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教育，我父亲在此时也写了不少短文。他一向推崇自学。在《充实的健全的人》头一段，他跟青年读者说：“教师或旁人无论如何胜任，无论如何热心，总之不过在先作个引导，从旁作个帮助，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学习上去，主要靠诸君自己。学习又得跟整个生活打成一片，学得的一点一滴，必须化而成为生活的营养料，才有受用。这意思都浅近不过，就是没有人说，诸君自己想想也就明白。可是想明白和照样做，其间还有一段距离。”他接着又说：“我们切望诸君想明白之后随即照样做，而我们与诸君之间的交通路线只凭刊载在《中学生》的一些文字，于是文字中就不免屡次提起这些意思，看来有些絮絮不休似的。……愿诸君鉴谅我们对于你们的忠诚。”在《受指导与实践》的结尾，我父亲说：“青年学生盼望指导这么迫切，要怎样才可以让他们满足，这是‘站定在岗位上’的人照理该绞脑汁的。学制的变更，课程的改革，导师制的推行，都不能说无关宏旨。但尤其紧要的在责其实，学生是否得到真受用……否则任你学校林立，学生激增，总之不成个教育事业。”

　　《中学生》原来在桂林接受审查，改到成都之后，编辑工作的重点很自然地逐渐转移到成都，我父亲的工作重点就移到了《中学生》上。每期做了些什么，在《编辑室》栏中，他自己做了扼要的交代。有两个连载都很受读者欢迎，一个是《抗战中的中国》，作者是记者徐盈先生，大抵每期讲一个省份，一篇篇都是簇新鲜的采访录，是活的本国地理课本。另一个就叫《本国史随谈》，后来集成单行本《二千年间》，作者是胡绳先生，署的笔名是“蒲韧”。写的是我国二千多年封建时代的历史，却跟一般的历史书不同，不采用顺着时间记流水账的方法，而是把这二千多年看成一个整体，提出若干比较重要的方面，讲它们的变迁，一个个从头到尾，都做一番系统的梳理。在父亲写的《编辑室》中，还可以找到他为《读者笔谈会》出的两个题目：一个是《青年与宪政》，分明是响应当时的民主运动；一个是《当前的局势与我们》。那个“当前”，说的是湘桂战役前夕。我父亲在简略分析了局势之后说：“从世界战争的全般局势来看，法西斯势力被消灭，同盟国家的胜利，日子已经不远了。可是最后胜利固已在望，在达到这个胜利目标之前，却还要经过一段异常艰苦的猛烈的斗争，真正的胜利决不是可以廉价获致的。”《中学生》每期都刊载青年读者的作品，而且不限于文艺性的。《读者笔谈会》征文，则分明是政治性的了。答复带有普遍性的读者询问，也难免牵涉政治，使那个“中央”很不满意。有一回潘公展到成都，托人带信给开明分店，说他住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很想跟我父亲见一面。我父亲真个去了。他说《中学生》宜注意基本工具学科，少弄社会科学文字。又说他也不满意审查制度，若编辑人各自检点，审查制度即可废止。真个“舌头呒没骨，翻来覆去候侬说”。我父亲由他痴人说梦，不批驳也不认可，等他说完，就站起身来告辞。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的事。九月七日，《中学生》与《东方杂志》《新中华》等八种杂志共同决定拒绝送审。图书审查制度纸老虎似的从此被戳穿。这是后话，留到后头再详细讲。

　　《中学生》已经够我父亲忙的了，还继续帮文光书店编《国文杂志》，开明的各位先生又定要复刊抗战前很受欢迎的《新少年》。市面上这时已经有了一种《新少年》月刊，是别家书店出版的。我父亲就换了个刊名，叫作《开明少年》。在《发刊辞》中，他说：“叫《开明少年》也好。一方面，表示它是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杂志。另一方面，还有旁的意义。……在以往的八年间，我们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在大变中……各国人民受到了这回战祸的教训，更热切地希望得到自由和平……在今后的我国，在今后的世界，个人必须做个全新的人。什么叫作全新……‘开明’两个字也可以包括了。‘开’是开通，‘明’是明白。侵略人家，欺侮人家，妨碍人家的自由，剥夺人家的幸福，就是不开通，不明白。这样的人无论如何要不得：由他治理一地的事，便是一地的祸患；由他治理一国的事，便是一国的甚至世界的灾难。协和人家，帮助人家，尊重人家的自由，顾全人家的幸福，就是开通、明白。这样的人遍于一地，便是一地的康乐；遍于一国，便是一国的荣华……我们愿意诸君做开明的少年。”

