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在大上海印行的只有八十六个页码的小书，“初版”印行的时间准确到“日”即哪一天，一一是“中华民国卅四年十月一日”，也就是1945年10月1日。出版这本小书的机构更小，小到连个人性质的1993年2月学林出版社印行的朱联保编撰之《近现代上海出版印象记》中列举了近千家上海地区那几十年间的出版机构，却没有联合出版该小书的这两家出版社。小书的篇幅也小，说是有八十六页，因为讲究另文单页起排的高规格，其中至少有十个页码是完全空白的，没有文字。除去整页整页的空白，这本小书的实际字数只有约六万字。

　　这本小书的书名，叫《作家笔会》；“编选人”，是著名的作家和编辑家柯灵；联合出版发行这小书的机构分别是“春秋杂志社”和“四维出版社”，地址却只有一处，为“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楼五二八号”，是不是两家出版机构是在一幢楼房中呢，待考。

　　柯灵在“编选”《作家笔会》竣工的当时即1945年9月29日，有过一则小文章题为《关于<作家笔会>》，其“重新校阅”的修订稿被收在2001年7月文汇出版社印行的《柯灵文集》第二卷中。

　　柯灵明确交代《作家笔会》是“去年冬天”他“为春秋出版社”编的三本书之一，另外两本是晓歌的《狗坟》和石挥的《一个演员的手册》。

　　柯灵还交代，《作家笔会》的全部稿件，“原是为一个杂志所预备的特辑稿件”。我想，“一个杂志”应该就是出至1945年6月1日第四年第7期不得已停刊了的《万象》杂志。《万象》杂志，本来是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聘请陈蝶衣主编的一个以商业性和趣味性为主要特色的大众娱乐月刊，一问世就发行量颇大。但1943年三四月间，陈蝶衣跟发行这杂志的老板平襟亚因刊物盈利后的分成约定没有兑现而闹翻了。平襟亚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自己执编了几期《万象》，深知各种甘苦之后，好不容易物色到柯灵这个可以执编《万象》的作家。柯灵只提出发行人不得干涉编务一条要求，平襟亚当然要同意，因为柯灵提出的条件实在不是苛刻的。据柯灵几十年后的回忆，平襟亚一直恪守了这一约定，从不干涉柯灵的编务。

　　自从柯灵主编《万象》起，这个刊物便大幅度增加严肃的新文学内容，面貌为之一变，成为当年上海的影响较大的进步刊物之一。其中有个栏目叫“人物”，专门发表采写新文学名作家最新动态的文章。收入《作家笔会》中一些篇章，就首先刊载了柯灵主编的《万象》，如林拱枢的《许杰》和《李青崖》就以《作家印象记》的总题目刊发在1943年11月1日出版的《万象》十一月号即第三年第5期上、田苗的《忆丁玲》就刊发在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万象》十二月号即第三年第6期上。

　　应该是《万象》这个刊物停刊后，柯灵手中一时没有了发表作品的阵地，就想到与出版机构合作，以“文库”也即丛书形式推出已有的稿件。既然与春秋杂志社合作，丛书的名目顺理成章就成了《春秋文库》，这个“文库”的“第一集”就是《作家笔会》。

　　这本《作家笔会》本来柯灵最初取定的书名是《怀人集》，因为当时“孤岛”的敏感社会背景，使得“只要沾一点点‘重庆派’或‘延安派’的气味，就有坐牢和遭受虐杀的危险”，但柯灵“却还想遥对远人，临风寄意，向读者送出我们寂寞婉曲的心情，表示我们对于祖国的向往”，于是就组织了“这些怀人的文字”。最初柯灵还“想将远在内地的作家尽可能写到”，然而，“世乱纷纷，谋生 日亟，结果大大地打了折扣”。

　　《作家笔会》不得不予以公开出版的理由，在柯灵一边有两个理由：一是“几位前辈和朋友帮忙”当然就是亲手写稿或代为组稿，这“很可感谢”的行为不得不以出书来回报；二是“书版排成既久”，柯灵自己“又曾收受一点编辑费，借此度岁”。总之，“债不能不还，约不能不守”，于是此书终于印出。柯灵说的“几位前辈”主要是王统照和李健吾等。

