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由于吴文藻是摘帽右派，罪名是现成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冥顽不改的右派分子”等等，一开始便被红卫兵严厉管制，与费孝通、潘光旦等被监视，接受劳动改造，在烈日下拔草。家也被抄，冰心受到造反派的批斗。一天，吴文藻拔草归来，路过图书馆，见到冰心还在接受批斗。他停住了，站到冰心的身边，冰心低声让他先回家，但吴文藻站着不动。此时，他是心如刀绞，也如万箭穿心，他自己可受辱，可吃苦，但是他容不得妻子受累，更不能容忍别人如此对待她。自从写下了那篇洋洋洒洒的求婚书后，他发誓要一辈子保护病弱的婉莹，现在妻子不仅病弱，而且年迈，却要遭此大难，自己连搀扶一把都不能，简直是奇耻大辱！直到批判会的组织者允许他们回家，吴文藻和冰心才相互搀扶着，一步一颤地回到和平楼。

　　自从反右之后，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成了民院的“三驾旧马车”，劳动、参观、外出都在一起，三人总是形影不离。在牛棚也不例外，打扫卫生、冲洗厕所、清洁厨房等等都在一起。

　　一日，吴文藻独自一人在家面壁，突然听到“嗵嗵嗵”的打门声，忙去开了门，站在面前的是三个戴着红彤彤袖标的小将，看架式，躲是躲不了的，只得跟了他们下楼。一到楼下，两个红卫兵左右将他夹住，走出教工宿舍区，来到学生区的大食堂。吴文藻被押至一个角落，震天价响的口号声停下了，他才意识到，这都是冲着他来的，当批斗的主角临场后，批斗会便正式开场了。先是听到“将吴文藻押上来”，之后又喝令他“看看这是谁”，吴文藻抬头发现，是以蒋介石头像作封面的《时代》杂志。接下来的批斗可想而知，全部围绕着蒋介石展开：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啊，你吴文藻还珍藏他的画报，这不是盼望他反攻大陆而等待邀功请赏吗？回国的时候，吴文藻宣布对人民投降，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投降，或是假投降！这时就有震耳欲聋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从蒋介石的滔天罪行到吴文藻远近跟随、从加入国民党到成为蒋介石的高参、从国民党的大官到驻日代表，但这都是历史，历史不能重来，反正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所以，后面的批判，声嘶力竭也好，编排曲解也好，他都接受了。一阵狂风暴雨，批斗会便结束了，一句“将吴文藻押下去”后，竟然让他一个人回家。到家一看闹钟，整整3个小时，原来恐惧让时间过得飞快！思维停止了，闹钟没有停摆。

　　1970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公布了前往湖北潜江五七干校的名单，吴文藻冰心榜上有名，去的人不少，各种传说与议论都有，最后他们作了一年的打算。在和平楼208号留下了南北两间房间，存放东西，上锁。6月6日从北京站出发，吴平、陈凌霞夫妇前来送行，搬行李、送水果，外孙钢钢在家只管哭，一定要挤上车，要跟去干校，令行前正发烧的吴文藻也动了感情，眼眶都湿润了。

　　干校的主打是劳动，以连、排、班为单位，吴文藻冰心均入五连（历史系），且同在一排一班。一排为蔬菜排，“我们有菜地120亩（瓜地、玉米地、大田、果园等不在内），九道沟，十块地，昨天下午已摘了苋菜，今天摘西葫芦，已摘了1902斤。这里蔬菜很困难，但我们保证一天8百斤菜不缺（因为有八百人左右），还支援过外单位。”（吴文藻日记）蔬菜地的活儿不是很重，但菜地很湿，早晨又有露水，裤子的下半截总是湿透。吴文藻爱出汗，常常浑身透湿，换衣服都来不及，洗又干不了。种西红柿，给西红柿打杈绑架，看上去不是重活儿，也不太累，但不只是露水重，地上泥巴深且软，脚都踩不稳，西红柿叶片流出的墨绿色汁液，脏了衣服洗都洗不掉。冰心是个爱干净的人，洗一回衣服，要被蚊子咬得半死，吴文藻站在旁边赶蚊子，自己也被咬得满是红斑红点。