　　《开明少年》月刊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创刊，筹备工作始于四月中。那时我在中学教化学，课余正好当父亲的帮手。大到跟父亲一同制定每期的选题，小到绘各个专栏的题花，我都放大了胆子干，好在有先前的《新少年》做蓝本。我还不肯亦步亦趋地跟着学，下定决心要在半年之内超过它，使内容更驳杂，文字更活泼，形式更新鲜，总之要尽可能符合我父亲对儿童教育的种种设想。父亲很满意我的工作。在重庆的范老太公他们看到创刊号确实不同于市面上的少年刊物，在信上跟我父亲说，他们都知道他实在太忙，是否让我正式进了开明吧？母亲同意。父亲问我，我说这样最好，就把中学下一学年的续聘书退了。

　　《开明少年》策划创刊，至诚一点儿没帮上忙，他三月三日去了重庆，暂时在开明的编校部工作。父亲已经托胡绳和雁冰两位先生，跟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好头，让至诚等候办事处通知，由他们找适当机会护送去延安。至诚走这条路，还是去年十一月十七晚上，家庭会议上做出的决议。当时桂林已岌岌可危，政府一再招募大中学生参军，说得激昂慷慨又天花乱坠。可是先去的两批，有写信回家说遭遇无异于壮丁的；也有实在无法忍受，冒着千难万险逃了回来的。至诚说即使真个如此，也该亲自去体验体验。父亲说道理固然是这样，无可反对。可是进了眼下的国民党部队，一旦出发，等于家庭中从此少了一个人，感情上实在叫人受不了。想早点儿离开家庭，为国家为民族早点儿做贡献，除了参军，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母亲突然想起了，问：听说雁冰夫妇去新疆之前，把亚男和桑桑两个寄在延安；后来回桂林，没听说把姐弟俩带在身边，他们现在都在哪儿呢？父亲说，在延安都参加工作了。母亲说，张静秋也在延安，想来会照料他们的，雁冰夫妇可就放心了。至诚听了立刻接茬：“那就把我也送到延安去吧！”我也赞成，说让父亲写信去请胡绳先生接接头看。第二天，父亲执行家庭会议的决议，给胡绳先生，还有雁冰先生都写了信。十天以后，就接到雁冰先生的回信，我父亲在日记上，摘录了信中论父母对于子女之用心和态度的一段。

　　雁冰先生说：“小伙子有这样志气和胆识，我们做长辈者当然很高兴，可是又总觉得他们的美丽的青春时代就被这样严酷的现实活生生催老了，实在不忍。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是沉重的，而他们的更沉重；我想我在至诚的年纪时，实在还浑噩得可爱而又可笑。做父母的人，看到儿辈有此决心，衷心是快乐的，却又有点不忍。这种心理，我近来常有。不过理智还是使我们挺直起来。我想兄及嫂夫人也有此同样心情吧。从大处远处看，我们也只有这样鼓励他们。”雁冰先生把至诚当作自己的亚男、桑桑一般看待呢，托他的事决不会落空的。看了他回信上的这段文字，可以推想到我父亲在去信上，已经坦率地陈述了他自己心理上的矛盾。又隔了十来天，重庆范老太公来信，说雁冰先生要他转告：至诚“远游可成事实，其期速则一月，迟则两月，嘱准备行李，以俟通知”。

　　在父亲这几个月的日记中，提到“他途”，提到“远游”，都指至诚准备去延安；不是信得过的人，他还闭口不谈这件机密。一九四五年元旦的日记上，父亲记着沙汀先生来看他，两个人一同去少城公园找个僻静所在吃茶。父亲问他，至诚去延安是否适宜，沙汀先生极为赞同，“并表示两点：一，不宜为找作文资料而去；二，去时不宜取做客之态度，必须参加实际工作”。沙汀先生说的分明是他自己的生活准则，严格，扼要，而且爽利；跟文艺界中某些本末倒置的所谓深入生活有所不同。父亲如实记下了他的话，还加上批语：“觉其人甚可爱。”

