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是近现代重要的文字学家、书法家和教育家，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和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和高等教育部长。他为我国教育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和其教育家的历史地位得到了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认可，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和讨论。

　　马叙伦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经历和独特的教育思想理论。马叙伦的教育实践主要包括教学、教育社会活动、教育行政三大领域，其教育思想涵盖了教育宗旨、教育行政、教学治校、儿童和女子教育、高等教育、工农教育、民族教育多个领域。研究认为，马叙伦是近现代历史上重要的教育家，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为近现代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思想理论的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

　　教 育 实 践

　　马叙伦的教育生涯最早可以追溯至其学生时代。据马叙伦自著《我在六十岁以前》中的回忆，1899-1902年在杭州养正书塾读书期间，他作为学习较好的“师范生”参与了对书塾低年级学生的授课。马叙伦采取提出问题，让学生上台回答、互相质疑辩论的教学方法，深得学生的好评。1902年5月离开养正书塾后，马叙伦陆续在杭州、江山等地教书，正式开始了其教育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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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工作

　　1902-1911年，马叙伦跟随恩师陈黻宸辗转各地，并任教于当地学堂。他在执教江山县中立学堂时，号召男学生剪辫、妇女放足。当时中国仍处于清政府统治之下，这种做法非常激进，要冒极大的风险，对旧教育的既得利益者构成很大的威胁。1906年夏，该校负责人毛云鹏因在慈禧太后相片上写了一句“我见了也销魂”险些入狱，学校因此解散。1906-1907年马叙伦又先后执教两广师范学堂和两广方言学堂。这两所学堂都是两广总督开办的，也有“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特点。两广师范学堂有数理化、国文英文、史舆、博物四部。两广方言学堂的“方言”主要指外语，其前身是广州同文馆，以德、法、英、日四门外国语为主要培养方向。虽然马叙伦评价自己在两广方言学堂的工作“实在没有什么贡献”，但这段时间的任教让他学到了管理学校的经验和方法，这对他日后的教育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辛亥革命前，1909年马叙伦来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这是今日杭州师范大学的前身。这所学堂承载了晚清浙江进步人士兴办教育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学堂专门特建校舍，实行师范生学杂费、食宿费一律免缴、考入优级的学生毕业后赐科举功名的政策。学堂任教的教师许多都成了日后的名人、大家，如周树人（鲁迅）、经亨颐、沈伊默等，马叙伦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员。龙琛记述，马叙伦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学方式新颖、独特，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生评价他具有“英姿挺拔、卓然不群的学者风度”，展现出“渊博新鲜的知识和深刻独到的见解”，“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住同学们的注意力”。可见那时的马叙伦作为一名教师，展现出了优秀的职业天赋，很受学生欢迎，这也为他今后从事更高层次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

　　北京大学是马叙伦一生教学工作的中心。马叙伦于1915-1936年间总共四进四出北大，在北大的改革和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这一时期的同事和学生中，有蔡元培、胡适、陈公博等深刻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1912年，汤尔和着手筹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邀请马叙伦担任国文、伦理两科教员，马叙伦开始步入北京教育界。1915年，马叙伦开始在北京大学兼课，任教于哲学门。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帝制。马叙伦为表示抗议辞去了医专和北大的工作。等到袁世凯病死，政局暂时趋稳后，马叙伦又于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重返北大任教，当年被正式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张绍春《近现代教育变革的强音——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中记述，马叙伦推动了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一事。当时，马叙伦的老师陈黻宸本想邀蔡元培回国担任浙江省长，但蔡表示不愿为官，马叙伦、汤尔和二人随即有了让蔡元培执掌北大的动议。马叙伦同时提议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这些人事调整是北大后续改革并成为民国高校翘楚的重要基础。张彬在《“教书不忘革命”的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中记述，马叙伦是最早建议蔡元培实行“教授治校”的关键人物，在北大营造民主办学的新学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林辉锋在《马叙伦与民国教育界》中统计了马叙伦在北大的授课情况。马叙伦正式受聘北大加入的是哲学系，讲授老庄、宋明理学等中国古代哲学内容。他延续民主、灵活的教学方式，对庄子《天下篇》的解读尤其透彻，被学生调侃为“马天下”。他的“二程学说”课程也深受学生欢迎，在选修人数上排名前列。宋学方面，马叙伦则以黄宗羲《宋元学案》、周敦颐《太极图说》等作为教材讲授。可见当时的马叙伦凭借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精彩的教学呈现，将教学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1936年，马叙伦从北大辞职，未再返回，之后就淡出了一线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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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社会活动

