刊对这事件的评论。以后连续三天，还不断发表读者部分来信，以及来信未登的投书人名单。这一次抗议斗争，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

　　当闻一多被暗杀后，他在《民主》杂志上发表了《多说没有用，只说几句》一文，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李、闻案的罪魁祸首，并表示“‘人生自古谁无死’，今天，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呼号的人士，也没有一个怕死的。”不久，这份《民主》杂志，又继《周报》之后被迫停刊。他在“休刊号”上发表了《又来挽“民主”》：“……自然，多刺一刀，教我们痛得更厉害。可是，多刺一刀，也教我们恨得更深切。……我们决不肯说‘予谷无言’，我们要呼喊‘记住这个恨’！”

　　臧克家同志曾经谈过，他当时住东宝兴路，离叶老的寓所不远。“叶老为人敦厚诚朴，对人彬彬有礼，真是蔼蔼然长者之风。去拜望他，说到他的好处，他总是温和而含笑地高声说：‘不敢当！不敢当！’辞别时，他一定亲自下楼相送，近十度的一鞠躬。这不能作客套看，这是叶老先生的作风。”然而，在民主运动的斗争中，这位蔼蔼然的长者，却是一位怒目金刚了。

　　柯灵同志在33年之后，回忆叶老当年对《读者的话》所提的建议，写了一篇文章《叶圣陶同志的一封信》（载《收获》1979年第5期），其中有这样的话：“在‘五四’及其稍后一辈的老作家中，颇有些这样的典型：待人接物，谦和平易，质朴无华，看来很有些温柔敦厚气；但外柔内刚，方正梗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遇到需要行动的时候，决不落在任何人后面。对这种前辈风仪，我怀有衷心的景仰，叶圣老就是其中的一位。”

　　要“从践履方面努力”

　　他确实不落人后，一方面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同时还严格解剖自己。在所写的《工余随笔》中，分析自己思想上的缺点，表示要“从践履方面努力”。他对工作抓得更紧了，一直负责开明书店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一时期他在百忙中，还为儿童、少年与幼儿，连续撰写了三种课本，极受好评。正如开明书店在介绍中所说：“虽然不便匏说这便是文学，至少可以说写作的手法是‘文学的’。”

　　他只当过十年的中小学教师，但他的教育思想与他所掌握的教规律，从文章中表达出来，便成为春风化雨，泽被着无数求学的青少年与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早在第一次寓居虹口时期，他就总结了过去的教学经验，在他主编的《中学生》与《新少年》这两份杂志中，发表了大量文学辅导青少年阅读、写作，指导中、小学教师正确传授语文知识。其中《文心》（与夏丐尊合作）连载于《中学生》，由开明书店于1934年出单行本第一版，到1948年，已出到第20版。这部书别开生面，用小说体裁，叙述语文知识与技能。朱自清说它是“一部空前的书”。曹聚仁后来谈，《文心》至少有三十种以上的翻印本，在海外流传很广。叶圣陶在这方面的贡献，也使他成为出色的教育家。

　　正当他在白色恐怖中“从践履方面努力”之时，陈白尘通知他，黑名单上已经有了他的名字，劝他暂避。于是叶圣陶不得不离开虹口寓所，住到辣斐德路（今复兴路）他的妹妹家中。后来地下党先后委托李正文、杜守素、吴觉农同他联系，在周密的安排下，他于1949年年初，登上海轮，怀着“涓泉归海复何求”（他所写的“香港北上”中的诗句）的心情，前往香港，转道北上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