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沦陷后，冰心因为有孕在身，一时走不出去，待孩子出生后，即安排离开燕南园，前往大后方参加抗战活动。“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

　　1938年夏，冰心、吴文藻决定离开北平，去西南抗战的大后方。图为一家人离开北平前，在燕南园寓所前留影。

　　在朋友的帮助下，很快在螺峰街找到了一处住房，冰心一家从旅馆搬入，正式开始了昆明的生活。对春城昆明的印象，冰心曾用过四个字概括：绚烂芬芳。她说，那儿的“天是蓝的，山是碧青的，湖是湛绿的，花是绯红的。空气中永远充满着活跃的青春气息。”说，早晨带了一两块钱出门，便可购得大捆的鲜花，茶花，杜鹃花，菊花，说，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热带的鲜艳的花，抱回来可以把几个房间摆满。冰心之所以有此兴致，自然与她的性格有关，同时，也与心境有关，在北平的那些日子，是绝对的压抑，走出北平的心情极为急迫：“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现在到了昆明，竟是山清水秀，呼吸到了新鲜的朝气，渐渐地除去了旅途的艰辛，竟也妆点起新的环境新的家来。

　　安顿之后，吴文藻到云南大学去做中英庚款资助的人类学讲座教授，同时创办社会学系。西南大后方的昆明，抗战之后的两三年间，几乎成了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西南联大不用说，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梁思成的中国营建学会等学术机构，也曾转移到这里。除了北平的学者，还有南京重庆的政府大员、上海的银行家、广东香港的商人和武汉的企业家，有各路大军以及普通中国人，甚至还有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人口急剧膨胀到了50多万。而当一切就绪之时，日本的飞机也就来了，开始是试探性的，并不急于扔下炸弹，但跑警报就成了日常生活的内容，警报一响，一跑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令人难以承受。

　　为了躲避轰炸，冰心一家于1939年的夏末搬到郊区呈贡，那时县城已经找不到房子，只得先在文庙暂住。已经迁到文庙里的西南联大国情普查所，所长是戴世光教授，为了欢迎女作家的到来，专书楹联一副：“半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文庙虽有人气，但毕竟太小，冰心托人四处找房子。呈贡是个不大的县城，城内东北部为三台山，山腰有一座很平常的小庭院，周围没有人家，上去也只有坎坷不平的小山路。这个孤零零的小院落并非是居家之所，而是斗南村华姓大户守墓的地方，题为“华氏墓庐”。房子坐西向东，东边围墙长十余米，围墙上有一道木门，走进木门是一个小院，有正房三间，一楼一底，楼上有回廊，正对东方，是早晨看日出的好地方。楼房后面的窗子正对西方，可以看见远处的滇池和西山。房屋后面是古老的苍松翠柏，还有群山良田环绕，环境极是幽美。冰心一看，很满意，可是墓庐的主人说什么也不愿意出租。最后，县长李悦立出面找墓庐的主人商量，说，冰心是大老远从北京来的作家，房主才答应下来。

　　搬进三台山半山腰的华氏墓庐，心开始静下来，这是自离开燕南园之后所不曾有的。面对“华氏墓庐”的牌子，冰心在心里默改二字，变为“谢氏默庐”，若将前面二字拿去，便是“默庐”了。吴文藻继续在城里居住，节假日便回到默庐的家。冰心在信中告诉友人，她已经开始振作起来了，她想从身边写起，从心境写起，然后走向广阔天地，写出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抗战。终于在一个静夜里，冰心在红烛微光中，悄悄地试运着自己的笔，篇名便用“默庐试笔”。

　　1939年，冰心一家在云南昆明郊外呈贡的“华氏墓庐”（冰心称为“默庐”）临时住所。

　　呈贡为了培养师资，扩大基础教育，开办了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与县城的呈贡初级中学合办。校长昌景光是位有知识有胸怀有远见的人，充分利用了战时呈贡的人才资源，请北平来的大学者、大教授来当老师。陈达、沈从文、费孝通、孙福熙、叶雪安、张兆和、沈如瑜、赵凤喈、戴世光、林亭玉、刘雪然、张震等，都先后在简易师专担任过课程，这在平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战争逼得他们蛰居山城，才有了如此豪华的教师阵容。冰心也成了简易师专的老师，而且是义务性质的，每周都为孩子们上课，还受昌景光校长之托，为简易师专写了一首校歌：

　　西山苍苍滇海长，

　　绿原上面是家乡。

　　师生济济聚一堂，

　　切磋弦诵乐未央。

　　谨信弘毅，

　　校训莫忘。

　　来日正多艰，

　　任重道又远，

　　努力奋发自强。

　　为己造福，

　　为人民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