　　北京大学是民国教育界参与社会活动的主阵地，也是马叙伦参与教育社会活动的中心。民国年间北大的历次重大社会运动几乎都有马叙伦的身影。1915年马叙伦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愤而辞职，第一次博得“挂冠教授”的名号。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处于斗争的中心。校长蔡元培为避免“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表态辞职。由于其崇高的声望和对北大的切实贡献，马叙伦同李大钊、马寅初等人多次向教育部请愿，并联络师生向蔡元培表示挽留的强烈愿望，最终使蔡元培得以复职。五四运动期间，北洋政府镇压运动学生，许多北大同学也遭到抓捕。马叙伦代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前去看望被押学生，学生们见到马叙伦群情激昂，要求他发表演说，但当时军警环绕，如果公然发表对抗政府的言论会非常危险。马叙伦于是急中生智，以“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传达对学生的支持和鼓励，鼓舞了学生士气。五四时，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一度提出将北京大学南迁上海，许多教授和学生已经动摇，但马叙伦坚持“奋斗要在黑暗里”，拒绝迁校，最终在评议会上得到了多数委员的支持，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五四运动的斗争成果。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由于中国外部遭受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内部深陷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导致教育得不到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足够的关注和物质支持，教职员工欠薪问题严重。1919-1921年，马叙伦连续三次参与并领导北京教职员的索薪运动。1919年10月，马叙伦在北大发布启示，随后在北大教职员全体公宴上，大家一致同意团结索薪。在马叙伦的积极奔走下，北京所有公立大中小学教师成立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推举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书记。不久，康宝忠不幸因心脏病去世，马叙伦接任主席。在当年的第一次索薪运动中马叙伦以罢教、辞职、同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严正交涉的方式迫使当局承诺于一周内陆续筹集发放教职员薪金。1920年，政府再次拖欠教师薪金。马叙伦等教职员联合会代表到教育部面见教育总长范源濂，成功使北洋政府于当年11月30日发放积欠。1921年，北洋政府故技重施，又一次拖欠了教职员薪金，致使许多教师生活困难、难以维持生计。马叙伦于是领导第三次索薪运动，并响亮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北洋政府迫于形势，做出了一些发放积欠的表示，但马叙伦考虑前两次索薪运动的教训，决意以教育经费独立为目标继续斗争。1921年6月3日，马叙伦、李大钊带领数千人的游行队伍接近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新华门附近的军警则开始暴力镇压。混乱中，马叙伦头部、腹背都受到军警击打，伤势较重。同行的沈士远、王家驹等教育界人士也被打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六三事件”。全国各界闻讯后表达了对马叙伦等索薪运动领导者、参与者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如孙中山发来电报：“在伪政府之下，决无教育发展希望，况复摧残至此。欢饮全体来粤，共商进行。”

　　之后马叙伦继续活跃在教育社会活动的第一线。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马叙伦鼓动“首都革命”，向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暴行发起有力的反击。1936年，马叙伦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反对日军侵占华北的主张，和上海百岁老人马良领导的救国会相呼应，留下“南北救国，惟马首是瞻”的佳话。卢礼阳在《“挂冠教授”马叙伦》中总结马叙伦的爱国社会活动历程是“反袁护国，拥蔡护校，六三索薪，首都革命，华北救亡，几乎无役不与”。离开北大后，马叙伦继续参与社会、政治运动，但更多是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和教育的关联较弱。马叙伦在北大任教期间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也是其“读书不忘救国、教书不忘革命”理念的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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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行政工作

