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9年3月，吴文藻的右派问题才得到最后的解决，中央民族学院党委做出决定：“吴文藻教授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撤销原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高教二级工资待遇，工资从1978年10月计发。”

　　社会学系在1952年全国院校合并时被撤销，之后便再也没有市场。吴文藻等一些之前从事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们，分散各处，改行他用。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初，曾有过恢复社会学的呼声，重建社会学的步伐也迈了几步，但这个开步，很快便成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罪证。从此，社会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只要一提起社会学，便是资产阶级。“从脑袋中全部抛出”，这是吴文藻从社会主义学院改造后发出的誓言，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社会学植入吴文藻的脑袋瓜之后已成本性，如何抛得出去？只要有时间，他就会下意识地抓起社会学著作，津津有味地读起来，会忘我地在书上划起道道来。他明示于人的理由是在批判，可是，除了特指要求之外，并未随时给他批判的任务，所以，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需要。他所承担的《辞海》修订、外交资料的收集、民族学“三套丛书”的审定任务，让他有足够的理由、以批判的眼光阅读有关西方社会学的著作。

　　批判也是一种阅读、一种接近，文革之前与文革之中，多少西方的论著与文学作品、美术与电影，都是以这个理由走进中国读者与观众之中。那时的“灰皮书”与“黄皮书”都是在批判的口号下起到启蒙与开智的作用。吴文藻是翻译“灰皮书”的人，这种接近就比一般读者更甚一步。文革期间，尼克松访华带来的“客人”里，便有不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专家。1972年，吴文藻参与接待了来自母校达特默思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专家，接待了日本和欧洲社会学界的重要学者，这些接待与交谈，都使得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学的发展，有了较多的了解。这些专家和学者回去之后，又寄来大量社会学的旧书新著，吴文藻也就有了“批判”的内容了。1973年底，达特默思的同学劳伦斯通过多种途径，打听到了吴文藻的通讯地址，写了一封长信，寄来了17部社会学的重要著作，几乎将1949年后美国出版的重要的社会学著作都寄了过来。这令吴文藻兴奋不已，他不分白日黑夜地攻读，企望将缺失二十几年的课都补回来。无论是中宣部还是教育部，凡是需要了解与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都得找上门来，要求吴文藻开列书单，甚至还得提供文本。吴文藻也不知道是被“重用”还是被“盯住”，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要了解社会学，都是离不开他的。

　　粉碎“四人帮”后，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社会学家为恢复社会学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从而催生了中央的最后决策，这个决策是由胡乔木与邓小平在同一天上下午先后宣布的。1979年3月16日，“社会学座谈会”在总工会招待所举行，胡乔木以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发表讲话，宣布正式恢复社会学，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中国社会学。费孝通做了《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的发言，因为在1957年酝酿恢复社会学时，他曾有一篇文章《为社会学说几句话》，显然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发言。至于恢复后的社会学应该从哪里着手，费孝通也没有明确的说法，他只是笼统地提出首先要开展社会问题的调查。

