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实际上也是一位美术评论家，他一生翻译了大量法国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梅里美、伏尔泰等名家的作品。我们很多人都读过《傅雷家书》，并从中获得心灵的滋养。作家柯灵在《怀傅雷》一文中这样写道：“他身材颀长，神情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

　　但是，傅雷这只仙鹤也会遇到身体上生活上的困难。

　　1965年，57岁的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皮罗多》和《幻灭》三部曲因种种原因出版搁浅，收入锐减，生活发生困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傅雷由自己口述妻子朱梅馥代笔，于同年10月26日，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浦江人石西民发出了一封求援信：“最近半年个人情况又有大变化，除多年宿疾(如关节痛、偏头痛、过敏性鼻炎等)轮流作祟外，6月下旬又每晚头脑发热如焚，思考能力几等于零，……双眼昏花，非特无法翻译，即读书看报亦不可能。眼科医生认为眼神经使用过度，急剧衰退，倘不长期休息，日后恐有失明之虞。……而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亦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这位原本想自食其力、靠手中的一支译笔养活自己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婉谢了组织上给他的“铁饭碗”的翻译家，此刻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读了让人心酸落泪。

　　傅雷与石西民之间谈不上什么私交，傅雷向石西民开口求援完全出于对石西民的信任，对共产党的信任。

　　从1955年至1965年，石西民在上海市委分管文教宣传工作。在这十年之中，他与知识分子之间平等相处，互相尊重，以诚待人，在宣传、新闻、文化、艺术、教育各界结识了不少朋友，尽量设法减轻运动对他们的伤害，尽可能保护一些可能保护下来的党内外朋友。石西民既是一名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高级领导干部，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又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坚守中国人做人的良心道德，为人正直、善良、宽厚。早在重庆时期，他就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对知识分子的冷暖有着切身感受。石西民深知，一个政党也和一个人一样，不能没有朋友，在野的时候需要朋友，成为执政党之后更不能忘记朋友。晚年，石西民在追述重庆时期《新华日报》艰苦斗争的历程时说：“我常常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认识朋友的可贵，而当他忘记了朋友时，他实际上也就忘记了革命。”因此，石西民接到了傅雷的求援信之后，立即吁请有关方面照顾傅雷一家的生活，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从海关取回傅聪由海外寄回而被扣押的食品交还傅雷夫妇。当时，已调任北京的石西民自身也岌岌可危，他能做的也只能如此了。

　　傅雷曾这样对他的儿子傅聪说：“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你永远不要害怕孤独，你孤独了才会去创造，去体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傅雷告诫其儿子的，也正是他所体验的。傅雷不怕孤独，但他也会有凡人生活上的多重困难，这时候，他想到了石西民，并从石西民那里感受到了人间最为宝贵的火光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