　　1922年马叙伦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杭州师范大学前身）校长，开始步入教育行政领域。掌校期间，他沿用北大的办学理念，建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并尊重学生自治会的权利。但学生自治会不满马叙伦较为严格的治校措施，双方因学生请假办法的问题发生冲突。马叙伦一度表示辞职。学生方面后来意识到自己做得过火，对马叙伦加以挽留。不久又出现浙江省教育厅长夏敬观溺职案，一些人借机质疑马叙伦掌校的资质。两个事件一度给马叙伦造成很大压力，但马叙伦的治校最终还是深得学生认可的，当他因为夏敬观案再次提出辞职时，一师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决定派出代表向省长请愿挽留马叙伦。林辉锋在《马叙伦与五四运动后浙江教育界的派系之争》中分析，当时马叙伦虽是浙江籍，但因其北大任教经历，被浙江教育界归为“北派”，因此与本地浙江教育会中的人士大多不和。之后马叙伦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本欲振兴家乡教育，但复杂的派系斗争和官场腐败令他难以施展，不久即辞职。

　　1922-1929年间马叙伦连续三次担任教育部次长。1924-1926年，针对当时教育经费不足，严重制约教育发展的情况，作为教育部次长的马叙伦致力于教育经费独立，提出“教育特税办法”，得到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正面回应，但未能实质上改变教育经费缺乏的窘况。1928年国民政府控制北平后，马叙伦再以教育次长的身份参与政府，又接连经历北大拒绝北伐军接收事件、北京大学改名与复名、中央大学和劳动大学风波。据林辉锋《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界的派系之争——以马叙伦的经历为线索的考察》一文分析，马叙伦因在新政府蔡元培、李石曾两派的斗争中最后逐步边缘化，不久亦离开政府。

　　纵观马叙伦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工作。虽然他职位升迁迅速，三次出任教育部次长的重要职务，但是在任时间都较短，长则一年，短则数月。旧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以及严重的派系龃龉，导致为官廉洁、秉性耿直的马叙伦难以真正适应当时官场从而实现自身抱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先后就职第一任教育部长和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长，得以施展其教育才能和理念，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做了重大贡献。马叙伦先后组织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确定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宗旨和方向。他及时向毛泽东汇报学生健康问题，得到毛泽东两次亲笔回信。毛泽东在1950年6月19日的第一次回信中指出：“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在1951年1月15日的第二次回信中，毛泽东表示“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并再次重申“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51年1月，全国中等教育会议通过了《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决定》，同年7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学生负担得到减轻，健康状况有了好转。1950年，马叙伦以接收辅仁大学为起点，开始大规模取缔外国在华教会学校，宣告中国成功收回了晚清以来沦丧的教育主权。1951-1953年，马叙伦推动学制和高等院校的改革，使得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等底层群体的受教育局面大大改善，高校的院系设置也更加符合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1952年9月24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叙伦《三年来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成就》一文，肯定了马叙伦任职教育部期间新中国教育战线的各项工作成绩。

　　建国后马叙伦以更重要的政治地位较长时间地负责教育事业，相比民国年间有了更多从事实际工作的时间和空间，得以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赵碧波在《马叙伦：新中国教育改革探索者》中高度评价马叙伦在工农教育、民族教育、教育主权等领域的奠基工作，认为这些工作体现了新中国教育在党领导下的正确道路。

　　教 育 思 想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马叙伦的教育思想建立在其丰富的教育实践和考察游历基础之上。马叙伦的执教生涯既涵盖了浙江、广东等地新式学堂的基础教育，又包括了北京大学这一全国最高学府的高等教育。马叙伦的行迹，东至日本，西至四川，南达广东，北抵今黑龙江哈尔滨市。杭州、北京、上海是他长期居住的城市，1885-1902年、1921-1922年、1926-1931年的约24年间他在杭州生活的较多，1913-1922年、1931-1936年、1949-1970年约35年他大多数时间留居北京，1902-1905年、1937-1947年的约13年时间他主要居住在上海。全面的任教学段、丰富的考察游历、京沪大城市的开阔见闻催生出马叙伦较为完整、新颖独特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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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宗旨