　　遗憾的是，为社会学奋斗了一辈子的吴文藻因病未能到会，当社会学正式恢复名誉之时，“社会学中国化”的“始作俑者”却不在场。但在之前，吴文藻已写好了发言稿，名为《社会学与现代化》，一个非常超前的命题，他将环境保护、后工业社会、现代化中的电子工业、信息时代等当时在中国尚属萌芽的一些概念与观念，与社会学联系了起来。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学应该服务于现代化、服务于后工业社会，也只有社会学兴起，才可以较早意识到、发现和解决后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的问题。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同时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但那时连社会学尚未恢复，三年后高考中才出现社会学专业，社会学研究生的招收还要更晚一些，并且只能从其他的专业中招收，比如历史系、政治系或中文系。招收研究生也是培养师资的重要方式，在条件基本成熟后，民院开始招收民族学研究生，第一批出现在吴文藻面前的有三人：王庆仁、陈长平与张学汇。此时的吴文藻已经八十初度了，像冰心一样，“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给研究生编阅读书目，“先从马凌诺斯基与布朗开始。”认真备课，开课，第一次给研究生上课是1980年4月23日，地点在研究部，“除本部三个研究生外，还有旁听生五人，其中北大考古专业队四人，内讲师一人，自然博物馆来一人，所以一开讲即提到人类学的四分法。”吴文藻讲过之后，由张学汇介绍布朗的学说要点，陈长平送导师回家，一路继续交谈。5月15日再次开课时，吴文藻讲过后，则由陈长平讲马凌诺斯基的生平和学说。这是吴文藻教授研究生的方式，他只讲主要观点，基本的知识则需要研究生自行掌握，并进行归纳交流。5月29日上午备课，“温习英国大学五个人类学中心，重点三个中心，以功能派及曼彻斯特派为主，并回顾一下如何处理功能派介绍到中国来的背景”，午后以此为内容“给研究生讲课”。整整两个月都在高速运转，吴文藻却坚持了下来。他在给老友写的信中说，“我因春夏之交带研究生，讲课两个月，稍累，觉是体力不支，衰老较快。”但他依然兴致盎然，“近自社会学恢复，民族学取得肯定地位后，我又回到本行。一年多来，承美国同行朋友寄赠新书，逐渐赶上时代，兴致甚浓。我对政治社会学方面尤感兴趣。哈佛的Talcott Parsons对此边缘学科做过贡献，不知你还温理旧业否？”1981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恢复招收研究生，缺少导师，尤其是像吴文藻这样级别的导师，所以专程派人来联系，希望吴文藻参加并在“社会学名著选读”中担任部分指导。此时的吴文藻只能答应“尽力所可能范围内帮忙”，不能做出太多的承诺，因为香港、天津等地都希望和邀请他去讲学，但都在最后的时刻因身体原因谢辞了。

晚年吴文藻、冰心夫妇

　　暮年的吴文藻说，只能尽力了。他还曾有过雄心，“拟写解放前中国民族学史”，但由于体力不支而未能动笔。而有些事情却是不能推辞的，比如林耀华先后送来文稿《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摩尔根以来的原始社会研究》等，要老师过目，吴文藻只得腾出时间“提意见”。研究生的课授完之后，他将长长的书单交给他们，有些书只有他这儿才有，也都提供给研究生。在一个午后，吴文藻将研究生召集到家里，给每人分配任务，并根据任务一一交给他们书单和书籍，希望他们认真阅读、研究，提出论文方向与提纲，并愿意随时接受个别或共同的请教。

　　《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新进化论试析》两篇论文，是吴文藻对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学最后的贡献。从求学时代的《国家与民族》开篇，到《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收山，完成了吴文藻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孜孜以求，显示了这一学科的前世今生。作为一个学者的足迹，已经一个一个地烙印在跋涉的道路上，不论这条道路上开出的花、结出的果是大是小，是浓是淡，学术之道却是一路辛劳。吴文藻在最后的岁月中，回望了这条道路，自责之情难以抑制。世人眼中，业绩多从学术著作多寡、成果大小来考量，但真正对学科的贡献，也许只需几页纸便见分晓，受时代背景和环境所限，吴文藻先生的学术著作并不多，但他的学术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吴文藻著作《论社会学中国化》

　　应山西《晋阳学刊》的邀请，吴文藻完成了他的《自传》，简略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与对社会学的求索。之后的吴文藻，可以说是进入到了风烛残年。他没有将自己学术成就的缺失，完全归结于时代与环境，他在自愧与自悔中度日，也在自愧与自恨中奋起直追。新的写作不是没有，阅读是他学术追求的体现，也是他生命的延续。这一段时间他对未来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未来社会的信息时代时有憧憬。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首次翻译出版是在1984年，吴文藻阅读此书是在1983年初。前卫阅读始终是吴文藻的阅读特点，身边的许多人都曾分享过他前卫阅读带来的好处，甚至从他的前卫阅读中受到启发，吸取热量，产生出本土的研究成果。

晚年吴文藻

　　后来招收的研究生，便不能享受王庆仁那一批研究生的待遇了，因为吴文藻已无力亲自授课。但吴文藻仍时时关心这些学生，认真阅读他们的论文，并提出意见。最后一次与研究生交谈，是以茶叙的方式在家中进行。1983年1月27日下午，八位研究生应邀来到吴先生的家里，围坐在阳光下的小桌前，聆听导师的最后一次教诲。说是茶叙，但当吴先生开始讲话并提问时，研究生们立即感觉到这正是社会学中的Seminar的授课方式。参加茶叙人员有祁庆富、庄孔韶、陈长平、王庆仁，其余4位可以说是第一次听吴先生“授课”，他们是：张海洋，研究方向为民族发展地理环境；龙平平，研究方向为民族学中国化；关学君，研究方向为民族新古比较；钠日碧力戈，研究方向为异族通婚。吴文藻对他们的研究方向逐一发表了意见。茶叙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也许他们都感觉到了与吴先生在一起的宝贵时光，先是合影，最后每人单独与导师、师母照相留念。

