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归来后，冰心回燕京大学任教，三年后的1929年6月15日，她与赴美时在船上认识的清华留美学生、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吴文藻结婚。婚礼在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校长住宅、冰心命名的临湖轩举行。筹备委员会将婚礼现场布置得庄重、简朴、美观，“司徒雷登先生的家本来就是一幢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物，举办仪式的客厅既大又气派。”午后二时，清华大学开来一辆大轿车，校内和校外被邀请的客人一百多人，除了十名左右的亲戚以外，其余的都是燕京、清华两所大学的同事，陈岱孙、江先群、陈意等。没有邀请学生，怕人太多。四时整，婚礼开始。“客厅里缀满了鲜花。所有的东西都是纯白的——白丁香、毛樱桃梅、白玫瑰、海薯、栀子等，而且新郎新娘走在用纯白缎子铺的通道上。全体来宾站在仪式台前这条白缎子通道的两侧。仪式台上放置的两个缎垫也是纯白的，宣誓时跪在上面。因为我们是以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婚礼，所以司徒雷登先生为我们做了主持。音乐是钢琴与四把小提琴的合奏，十分悠扬肃然。”（冰心《纯白的婚礼》）

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时任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为主婚人。

　　婚后，冰心产下一男两女。儿子吴宗生（吴平）、大女儿吴宗远（吴冰）、小女儿吴宗黎（吴青）。因为相夫教子，她的作品明显少了，但也有《分》《冬儿姑娘》《我们太太的客厅》等小说，《南归》与《平绥沿线旅行记》两部纪实性的作品面世。然而，创作的淡季，却又是作品出版的旺季。这种相悖的现象，成为冰心燕园时期的奇异现象。

　　北新书局从三个方面出版冰心的作品：一是冰心的新作，冠以“黄皮丛书”，封面设计以黄色为标志，简易刊行。这个丛书系列，与“新潮社文艺丛书”有相似之处。冰心的《南归》（散文集）、《闲情》（小说诗歌集）、《冰心游记》（即《平绥沿线旅行记》）、《姑姑》（小说集）等，都是作为“黄皮丛书”由北新书局及时推出。二是出版作品集，如《去国》（小说集）、《冬儿姑娘》（小说集），它与“黄皮丛书”有所区别，是冰心早期的作品，或者大多为早期作品，这种作品集不属北新书局的初版，其他的出版商还在使用，但北新书局仍然不放过，与作者协商版权，得以出版。三是对已拥有版权的作品集，大量的重印、再版，比如《寄小读者》《春水》等，包括“黄皮丛书”与其他单行本的再版周期与速度，都与市场紧密接轨，稍一脱销，即行印刷。一个北新书局便将冰心的作品弄得满天飞，长销不衰，既体现了冰心的作品受大众欢迎的程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审美需求，也说明了民国时期出版商的敏锐、敬业与对市场的准确把握。

　　其他一些小出版公司也加入了竞相出版冰心作品的行列。比如大公书局的《冰心杰作选》、上海新文学社的《冰心女士小说集》、上海艺林书社的《冰心文选》、仿古书店的《冰心文选》、新京启智书店的《冰心小说集》、上海万象书屋的《冰心选集》等，将冰心的作品炒得沸沸扬扬，满世界都是，没有一家书店书亭，没有冰心女士的作品集。同时，还有大量的盗版本出现，如《冰心作品选粹》《冰心文选》《冰心女士近作集》《冰心名篇新编》等等，几成泛滥之势。由此，又逼出了一套冰心自认为向不敢出版的《冰心全集》。“我从来没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为我觉得：一，如果一个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风，使读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后，愿意读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读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这一点上，我向来不敢有这样的自信。二，或是一个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质上，都很可观。他自己愿意整理了，作一段结束，这样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现在还未到中年；作品的质量，也未有可观；更没有出全集的必要。”但那些滥发的文集“序言之颠倒，题目之变换，封面之丑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且有些文章“不知是谁写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为此，“我就下了决心，来编一本我向不敢出的全集”。（冰心《我的文学生活》）

　　于是，在1932年至1933年之间，《冰心全集》隆重登场。1932年8月，首先现身的是冰心全集之二《冰心诗集》，9月紧跟冰心全集之三《冰心散文集》，翌年的1月，冰心全集之一《冰心小说集》也来了。多年后，有学者研究民国时期的出版情况，发现并指出了这一现象，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全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作家个人全集。