　　教育宗旨是教育发展的总方向、总要求，回答的是教育的目的、性质、基本实现途径等根本性问题。马叙伦对教育宗旨有着自己的阐发，其中爱国主义是马叙伦教育宗旨思想最鲜明的特色。

　　马叙伦一贯主张“读书不忘救国，教书不忘革命”，他在早年供稿《新世界学报》时，就发表过《儿童教育评议》一文，强调注重培养儿童的爱国思想。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马叙伦明确教导学生在读书期间不能遗忘救国的使命。他的学生洪式闾回忆，马叙伦的教诲对于他“在抗日战争中能站稳民族立场，是不无关系的”。在五四运动和华北事变两个时期，马叙伦坚持爱国主义的正确教育方向，先后反对胡适等人南迁北大和复课停止学生抗日活动的提议，大声疾呼“奋斗要在黑暗里”、“社会碰到救国，就不必迟疑地应该去做这些工作”，点燃了广大师生的救国革命热情。

　　马叙伦不仅强调爱国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也高度推崇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地位。龙琛在《马叙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初探》中把“教育是立国之本”视为马叙伦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马叙伦曾如此说明：“教育是立国的根本事业,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立得住脚。非从教育上立基础不可。”马叙伦还认为每个国家都应立足自身国情确定教育宗旨，不能盲目沿袭他国。因此马叙伦在不同时期提出借鉴欧美和苏联的教育时，都强调根据自身国情有选择地吸收。

　　马叙伦认为教育关系生存、民生。他在1929年的讲演中说到教育“不过是使人们觉悟和生长生养的意思”，是“指导我们人类在社会上求生存的方法之一种工具”。马叙伦创造性地将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同孙中山三民主义结合，论证道：“三民主义虽然有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而他的本体实在是一个民生”、“教育是要以我国的三民主义作根据，以三民主义实现后的大同世界为最终目的，我们就应当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教育的途径”。不过，张绍春在《论民国时期马叙伦的教育思想》里补充道，马叙伦退出国民党后对教育宗旨的认识有所转变，1945年之后不再认可教育须符合三民主义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叙伦的教育宗旨思想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判断。他强调要否定旧中国的旧教育，建立作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斗争工具的新教育，教育服务于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服务于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的需要。这些思想大都被转化为实际的教育举措，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奠定了良好开局，许多内容也值得我们在当今的教育工作中坚持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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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行政思想

　　马叙伦在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教育部次长期间，深刻体会到了旧中国教育行政的腐败，并逐渐构建起自己的教育行政思想。1922年马叙伦赴京，提出若干整顿当时教育的主张，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马彝初整顿教育之意见》系列文章，包括：组织教育调查机关，由调查者本人实地考察并记录教育调查表册；改良视学制度，改变当时视学机关沦为“吃饭”、“养老”机关的腐败状况；改变当时校长官僚化、“非承长官之命，即徇巨绅之情”的风气，强调“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重视中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和教师资质及待遇问题。这些主张切中时弊，找到了当时旧中国教育的“痛点”、“堵点”，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整顿和改革教育行政的重要依据。

　　教育经费独立是民国时期马叙伦在教育行政领域的主要诉求。由于当时中国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各级政府难以保障教育经费，这严重制约了各级学校教育教学的开展，甚至难以维系广大师生的基本生计。1921年，马叙伦作为教职工代表领导了索薪运动，被北洋当局军警打伤。1924-1926年，马叙伦任教育次长、“督办教育特税事宜”期间，以教育行政官员的身份，视教育经费问题为维持教育的关键，提出增加关税、发行教育债券、建立教育特税等一系列主张，虽得到段祺瑞当局一定的许诺，但受困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教育经费问题终未能在马叙伦在任时解决。