　　后来，关学君的硕士论文为《桦树皮文化》，钠日碧力戈的硕士论文为《呼和浩特市蒙汉通婚问题》，龙平平的硕士论文为《中国民族学发展过程研究》，吴文藻一一认真阅读，写出评语。对张海洋撰写的论文《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吴文藻认为“材料充实，说理流畅，应用文化生态学理论来研究来中国经济文化类型，论文质量较高。”1985年6月27日，吴文藻为张海洋的论文写了如下评语：

　　一、本文笔者以林、切二教授关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和分类法为依据，辅之于西方民族学中文化生态学的原理，对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变化过程，联系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举出大量事实，进行详尽探讨，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仅就生态学方面言，笔者正确运用了环境、技术（生产力）和经济，生态适应，生态循环系统等等，含有新意义的旧概念，起了有益作用。

　　二、笔者已经意识到新技术革命的来临，世界行将进入信息社会的新时代，中国必须加速高度工业化，赶上新时代；而国内少数民族更要飞跃发展，向工业社会直接过渡。有鉴于此，本文中第三类型组——农业生计又分为六个次类型，其中第六个平原集约农耕型，剖析尤详，都有助于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参考。目前形势迫切要求深刻理解科技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然后才能有所依据，制订规划、方针、政策、措施。这端非一两门学科可以竣事，必须多学科协作，加以综合开发研究。

　　吴文藻1985，6，27

　　一周之后，即7月5日，鉴于吴文藻为民族学、人类学所作出的贡献，中央民族学院在外宾接待厅举行仪式，向他颁发勋章。这既是对吴文藻一生学术追求的肯定，也是给他为人为学的荣誉。

　　9月5日，为庆祝吴文藻从事高教事业50周年,中央民族学院在外宾接待室举行庆祝会。吴文藻、冰心都没有出席，吴青代表父亲讲话，除感谢之外，她也无语。20天后，9月24日，吴平在医院值班，他照例帮父亲用热毛巾擦身、翻身，零点至一时半，吴文藻出现呼吸困难，脉搏太快，竟然快到每分钟142次，医生两次加药，均无效果。后来有一口痰咳不出来，呼吸也就停止了。

　　儿子吴平在陪护日记上写道：

　　早，6：20停止呼吸，与世长辞。永别了，亲爱的爸爸！

　　宗生

　　吴文藻逝世的消息，在民院、民进、政协等他曾工作过的单位、组织传开了，亲人之间也已互通音讯，虽然家里没有设灵堂，但吊唁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为了不惊扰冰心，吊唁的人多只在客厅致哀，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人才被允许进入卧室，向冰心表示哀悼。民进中央雷洁琼、陈舜礼、葛志成、楚庄等同志也前往吴文藻家中表示悼念，并向谢冰心致以慰问。民进地方组织和负责人等纷纷发来唁电。

　　9月27日，中央民族学院还是在北京医院告别室举行了一个规模极小的告别仪式，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几个早年的学生参加了告别仪式，其他便是家人、亲属，包括吴平、吴冰、吴青这三个子女及各自一家，吴谢两家在北京的亲属及他们的下一代。家人订了一个精致的花篮，冰心亲自在白色的丝绸上写下挽词：

　　献给文藻

　　婉莹并第二三代的孩子们泣上

　　10月1日，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吴文藻逝世的消息：

　　吴文藻教授逝世

　　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顾问、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吴文藻教授，因病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几十年来，吴文藻教授为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发展培养了许多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根据他的遗嘱，他的夫人谢冰心将他生前三万元存款作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研究生奖学金基金，并把他珍藏多年的图书资料捐给民族学院。

　　为了尊重吴文藻教授生前遗愿和谢冰心的意见，有关方面不再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

　　吴文藻生前任教的中央民族学院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向有关单位与人员寄发了吴文藻逝世的消息与生平成就简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编印的刊物《民进》刊登了《吴文藻同志生平》。

