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夫子言游，名偃，是孔圣人的得意门生，七十二贤人中的一个。说是文学家，可没见过他的署名作品；有提倡礼乐的记载，似乎还兼做教育工作。庙在干将坊，规模跟他的声望太不相称。章钰老先生当初开办四十座小学，大概就有它，也挂上了公立初等小学的牌子。经过改朝换代，变化不大，全校只有三个课堂，三班学生，连我父亲一共三位教职员，其中一位兼校长；后来添了一个课堂、一班学生、一位教员：跟夏侯桥公高不可同日而语。那座公高在年前已迁进新建校舍，成了草桥中学的紧邻，不但声誉日隆，也为督视者和参观者提供了方便。一九七五年陪父亲回苏州怀旧，出于意外，言子庙小学仍在，据父亲说，从外表看不出什么改动，只是课堂内增添了一些桌椅，显得更挤了。那时候有些小学课堂不够用，实行了半日制，这儿是否也这样呢？因为是星期天，找不到可问的人，更没有人跟我们说以后的发展规划。想来改革以来大大变样，或者跟旁的什么小学合并了。

　　父亲写《圣陶日记》始于一九一〇年秋天。我摘取日记中五个长短不等的片断，编进了《叶圣陶集》第十九卷，五个中的“之二”、“之三”、“之四”，我以为颇可一看。片断之二正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年，也正是我父亲中学生活阶段的最后一年，可以约略窥见三吴少年，当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片断之三，只摘录了日记一个月，已经可以以偏概全，反映我父亲在言子庙两年半的小学教师生涯，尤其对于基础教育的职业感情。这种忽冷忽热的情绪，初当小学教员的年轻人恐怕很难避免，但是在我父亲身上，似乎持续得特别长久；而且跟后来在甪直第五公高相比，反差又显得特别突出。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我想查找一下可能有些儿好处。片断之四是我父亲被炒了鱿鱼，从日记上看，可以肯定非关成绩，也不由于情绪，用不着我替父亲洗刷。至于为什么，待说完了这两年半再试作说明。

　　言子庙在干将坊，过草桥向西走一百多步就到了。父亲在日记上记着，开学之前约半个月，两位老教师约他一同去点数桌椅。从行文的语气看，他从前未曾瞻仰过这座圣殿，对课堂的湫隘和设备的简陋却在意料之中，因而只记了一句话：“唯光线不甚敞亮也。”初小四个年级，课堂只三间，注定了一二两个年级非合用一个课堂不可。这叫作复式教授，老师特别费劲，还得有一套特殊的教学方法。他们竟把这件棘手的事，推给了我父亲这个毫无经验的新手。我看到这儿真想替父亲挡一挡，父亲却若无其事地一口承诺了。功课只有三门：国文、算术、修身。修身只凭德目演讲，算术无非出些题目做加减乘除的练习，只国文有课本，大概是新出版的“人、手、足、刀、尺……”有时觉得孩子都自有可爱之处，苦于想不出办法来维护和引导，有时连课堂秩序也难以整饬，但愿早日离去这阿鼻地狱。一个月二十块大洋薪水，拿在手里，心上总不舒服！“我给了孩子些什么呀，值二十块大洋吗？”可是同学中间，也有几位当小学教员当得很带劲的。城里章君畴、尤秩臣两位带头办的那一所，乡下朱映娄、蒋企巩两位带头办的那一所，都有声有色，受到了学生家长的感谢。我父亲在言子庙别说改进些什么了，连聊得上天的，也只有一位喜欢种植果树的中年人。大家相安无事，到时候领自己一份薪金就是了。

　　是职业呢，还是事业呢？两者似乎不可兼得，而职业又非常现实。伯祥先生为老太爷丧葬，落下了一屁股债，一家七八口，新近又添了位千金，都是要吃的。伯祥先生就是找不着一个职业，把家里可卖的几乎卖完了。许多天不见面了，去茶馆找找吧，却碰到了母亲的三姑夫计髯。两人都为伯祥先生唏嘘了好一阵。计髯最后告诉我父亲说：“墨林跟她姑母住进了学校：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北京女子师范。”我父亲想，计髯把地址交代得这般清楚，分明让他写封信去问候。写信容易，称呼可就难了：称“先生”，似乎冷冰冰的；称“姑母”，婚还没结又过于亲热。好在计髯不过暗示而已，只装作少不更事也就罢了。