　　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新书是《延安一月》，赵超构先生以重庆《新民报》记者的身份，去访问了一个月回来写的。我们家一听说就买了一本，除了祖母和三午，都读过了。如今至诚“远游”有了眉目，又都重读了一两遍，至诚不久就要到这个崭新而陌生的环境中去了，他将要学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总之是难以描摹的别一个世界。二月廿一，父亲带回来一本浏阳纸印的《延安一月》，说是赵超构先生送给他的，给了至诚作为远游的纪念。这个版本在当时的大后方，纸质和印刷都称得上精品，不知在现代几位藏书家的玻璃柜里，可有保存的？

　　无巧不巧，廿三日有丁聪兄托朋友带来他新画的一个卷子，设色漫画《现象图》，要我父亲题签，还随便写些什么。我父亲第二天就交卷了，《现象图》三个字是篆书，又用楷书题了一支《踏莎行》，前半阕是：现象如斯，人间何世！两峰鬼趣从新制。莫言嬉笑入丹青，须知中有伤心涕。

　　丁聪兄的《现象图》，画的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丑恶现象，这人间成了什么世道！真个是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罗两峰又画了幅《鬼趣图》。请别怪丁聪兄用的是嬉笑的讥讽笔致，看得出来画中迸溅着伤心的眼泪。后半阕是：无耻荒淫，有为惕厉，并存此土殊根蒂。愿君更画半边儿，笔端佳气如初霁。

　　“无耻荒淫”，指统治着大后方的国民党当局；“有为惕厉”，指在边区和敌后坚持抗战、建设人民政权的共产党。两者并存中国这片土地上，各占半边，根蒂却毫不相同。丁聪兄已把无耻的半边画在卷子上了，我父亲怂恿他把另外半边儿——勤奋自励有为的半边也画下来，好让大家早点儿欣赏到出自他笔端的，雨过天晴似的好地方来个好风光。那高高的宝塔山弯弯的延河，已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境里。亚男和桑桑现在怎样了呢？至诚去了一定能找到他们。

　　丁聪兄的这卷《现象图》倒真个远游不归了，却不是去延安，而是作为人民外交的礼品，赠给了美国的某所大学。是哪一所呢？近半个世纪，我问过丁聪兄多回，他都说记不起了。我想，当时大概不是他经的手。直到前年，他送给我一份复印件，就是我父亲当年题的《现象图》三个篆字，还有那支《踏莎行》。我感激得只差流眼泪了，问珍藏他这卷漫画的叫什么大学？他抓了一阵子脑袋，笑着说：“又忘记了！”

　　陕西街的开明分店栈房是座典型的老宅院。门房朝南，租给了一家裁缝铺，看门的杂务就托付给他们了。进了门房是个狭长的天井。开明的书堆在坐北朝南的三间正屋里。天井东西两旁对称，都是相连的两组三开间平房，东边一溜分租给文化生活社和联营书店做栈房；西边一溜由我们家包了，工作和生活都在这六间房子里。父亲母亲的两张书桌相对，占了前一组的北头两间，有几把椅子可以接待客人。文协成都分会召开常务理事会，发起成立筹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会，讨论成立新世纪学会，出席的几位朋友凑我父亲的便，竟把会场搬上门来了。陕西街离少城公园和新书业集中区祠堂街不远，文化人闲逛喜欢走这一带，因而我家几乎客人不断。来客多就像电视机的频道多一个样，听到的方面就广，就可惜不能由着你按钮锁定，好的赖的都得听，兼听则明么，即使不顺耳，生气归生气，听不进去的也得耐着性子听，说不定还是作短文的上好的选题呢，可惜老有约定的文篇逼着交卷。在这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父亲只好躲进后头的栈房，点上支洋烛埋头赶写他的。来客看到我父亲的书桌空着，回头就走了。会不会让正需面谈的朋友错过了呢？不会的，有我母亲守在那里呢，不会让特意赶来的客人白跑一趟。