　　除了短文《关于<作家笔会>》，还没有发现柯灵再说及此书的文字，比如这本小书共印了多少册，就是无法弄明白的了。至少连收藏颇丰的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这三家大型公立图书馆就没有此书，导致巨型书目工具书《民国时期总书目》无法登录该书出版讯息。

　　还有，这本《作家笔会》虽然只有六万字左右，但不大的篇幅却蕴含了极可珍贵的内容，而且至今尚未被全方位开发出来使用于相应的作家作品研究。

　　使用《作家笔会》中的可信史料从事相应的作家作品研究，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描写诸位名作家这些文章的人大都使用了陌生的笔名，弄清这些笔名各属于哪一个作家，现在让我们这些隔了几代的后学来干，几乎就是释读天书了。

　　下面大致依《作家笔会》的文章排列顺序，试着来从事这一工作，再把文章的大体内容提要一下。

　　一共是十七篇文章，有两篇文章为一人所写，需要考据的笔名只有十六个。

　　写《忆丁玲》的“田苗”就是胡考，这个判断来自钦鸿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胡考的《忆丁玲》寄自延安，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万象》十二月号第三年第6期发表该文的同时，还发表了用铜版纸插页印就的署名胡考的“词”和“画”，胡考的本业是美术。“田苗”是胡考的笔名的准确信息，应该是胡考自己用书信形式向《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的编者所提供，否则20世纪80年代前后，是很难找见被视为非主流舆论刊物的《万象》的。只能这样揣度，胡考这位“延安派”文艺家手头就一直存在着这一期《万象》样刊，他也把他上世纪40年代写过丁玲这事当成一回事，本来胡考的散文就写得不多。凑巧，钦鸿等来信问及自己的笔名，就翻开保存下来的《万象》复信提供了“田苗”就是胡考的信息。

　　昔凡的《忆郁达夫》，由四首旧体诗词加上对四首诗词的说明文字前缀一段小序组成。这篇文字，在1943年11月1日出刊的《万象》十一月号即第三年第5期发表过，发表时正标题为《吉祥草》，带破折号的副标题才是《作家笔会》中的“忆郁达夫”。何以题作“吉祥草”，这得说到“昔凡”的“正身”了。

　　在1943年三月号即第二年第9期《万象》的第一百四十五页左下角，有一个带虚线方框的广告，题为《若瓢和尚兰竹画直》，标明这位和尚所画兰竹画的出售价格，细目公布“堂幅”、“屏条”、“立轴”和“册页”的各种形式各种尺寸的各自价格，通讯处为“七浦路吉祥寺天禅室”，当然是上海的七浦路了。这个卖画的若瓢和尚就是笔名“昔凡”的人，他生于1905年，卒于1976午，俗名林永春，浙江黄岩人，1918年因病在天台山国清寺受戒，后拜师潜心研习佛学，并自修古文和国画，并在浙江本地的宁波、镇江和杭州各寺院挂锡。1930年到杭州净慈寺任副寺，直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方离杭。离杭后进入上海七浦路的吉祥寺，1946年随师傅去香港办画展并暂时居港。1950年后返回内地一直在吉祥寺。

　　《忆郁达夫》一文在《万象》发表时的正标题为《吉祥草》，表明这四首诗是昔凡在吉

　　祥寺写的诗。这篇旧体诗词穿插说明并前缀小序的文字，其中至少可以填补1936年秋即这篇文字中所写的“丙子秋”郁达夫在杭州净慈寺活动的生平事迹空白。一部厚达两千页的大30开硬精装《郁达夫年谱长编》，就没有昔凡笔下的郁达夫1936年秋在杭州净慈寺这次活动的记载。

　　写《许杰》和《李青崖》的林拱枢，或许就是本名。李青崖在大夏大学中文系讲授文学理论课程时，林拱枢坐在教室听“李老师”讲课。这两篇短文曾以《作家印象记》为总题在《万象》发表，与昔凡的《吉祥草》即《记郁达夫》发表在同一期。昔凡的文章在前面，林拱枢的在卷尾。