　　我父亲正在犹豫，绿衣人送到章元善先生从美国写来的信，抽出信笺一看，是“蟹行”——英文写的。我父亲倒没被难住！开头第一句是“咱们俩现在是至亲了”，接着说他进的是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读的是化学系卫生化学专业；又说大学建筑恢宏，设备先进，院系众多。他希望表妹夫早点儿去，两人再一次成为同窗。父亲回信只能用汉文：祝贺他有出洋留学的福气，感谢他的热心邀约，说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非分之想；当小学教员也不坏，一个月有二十块钱的酬金呢。隔了两个来月，章先生又来函了，说可以先进清华学堂的预科补习班，在补习班里考试及格，就可以再读一年预科，然后留美；他和许多同学都走的这条路；从进补习班之日起，就用不着花家里一文钱。父亲回信说：要是进不了清华的那个补习班呢？要是补习了一年考不及格呢？这两百四十块大洋的进账，也不能不算一算。经过三四个回合，章先生在信上就不再提这回事了；寄给我父亲一张六寸的大照片，他一个人西装笔挺的，站在一座挂满了爬山虎的洋楼门前。

　　北京那边，铮子姑母也托便人用建议的方式，施加过一些压力。每逢暑期，北京各大学都在上海招生，她劝我父亲就近去投考。父亲在给颉刚先生的信上，几次托他如有机会碰着铮子先生，代向她解释一下，叶某不是不想上进，因为父老家贫，只能暂且这样过着。后来我父亲在言子庙受排挤失了业，用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言论和小说，想来顾先生如果有便，不会不向铮子先生通报的；虽则我父亲从来不曾拜托过他。

　　片断之四记的是一九一四年暑假，苏州“六腊斗争”中一个不起眼的浪花。“六”指的六月，“腊”指的腊月，按阴历算，这两个月都是学期结束的日子。一个学期好歹又敷衍过去了，下个学期的聘书可还悬着呢！尤其塾师出身的老教员，眼看着新式中学的毕业生一批又一批拥进小学，心里不由得不打战。于是老的少的各显神通，暗的不知道，明的就把战场摆在茶馆里。我抗战后期才混入教育界，以为这是世风日下闹的。看了父亲的日记，才知道公立学校自开办之日起，就种下了“六腊斗争”的根苗。在苏州，一九一四年暑假并非头一次，而波及的范围，比以前几次都大。父亲却似从未知道有这样的事。头一次听校长说下学期有的小学可能换人，他还在日记上发表了一大段宏论，说教师不宜频频更换，全没觉察校长这是特地向他吹风。果然第二天在茶馆里就有他校的同行相告：言子庙将裁去一个课堂，而裁去的教员正是“吾兄”，请“吾兄”趁早想办法。我父亲当然得感谢说“承蒙关照”，至于想办法走门路，挤掉别个的饭碗，那是做不出来的。第三天，我父亲得便，把这件事跟那位喜欢种果树的钱君说了。他不说不知道，也不说已经听说，却不着边际地叹了一番苦经，说与同事相处也实在难。我父亲本来想待放了假就写辞呈，如今落了个“被裁”的名声总不太好听，又想反正是同一回事，何必计较那些，于是定下心来，判完学生的试卷。似乎应该跟孩子们告个别，可是说些什么好呢？难道再补上一课修身？父亲站起身来，走出了言子庙的门，身上好像轻松了许多。

　　然而事情还未了结。第二天，父亲领取了最后一个月的薪金，去茶馆闲坐，听人说某校被裁的某君已诉诸上峰。上峰叱学务委员荒谬，于是有学务委员辞职，被裁的教员将尽行复职之说。自己把握不了命运，将希望托之于包拯，亦复可笑可怜；父亲不遑再听，索性跟着颉刚先生又去杭州游湖，沪上听戏。浪游归来，爱种果树的钱君已候我父亲多日，一见面就说：言子庙的课堂今决定不裁，他受校长之托特来相告，只需学款董事或学务委员说一句话，就可以蝉联。父亲再一次感谢多蒙关照，推说“容再思之，当有善计”。第三天下午，我父亲又在茶馆中遇见钱君。校长不久也来了，走进了别一间茶室。钱君看校长坐定了，也跟了过去，并回头向我父亲示意，好像颇有把握相助似的。我父亲料到他至多去探探口气而已，没拉住他。果然他话没说上十句，看情景已碰了壁，懊恼地踅回来说：“只迟一步，他们已聘定人了。”我父亲还是谢了他，心里却不平静起来：这批家伙如此作弄人，真想写封信去狠狠地骂他们一顿。回信是肯定不会有的，他们或一笑了之，或装作根本没瞧见，岂不自找没趣，甚至反而被人看轻了，如此一想，不如作罢。我写到这里，片断之四还只说了一半。事件再简单不过，主要人物不满五个，都各有个性，各有想法。如果敷衍成小说，颇有点儿像果戈理的幽默短篇。请读者诸君看看，我这个主意有没有点儿可行性。