　　江汉平原土地肥沃、湿润，夏季光照强烈、闷热，对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而言，生活起来极不习惯，却是棉花生长的绝好环境。这里历来是产棉基地，即便在江汉大油田开发之后，棉花基地依旧。所以，干校的活儿，尽管有蔬菜、建筑、养殖等副业之分，但主业都是种棉，也就是说，每一个五七战士都有过种棉的经历。

　　吴谢二人入干校一年有余，种棉摘棉一条龙工作都经历了。从记录中可知，他们8月开始进入棉田，为棉花打尖。此时，棉花在强烈的光照下疯长，农谚云：“棉花打尖头伏早，末伏迟，中伏打尖正当时”，所以得争分夺秒，如不将多余的枝打去，花枝便不能充分发育生长。打尖人进入棉地，密不透风，冰心个儿小，完全被棉丛淹没，远处看去，只见棉秆动，不见人在行。连续三天下来，吴文藻中暑了，冰心却还有心情笑言，他个儿高，我个儿小，太阳晒不着。其实，闷在里面不透风，更甚！冰心虽然多病，体质却又十分坚强。有一回收工，左右不见冰心，吴文藻便急了，以为她晕倒在棉田里，待他大声叫时，只见远处的棉秆摇动，渐渐才见冰心的人影。上到田埂，冰心身上已无半根干纱了。老太太使劲透了几口气，连说，这才下真正体会到了“汗滴禾下土”的滋味了，有人就调侃，谢老，是汗滴棉下土啊！

　　回家的路上，信口拈来“宝塔诗”一首：

　　种

　　棉 花

　　干 劲 大

　　背 向 青 天

　　大 地 踩 脚 下

　　下 种 间 苗 除 草

　　大 家 匍 匐 向 前 爬

　　新 苗 出 土 齐 齐 整 整

　　一 幅 又 新 又 美 的 图 画

　　只 等 到 秋 天 伸 手 摘 棉 花

　　五 连 战 士 个 个 心 里 乐 哈 哈

　　棉田打药，是为重活儿，没有吴谢二人的份儿，他们承担的是观察红蜘蛛虫的任务，谓之杀虫前的“敌情侦察”。侦察多在午间，红蜘蛛也喜闷热，破坏性极强，必须及时发现及时消灭之，以保秋天的丰收。大片的棉田，走一遍得半天，草帽下的人谁个不是汗流浃背？

　　收获的季节到了。棉花与其他的农作物不一样，非一次性收获，而是一茬一茬的采摘，从第一茬到最后一茬棉的采摘，前后可持续一两个月。第一茬棉的质量最好，裂开了嘴的棉桃，吐出雪白的棉花，未吐花的棉桃还青翠欲滴，棉秆与棉叶都像打尖时般青绿，但天气却是渐凉了。吴文藻冰心和战友们背了棉筐走进棉田，满怀喜悦动手采摘，那一朵朵雪白的棉花，采在手心，真是一种享受。吴谢二人是初次采花摘棉之人，虽然经过农民的示范与辅导，开始还是顾了心情忘了进度，待到抬头时，别的老五七战士已经走到好远处，棉筐里的棉花也多出了许多。采花也是熟能生巧，回到田头，把采的花倒在自己的大筐里，待收工时一一过秤，半天下来，多者有二十斤，冰心还好，有个十二斤，吴文藻则只有八斤二两。冰心说，他就是这样，什么都慢，但到了第二天情况就不一样了，慢手也追了上来。根据天气预报，过几天有雨，采棉的季节最忌雨水，9月26日，干校动员，“苦干三天，与天奋斗”，摘下第一茬棉花，向国庆献礼，为毛主席争光。采花旺季，全校开展比赛，并在天天读上进行讲用，雪白的棉花又镀上了一道金灿灿的政治色彩。

