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开始写文言小说，就在离开言子庙的前后，一连写了二十多篇。我在一九八六年开始编《叶圣陶集》第一卷时才读第一遍，好像看到父亲一边在模仿，一边在试探。有模仿《聊斋志异》的，林琴南译述的欧美短篇的，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的，也有模仿当时所谓社会新闻的；试探着摸清各种刊物之不同要求：看样子都颇为自得。后来看了父亲的日记，才知道他内心的矛盾。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晨起绝早，餐已，握管作小说，以之售去亦可以得微资。文而至于卖，格卑已极。矧今之稗官，类皆浅陋荒唐之作。吾亦追随其后径相效颦，真无赖之尤哉。”第二天又说：“既而续撰昨之小说，信口开河，唯意所之。村头巷角，有手击小竹自为节拍而口唱歌词以娱人者，其词皆临时杂凑，初无丘壑，余之小说乃仿佛类之，亦可笑也。”在十一月十三日给颉刚先生的信中，他说：“吾今弄些零用，还必勉强写几句。然我却也自定宗旨：不作言情体，不打诳语……总之，吾有一言誓之君前曰，我决非愿为文丐者也。”难怪他一进尚公即戛然而止，不再写文言小说了。

　　郭绍虞先生给我父亲介绍过两回教席，这是头一回。他在尚公学校教高小语文，进步书局请他去当总编辑。他跟尚公的校长说，他的课得由叶某接下去教，才能让他放心离去。校长居然答应了，那是一九一五年四月初的事。尚公学校是商务印书馆办的实验小学，就在商务的印刷厂东南角上，操场课堂都很宽敞，尤其难得的，凡是商务出版的书籍挂图，制造的标本仪器，尚公都有一份。所谓实验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试用本馆的各种教学用品，最主要的是教科书。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正式使用之前也在尚公试验过。二是实验国外传进来的教学主张和方法，如远足参观旅行，举办游艺会、恳亲会和成绩展览，让学生自己管理图书馆以及商店银行。还出版一种不定期刊物《尚公记》，让教职员交流经验和心得。我父亲在尚公不足一年，好像为以后在甪直五高开展教学改革做了准备。

　　《倪焕之》是小说，决非我父亲的自传，只举一例就足以证明：倪焕之和金佩璋是先恋爱后结婚的，我父亲和母亲正好跟他们俩相反。小说开头一章，小船在吴淞江上逆风晚航，却极像我父亲头一次到甪直的情景。可是来接的既非伯祥先生，又非宾若先生，而是一位虚拟的小乡绅金树伯；他的谈吐又颇似伯祥先生，尤其是评蒋校长的那两段，还说得极准。蒋校长是由前后两位校长拼凑起来的。不拼凑也不成呀，谁叫前一位不幸遇上车祸死了呢？小说中没提这件事，可能因为动手写《倪焕之》的两年前，已经写过一篇《好友宾若君》了。

　　宾若先生和伯祥先生一般年纪，一九一二年，和我父亲同在草桥毕业，他在虎丘丁公祠初级小学当校长。不问暑天腊月，刮风下雨，他上班下班，总是分秒不差，山塘街上的居民都称他为“自鸣钟”。这个亲昵的绰号，无意中表现了对他的敬业精神的钦佩。两年之后他害了一场病，在家休养了一年半。吴县第五高等小学在甪直筹建，又把他请了去，他拉上伯祥先生。一九一六年初，他们俩在《尚公记》上看到了《国文教授之商榷》，是陈文仲先生和我父亲合写的，都说“怎么把圣陶给忘了呢？”立刻写了封信给我父亲，讲了许多改革小学教学的设想。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好朋友的邀请呢？立刻回信应诺。可惜的是我们没法看到这两封信了，连日记也在半年前中断了。想来都是抗战时期，留在青石弄的那所房子里丢失了；除了一九一六年四月以后的所有日记，至少还丢失了两册自存的印蜕，两册自录的诗词稿。

　　父亲在《好友宾若君》中自己说：“当了几年教师，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时甚至是苦的；但自到甪直以后，乃恍然有悟，原来这里头也有甜津津的味道。”刹那之间，前后的反差竟如此之大。在有些场合他甚至说：“我的教学生涯，实际上是从甪直开的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到了甪直五高，他才摆正了职业和事业的位置。教育本身需要不断革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决非小学教员应持的态度。既然吃了这碗饭，就应该对孩子们的成长负全面的责任。可惜离开了夏侯桥公高，再没见过这样的老师了。可是话也不能说绝，君畴兄他们几位接的是旧学校，不也办得有声有色吗？看起来头一件要同事精诚团结，有点儿事业上的自主权；第二件是学校最好是新办的，少点儿必须清除的陈年垃圾；当然还有第三第四。如今的五高正是新创办的，校长又是宾若兄，还有好朋友伯祥兄，最主要的有利因素不就全了？到第一学期结束，我父亲的信心已经初见颜色。学校放假，一些琐事请住在镇上的同事照看，三位好朋友就一同乘船回城各自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