　　对于冰心的作品，阿英说：“在中国的新文艺运动的前期，曾经给予当时社会以广大的影响，而‘几乎是谁都知道’（《西滢闲话》）的女性作家，据我所知道的，那只有《超人》的作者——谢婉莹。”沈从文则认为 “十年来在创作方面，给读者的喜悦，在各个作家的作品中，还是无一个人能超过冰心女士……冰心女士的作品，以一种奇迹的模样出现，生着翅膀，飞到各个青年男女的心上去，成为无数欢乐的恩物，冰心女士的名字，也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字了。”

　　随着冰心的作品进行不同的选本，经过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十余年时间的检验，冰心的作品进入到了作品研究的阶段。大量的评论与研究的文章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都有，为了配合《冰心全集》的出版，北新书局编选了一本冰心论集。编者李希同寻访了冰心自从走上文坛之后的所有评论文字，从中选出24篇，兼容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对没有入选的文章也在跋中列出了篇目，定名《冰心论》。《冰心论》与《冰心全集》一样，基本上反映了直到上世纪30年代初，冰心创作与对冰心批评的全貌。面对不同的观点，李希同明确表明：“冰心以为文学作品贵在真诚地表现他自己。我们只能就人论人，还他一个客观的价值，不参与批评者主观的成分。冰心只是冰心，不是任何其他人。她的作品里，内容是爱母亲，爱小孩，爱海，爱朋友，爱小生物，基调是爱；她的文笔是雅淡的、简练的、融会了古人之诗文的。——这一切形成了冰心特有的作风，使她成为现代中国女作家的第一人。”

　　研究最为系统的当为茅盾，他的《冰心论》对冰心的作品有批评，有肯定，不仅是对冰心的“问题小说”、对冰心的文字与技巧，都有很高的评价，他的一段关于冰心在五四时期作品的个性表现，成为后来的研究者经常引用的名言：

　　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

　　燕南园时期的冰心，有过两次长途旅行。一次是应平绥铁路局长沈昌先生邀请，利用1934年的暑期，冰心、吴文藻发起组织了一个旅行团，沿着平绥铁路，开展社会、文化、政治、民族等方面的考察。团员各有专长，他们是文国鼐女士（Miss Augusta Wagner）、雷洁琼女士、顾颉刚先生、郑振铎先生、陈其田先生、赵澄先生，包括冰心吴文藻，一共8人。旅行团从清华园站出发，沈昌派出公务专列，不仅设备齐全，服务周到，还有准确的“数据库”。车站与车站之间的距离，准确到十位数，海拔的高度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数，冰心在每一个车站都有完整的记录，例如：清华园站距丰台站20.21公里，高度40.538公尺，康庄站距丰台站84.80公里，高度498.348公尺，停与不停的站均有记载。车刚开出，旅行团便在车上的会客室开会，顾颉刚根据各人的专长，明确分工：陈其田注意沿线经济状况，雷洁琼关注宗教状况，文物古迹自然是郑振铎，民族历史方面顾颉刚自己担任，蒙古包归吴文藻，文国鼐写英文导游手册，赵澄担任摄影，冰心则记载沿途印象。这次旅行，教授们都大有收获，郑振铎写了《西行书简》，以书信的方式，详细记录了西行的情景。吴文藻以社会学的观察，完成了《蒙古包》的论文。冰心除了长篇游记《平绥沿线旅行记》之外，还根据这次旅行得来的素材，写作了小说《二老财》。另一次是1936年至1937年，用了一年的时间，随吴文藻欧美游学，从北平至南京，南京而上海，以后便在海外：东京、西雅图、波士顿、纽约、巴黎、罗马、伦敦、柏林、莫斯科等，待周游世界一圈回到北平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

1934年春末，冰心应平绥铁路局长沈昌的邀请，组织旅行团赴平绥铁路沿线考察。图为旅行团团员冰心与雷洁琼在蒙古包前合影。

1934年7月，旅行团在考察中，与抗日前线的傅作义将军合影。左二起：雷洁琼、郑振铎、顾颉刚、傅作义、陈其田、吴文藻、文国鼐、冰心。

1937年，旅欧途中小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