　　10月底，采摘最后一茬棉，同时，对采下的棉花进行分级分拣，全部按等级上交国家，国家则按等级给干校以种棉补贴。丰收的喜悦在干校的每一个角落弥漫，杀猪宰羊，以示庆贺。冬天来了，江汉平原雪飘万里，雪落在泥泞的路上，道路冻住了；雪落在棉田里，一片洁白；雪落在屋顶上，雪落在高耸的油井架上……五七战士却没有闲下来，强劳力围着砖窑忙活开了，打浆、做坯、搬坯、垒坯、进窑、点火，等待着另一种喜悦。这些重活儿，吴文藻冰心都插不上手，便不停地搓绳子、修草帘子，将编好修好的草帘子，盖在刚刚做成的砖坯上，雪落下来，盖上草帘子的砖坯便不会被冻裂。

　　棉花的话题仍然在延续。窑中点火，棉秆就成了烧煤的引子；泥泞的路上也用得着棉秆，将它扔在不平的路面上，汽车通过便不再打滑；猪圈里也用得上棉梗，铺上去干燥，猪睡得好，膘长得快，且在腐烂后与猪粪一道，成了来年棉田的底肥。冰心的观察总是细心的，便将这些一一告诉老伴，感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到了春天，五七战士又开始为棉花计，吴文藻3月16日记：“全天劳动，上午在棉田搭架放碗捉害虫（地老虎等），下午碗架齐全后将虫药倒进碗里。晚放映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电影《列宁在1918》。”农谚有云，“枣芽发，种棉花。谷雨种棉花，省得问邻家。”而五七战士与农谚赛跑，3月中旬便开始用营养钵育棉苗，每个营养钵中都放若干棉籽，晒谷场上摆了满地。要护理营养钵，吴谢二人便忙活开了，中午也不得休息，怕鸡来啄食、怕鸭来踩踏、怕鸟来偷吃，常常是一人站一边，管不过来得申请加人，日夜守护着“摇篮里的小苗苗”。

　　营养钵里的花苗终于种到了早已准备好的棉田里，一天一个样，棉苗成株，棉田成行，棉花一片，到了一望无际、满眼翠绿之时，第二年的打尖，又切入了吴谢二人五七干校的生活了。棉花“一条龙”，从“龙尾”又回到了“龙头”。但就在这时，人生的季节也在转换。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在停止招生和停课四年之后，开始招生复课。中央民族学院的招生，与北大、清华同步进行，但学员入校已是来年的春天了。由于没有考试，成绩参差不齐，学校用了几个月时间进行补课，相当于短期的预科学习，之后进入三年大学课程的学习。中央民族学院恢复招生之后，课程、教师都得重新设置与安排，在学院急需教员的情况下，吴文藻携冰心第一批回到了北京。1971年8月8日，吴谢二人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民院的军代表政委、革委会主任到车站迎接。

　　恢复招生后，中央民族学院组织机构调整为：三组两室，即政工组、教改组、总务组、办公室、研究室。此时，作协尚未恢复，民进、人大的活动也没有，回到北京，冰心依然落脚民院。学院请示了工、军宣队，欢迎冰心参加研究室的工作，桌子就放在吴文藻的办公室。研究室成立之后，立即接到任务，赶译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于是就出现了冰心回忆中的“十年动乱的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赶译《六次危机》，是因为本书的作者、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国务卿基辛格一系列的铺垫下即将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年后，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总统将首次踏上中国这一东方大国的土地。为了了解这位破冰者，外交部决定翻译他的近作《六次危机》，印成大字本，供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阅读。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领导人，对尼克松思想、观念的了解，多出自这本书。尼克松的访问是成功的，《上海公报》的签订，标志着关闭了22年的中美两国大门被打开。

《六次危机》上下册，尼克松著，吴文藻等译。

　　之后，研究室进行了人员的分配与调整。大部分教师担任了教学任务，作为教学组，开设三门课：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与民族史。翻译组由吴文藻、邝平章、饶毓苏、谢冰心、林耀华、闻在宥组成，进行《世界史》的翻译，任务由国家下达，成果用于高中阅读课本。

　　尼克松访华开启新中国大门之后，世界上尤其是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民国旧人、热血青年等，纷纷申请进入这片红色的、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他们迫切想知道和了解中国、探望故国旧友，有的出于感情，有的出于理智，有的出于好奇，有的则想引进革命，当然也有的想当斯诺，写出一本《红星照耀中国》之类红遍全球的书。而在了解民国旧友、中国作家、学者的栏目中，冰心都居于榜首、吴文藻也赫然在列。