　　写《方光焘》的葑菲，就是1925年3月生于上海原籍苏州的本名吴宗锡的左弦。

　　写《蹇先艾》的子木，就是李健吾。这，在文中有很多史实细节可以佐证，如同在北师大附中读书、中学时期同在《国风日报》编辑文艺副刊《爝火》等。“子木”这个笔名，是拆“李”字倒置而来。稍后的《林徽因》也出自李健吾，笔名渭西是著名的“刘西渭”中的“西渭”之倒置。

　　写《徐懋庸》和《黎烈文》的余木、李杰，就是著名的杂文家唐弢，后来又成了鲁迅研究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这两则短文，也可以读出一些鲁迅口气的句子来，这种鲁迅式文风就是唐弢的文章特点。

　　写《老舍与闻一多》的天则，就是王统照，最可以证实“天则”即王统照的例子，就是文中提及闻一多“手持”天则的“《号声》，——今秋印本”在课堂上大谈该书作者的“文章作风”，而《号声》就是王统照的短篇小说集，1928年12月由上海复旦书店初版，“今秋印本”即1944年秋的重印本。这是一个重要的版本信息，可供研究民国文学图书版本的学者参考。

　　写《怀茅盾》和《记北国二友》的东方曦和吉灵，就不用做什么考证的工作了，这两个笔名都是孔另境用过的，尤其是东方曦，因为两篇文章都已经收进孔另境的散文集《庸园集》，1946年1月由上海的永祥印书馆出版。

　　写《崔万秋》的但萍也可能是一个真名，就是《万象》的固定订阅者和普通投稿者之一，在1943年三月号即第二年第9期《万象》的征文栏目《我的嗜好》中有但萍的来稿，说自己是一个朋友来信的收藏爱好者，“喜欢翻阅旧时朋友们给我的信札”，并说“十年以来，已经积有厚厚的三本”。

　　还有几个笔名无法确定是谁，它们是：写《沈从文》的“小山”、写《剧校回忆录》的“殷芜”、写《叶圣陶》的“余立”、写《暨南四教授》的“原予鲁”。“小山”，曾怀疑是巴金夫人萧珊。但仔细读了几遍《沈从文》，觉得一些史实对不上，比如徐志摩编《晨报副刊》时“小山”在上面发表诗文，这就与出生于1918年的萧珊生平不合。即便说徐志摩最后一年编的《晨报副刊》也是1928年，萧珊才十岁，不可能投稿并发表诗文。光机械地查对笔名工具书，来揣度这些笔名是谁，也不太可靠，因为同一个笔名被多人使用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

　　最后，稍微说一下《作家笔会》所收十七篇文章的内容。一句话，这本六万字的小书，包蕴的内容极其丰富，可以讲这六万字全都出自非常了解所描述对象而且又有文字训练的人之手。像殷芜的《剧校回忆录》，是一篇占去二十二个整页页码的长文，有一万八千字。文中详尽地写了陈白尘、袁俊、吴祖光、曹禺四位著名剧作家在“剧校”的生活实况，比如陈白尘的一次失败的恋情事件就写得很细，估计不少研究中国现代戏剧的学者都不曾读过此文，否则他们就不会总是僵硬地去套概念来玄空地解读剧作家及其创作了。无法考证出作者究竟是谁的文章，就是无人认领的文章孤儿，我们要设法早日找到这些孤儿的生母……

　　更为重要的，这六万字除少数篇章收入作者的文集外，大多都是作家的集外文。这么好的文章，不收入作家自己的文集、不收入有关作家的研究专集，实在是非常可惜的。

　　一本“怀人的文字”的小书《作家笔会》，带给我们诸多阅读享受的同时，也带来那么多无法“解密”的死结。如果早些年能见到《作家笔会》，细读之后，把一些弄不清的如“原予鲁”是谁之类的“小儿科”问题写信请柯灵赐教，柯灵只需稍事回忆，就可以准确答复了，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几乎都是他的朋友或前辈，熟得不得了。而现在，我们要弄明白一个“原予鲁”是谁，就要付出多大的“劳动成本”啊！叹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