　　片断之四的后半，几乎一半的记载离不开孙家的伯南先生、树人先生。弟兄俩是我父亲的表兄，都古道热肠，为了替我父亲找个饭碗，不知花了多少邮票，磨了多少嘴皮子，结果却弗讨巧。说成功的也有一处，就是那个耗子夹似的农业学校，一踩上机关几乎脱不了身。我父亲当时很不愉快，表现很有些儿浮躁。结果让树人先生作难，系铃解铃，费尽了心思。原来教育界也是无奇不有的。

　　孙伯南先生是我父亲念草桥时的国文老师，据说在考据学和文字学方面，都有点功底。我父亲学写篆字的兴致，就是他给引起的。他同郭绍虞先生的老太爷是好朋友。我父亲念私塾的时候，常被他牵着去郭家，他跟鹭庼老先生谈天，我父亲就跟比他稍大的绍虞先生在庭院里玩，真个成了总角交。在家乡的老朋友中，没同过学的就郭绍虞先生一个人。

　　伯南先生是个老实人。他给父亲说了个在杭州的东家，当家庭教师讲国文。问他酬金多少，他回答“眉数”，眉就是八，一月八块大洋。父亲说“为了这几个钱作客他乡，不合算”。伯南先生想倒也是，就说“可以叫他加上英文、算术，合在一起可以得‘弱冠’了”。弱冠是二十，一个月二十块大洋。我父亲说：“人家恐怕不肯吧？”伯南先生想了半天，说：“姑且去说说看。”不知他真个去说了没有，下文自然不会有了。

　　父亲还跟我讲过一段伯南先生的趣事。草桥中学南边是实验小学，小学南边有个属于草桥中学的球场。球场东边是座衙门，辛亥革命前，是长洲县的衙门。衙门正中间的大厅上，供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两座牌位。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太后、皇帝相继驾崩，灵堂就设在这里。每天限时限刻，老师要带着学生去哭拜，排着队面对牌位跪下，叩了头还得哭出声来，掉不掉眼泪随便，“嗄嗄嗄”的哭声可一定得有，时间好像不短，反正听从赞礼的。有个顽皮的同学正好排在伯南先生后边，闲得没事干，悄悄地把他的两只鞋抽脱了，还轻轻地搔他的脚底。伯南先生没处躲，只得提高嗓门“嗄嗄嗄”。回到学校，伯南先生把那同学叫到房里，好像脚底还在痒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呀，”他说，“连轻重也勿得知。我那时不死劲忍住，你的小命也得赔上。不要在同学中逞能了，欺侮老实人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走吧。”

　　孙家两位老伯很可能把我父亲看作阿斗：大家替他着急，他自己倒全不在意。他们可能忘了，我父亲也会加减乘除的。当时有几种刊物愿意登载我父亲的小说，一般千字两元。如那篇《穷愁》，就得稿酬“眉数”。十天写一篇，腾出时间来正好自学。我父亲早就写信给正在念北大的颉刚先生，请他代订一个自学计划。在我的印象中（当然是后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世），顾先生喜欢给人出主意，订的计划必然庞大。如今在父亲的日记和书信中，又证实了他年轻时候就如此，计划分经史子集，都选出若干必读的本子，甚至把哪一天，在什么时候，读哪一本的某些篇章，都规定好了。父亲在日记上也记下他的执行情况，头几天果然一点儿不落，渐渐地就保不住了；除了责备自己，还加上些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总是层出不穷，责备自己的话翻来覆去地却也厌烦了。只好把计划搁在一边，自己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吧。可惜了顾先生的一番苦心和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