　　吴谢二人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也就是在尼克松满载回到美国之后，一批又一批外宾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的大门，他们往往都是冲着谢冰心、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来的。同时，民院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民族问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成为敏感问题，对中国的了解自然包括对民族情况的了解，中央民族学院自然成了外国人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接待点。

　　仅以1972年为例，吴谢二人接待外宾的列表如下：

　　3月14日，民院接待外宾日，吴谢二人参加接待。

　　3月16日，冰心接待香港回国华侨。

　　4月7日，吴文藻参加接待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成员20余人。

　　4月10日，吴谢二人接待朝鲜、柬埔寨驻华大使及馆员参观。

　　4月21日，吴文藻到接待室，参与接待美国人类学家Nosman Chana，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主任。

　　4月29日，临时通知吴文藻，参加接待外宾（各国驻京专家一百数十人）工作。

　　5月10日，吴谢二人一同去接待室，接待韩素音。

　　5月19日，吴谢二人在革委会主任的陪同下，到北京饭店探望韩素音，因她还有一些问题要问。

　　6月17日，吴谢二人参加接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

　　6月28日，吴文藻接待许烺光夫妇及他们的三个女儿。

　　6月30日，吴谢二人在革委会主任的陪同下，前往北京饭店赴韩素音、陆文星举行的鸡尾酒会，外交部乔冠华、何英等人出席，邓颖超、杨振宁、张孝骞、吴阶平等也出席。

　　7月12日，吴谢二人接待美籍中国知识青年。

　　8月2日，吴文藻冰心在接待室，会见香港中文大学学生29人，其中女生11名。

　　8月16日，吴文藻、费孝通会见杨庆坤。

　　9月19日，吴谢二人接待英国下院议员。

　　10月4日，柯柏年陪拉铁摩尔访问民院。吴文藻与拉铁摩尔在日本东京有过会面与交谈，吴曾赞同拉铁摩尔对美国日本政策的批评，吴谢二人均参与接待。

　　11月21日，民院通知，本月27日，美国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Wright Alsop）夫妇将来校参观，要吴谢二人出面接待，嘱做好准备，谈知识分子政策，要求冰心还要介绍中国文学动态。

　　11月27日，吴谢二人接待约瑟夫·艾尔索普，陪同人员是姚伟。

　　12月22日，吴谢二人参加接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学者访问团，吴文藻发觉哥伦比亚大学有三人在团，坐在旁边交谈的主要有斯卡拉皮诺、鲍大可等人。

　　12月29日，吴谢二人接待美国来访五人，其中之一的鲁永振在美国哈佛大学教学。

　　但任何形式的接待，都必须得到批准，那怕是最熟悉的朋友，也不得私自探望，不得在家中接待，必须在接待室进行。

　　就在《世界史》校样初出时，出版总署的军代表来到民院，联系下一步的翻译工作，希望接着翻译H.G.Wells的《世界史纲》，学院的军代表与工宣队都不能确定，说要请翻译组读过原著之后再作决定。翻译采取分工协作的方式，吴文藻总体把握。首先是做人名、地名、重大历史事件名称表，各章节的翻译名称均以此表为准，全书八编38章，由费孝通等人分别翻译，所有的译稿完成后由吴文藻统一校正、修改，最后由冰心以神来之笔，在文字上进行修饰、润色。争取做出一本一流的译本，为民院争光。《世界史纲》第一遍的最后校阅完成，已是1976年年末了：

　　午睡后起续校第六、七节，全部大致校完。总算年底通校全书的任务已完成，二读已将前四编读改完毕，可以告慰。打第16针核酪。（吴文藻日记）

《世界史纲》，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

　　直到1980年3月，人民出版社才送来《世界史纲》全书的校样，随后署名问题又冒出来了。由于是集体承担的任务，有人主张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翻译组”的集体署名，有的则主张用“谁译谁校”署名，吴谢二人却没有表示意见。几经磋商，最后是费孝通拍板：“不宜用集体名称，因为翻译组并不是全部参加，必须实事求是，以示负责。”署名的顺序由费孝通亲自排定：“吴文藻、谢冰心、邝平章、费孝通、李文瑾、陈观胜、李培莱、徐先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