　　冰心将吴文藻的3万元存款与藏书、文献资料，全部捐献给了中央民族学院。在一个大雾之晨，冰心端坐桌前，望着对面吴文藻的空位，开始写作《衷心的感谢》一文：

　　文藻离开我已经整整一个半月了。这一个半月，我是在周围一片慰唁声中度过的！不但几乎天天有朋友和亲人来慰问我，还因为新华社发了文藻逝世的消息，我收到了从国内国外发来的一百七十多封的唁电和唁信。有一些发电或发信人的名字是不熟悉甚至是不认识的。我昨天才有心绪来从头阅读那一大堆函电，我仿佛突然发觉，原来他还有那么多的同行，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学生；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了解、同情、关心我们的人！我忍不住涌出了感激的热泪。

　　电文大都简短：哀悼他的逝世，请我节哀。而从那一百多封字数较多的唁信里，我看到了他的朋友、学生们心中眼中的吴文藻——他的生平、他的为人、他的遭遇……写出了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吴文藻！

　　我只能摘录这许多信中的几封：

　　吴先生对我国社会学与民族学建设运动，有过杰出的贡献，并培养出许多接班人，成为我国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和大师。他的逝世实是我国学术界一大损失。

　　——杨 堃

　　文藻同志和我在清华学校同窗多年，他虽高我一级，但彼此情同手足。他是我国社会学的先驱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被长期忽视，直到今天才受到了尊重。正需要他时，他又溘然长逝。哲人其萎，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周培源

　　我们自昆明读大学起就不断亲聆文藻师的教诲，阅读文藻师的著作，受益匪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文藻师学识渊博，治学谨严，对学生诲而不倦，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文藻师一贯重视社会学人才的培养，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

　　——袁方、全慰天等六人

　　他老人家在燕大时，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们虽身在国外，也常常通过“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为祖国谋幸福，为祖国工作，以期不负他老人家的教诲……

　　——苏厚彬

　　吴老对我们的科研工作，给予亲切的指导，我定永志不忘。今后我将以自己的实际工作，来报答吴老的谆谆教诲……

　　——宋维真

　　藻师是世界知名的学者。藻师为人耿直，一生诲人不倦，我追随师侧，时间不多，但对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起了不可估量的楷模作用。我常向藻师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他老人家无论多忙，身体又不太好，总是亲自给我回信，一次是在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坐在院子里小凳上写的；一次是在眼力差、写字手抖的时候写的。藻师对于晚辈也毫不疏忽……

　　——李镇

　　我和文藻先生接触不多，但对先生对社会学的贡献，一向是景仰的，同时对文藻先生一九五七年的错划右派，也一直愤愤不平的。文藻先生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使我没有表示哀思的机会……

　　——千家驹

　　文藻先生笔耕一生，对学术界建树卓著，晚年屡遭颠沛，而报国之心不减，是我们后辈的楷模……

　　——袁鹰

　　我作为您和藻师的弟子，已经五十四个年头了，这是天翻地覆的五十四年。你们给我的教导是：爱祖国、爱人民。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你和藻师就是为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我也在实践你们的教导……海外有不少关于藻师生平的报道，我正在搜集……世界在变，每人都在变化中扮演一个角色，藻师的角色演完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都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终身致力于祖国现代化的学者……我很快就要回国了，如有可能我想为藻师编一本文集……

　　——李有义

　　不必再多抄了，我将遵照一位小朋友要求我的话，写点东西。她说：“我希望吴伯伯能在您笔下重新得到生命！”

　　同时还有胡乔木的唁函：“阅报惊悉吴文藻老先生逝世，深为痛悼。吴老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前辈，贡献巨大，而又遭遇坎坷，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而对您个人的打击，更使我心情沉重。我虽未尝从您受业，但您是我学生时代的文学启蒙老师，这段恩情迄今未曾忘怀。今逢此大故，感同身受，谨函致唁，不能尽意。生离死别，人人不免，智者当能善处，无待多言。您的身体也不好，请勿回信。”自然，与其他的信函一样，没有回信，也许冰心相信，无需借助更大的权威，吴文藻将在自己写下的《我的老伴——吴文藻》中，重新获得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