　　在成都的两年中，开明总管理处召我父亲去重庆开过两次会。前一回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半动身的，雪舟先生同行，前后四十天，为了商量开明在桂林的那部分人员和物资的撤退问题。其实已经迟了，日军已经从湘南攻入了桂东，开明有一批书籍、纸张，在半路上遭到轰炸，已经损失了大半；北撤的编校印制人员都历尽辛苦，分批陆续到达重庆。两年前在桂林相遇的文化出版界的朋友，如今又在重庆见面了，也有几位十年以上未见面的，如冯雪峰先生、叶以群先生、丰子恺先生，大多相见在会场上或宴席上。只谢冰心先生是初见。九月十九日下午，我父亲受邀去嘉庐拜访她，商量她的作品全部归开明出版的事。

　　后一回是第二年五月三十到的重庆。开明在第二天晚上开设计委员会，子恺先生、雁冰先生、巴金先生也是委员；主要开董事会讨论今后出书方向和明年纪念创建廿周年的事。没想到在这半个月里，父亲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却是发起和筹备给雁冰先生祝寿。雁冰先生也是四十九岁。第四天，赵家璧先生邀请巴金先生和我父亲等数人同餐。叶以群先生说，本月二十四日将为雁冰先生五十岁祝寿，要我父亲拟一封邀请参加祝寿茶会的公启，再写一篇回忆文字。父亲立刻答应了，还建议邀集出版沈先生著作的各家书店，到那天一同发售他的著作，并在日报上刊登祝寿广告。邀请公启第三天上就交卷了，只三百字，请少数极熟的朋友具名；回忆文字写了约两千字，题目是《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离渝前两天，还替联合特价发售茅盾著作的各家书店做了广告。他心里牵挂着《开明少年》创刊号稿件的送审，到了那儿没能等到六月廿四，提前十天赶回成都了；只好在同一天，参加文协成都分会操办的茅盾祝寿会。祝寿会由黄药眠先生主持，有好几位先生致了辞。据记者报道，我父亲站到了凳子上大声呼喊：“我们要和茅盾一样提着灯笼在黑暗里行走。现在成都、重庆、昆明各地，到处有人点着灯笼，光明越来越多，黑暗终将冲破。”父亲冲动如此，好像又站在甪直的那片操场上，为五四运动而振臂高呼。在七月七日写给雁冰先生的信上，他为那天没能当面揖贺表示道歉，说“祝寿之事，弟近觉亦有意义，其意义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二十四日会，其给与相识不相识之友朋之振奋，实未可计量也”。

　　我父亲赶回成都，还为了主持文协成都分会的文艺讲座。这次讲座讲师堪称一流，佩弦先生正好回成都休假，也给拉了差。讲题二十四个，方面比较齐全；从七月九日开始，八月五日结束，共十四讲：

　　郭有守：文艺与教育  姚雪垠：小说之创作

　　朱自清：新诗之趋势  叶圣陶：小说之欣赏

　　许可经：音乐之欣赏  邹荻帆：新诗之创作

　　庞薰：工艺美术  戴镏龄：传记文学

　　吴组缃：生活态度  丰子恺：艺术与艺术家

　　吴作人：敦煌艺术  姚雪垠：小说之结构

　　陈白尘：戏剧之创作  李劼人：佛罗贝尔

　　讲座设在燕京大学的一所大课堂里，是我父亲去向校长沈体兰先生借的，可容一百来人；听讲的不详，总之是文学青年吧。每次开讲，我父亲都去主持。结业的一天，讲师和百来个听讲的青年还开了半天座谈会。

　　讲座进行到一大半，沈体兰先生告诉我父亲说，燕大新近接到三青团中央团部的密令，说有奸伪分子在他们学校里设文艺讲座，所讲大多荒谬，要学校彻底查清呈报，又命它的成都团部，另外组织一个讲座来纠正。要讲唱对台戏呢，口气倒不小，两位老人都感到可笑又可悲。过了两天，沈校长要尽地主之谊，请文艺讲座的全体讲师吃一顿饭。父亲跟朋友们商量了，回说十来个人不在一起，要凑大家有空实在不容易，只好心领了。附带提一句，潘公展这段时间正好在成都，可能跟讲座的事有点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