　　新中国建国以后，马叙伦先后担任教育部长和高等教育部长，在教育行政领域有了新的思想观点。他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对全国的教育制度进行“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否定了旧中国腐败、低效的教育行政体系。马叙伦认为教育工作的开展要以《共同纲领》为依据，在教育领域拥护和贯彻《共同纲领》的精神及目标。他积极推行学制改革，直接领导教育部研究和讨论相关方针政策，制订一系列指示、规程、条例、方案等法规性文件，建立了党领导下的、配合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教育行政体制。

　　马叙伦向来主张中国教育主权的独立。1950年，教育部发现辅仁大学受到外国教会的控制，办学不符合新中国教育的方针政策，严重侵害了中国教育主权，立即决定将该校收回自办。马叙伦在谈话中强调，收回自办外办高校是单纯的教育主权问题，与宗教信仰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境内办学。教育主权问题是近代以来我国国家地位和社会性质的写照，教育主权独立是蔡元培、余家菊等许多仁人志士的呼声，在经历了坎坷的斗争后，我国教育主权终于在马叙伦手中完全收回。马叙伦虽不是教育主权独立、收回外办学校的首倡者，却成为了这一理想最终的实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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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治校思想

　　马叙伦倡导尊重学生、灵活民主的治校理念和教学方法。在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过程中，马叙伦多次建言献策、首倡教授治校，促进了北大形成思想自由、民主管理、学风扎实的发展面貌。担任浙江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期间，马叙伦将北大的成功经验加以发扬，重视教授评议会的作用、尊重学生自治会的存在，不搞“一言堂”和官僚作风，支持学生发起新文学团体“晨光社”，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在教学上，马叙伦主张民主授课、尊重学生，多让学生质疑问辩、阐发观点，保护学生的创造性。龙琛认为马叙伦的教学方法在当时的旧社会体现了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倡导经世致用、服务国家和社会需要、不做“书呆子”是马叙伦长期秉持的教学理念。龙琛、张彬等学者用马叙伦谈论书法的诗句“入而不出则为奴”来概括这一思想。马叙伦认为教育需要密切联系社会现实，关注自身和国家的发展需要。金淑娟、胥英明在《近现代教育家马叙伦教育思想探析》中记述，马叙伦提出要加强中等学校的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使学校和家庭社会化，而不是脱离社会、僵化地学习文化课程。张绍春《论民国时期马叙伦的教育思想》中提及，文史科出身的马叙伦却十分重视理化实验室的建设，限于当时条件，提出建设实验室可以“合数校之力，共设一所，将现有仪器归并一处”，可见其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视。马叙伦十分重视学生的就业问题，指出当时浙江省“每年中学毕业生千余人，升学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皆为游民”，这显然不是中学教育理想的结果。因此他主张“将放任主义，一变而为严格主义”，避免“增青年放浪之精神与物质之欲望”、“为社会增加分利失业之徒，为国家断丧民族托命之根”。马叙伦这种“入而不出则为奴”，注重实践、实用的教育教学思想同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密切联系的，他希望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对民族救亡图存有用、对国家建设发展有用，其内核依然是“读书不忘救国”。

　　马叙伦重视学生身心健康和教师职业待遇。早在1899-1902年，作为养正书塾学生的马叙伦就提议校方开设体育课。1950年，他更是利用会议间隙亲自向毛泽东报告学生健康问题，促成全国中等教育会议通过《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决定》，保障学生的休息、锻炼、娱乐时间，改善伙食和卫生条件、减轻课业负担，这对于当今我国的教育极具借鉴意义。马叙伦指出教师待遇低下是教师队伍素质欠佳的重要原因，以致“稍有程度者，每不安其位”。1951年，马叙伦在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上再次提出改善教师的待遇，并希望教师的社会地位能够提高，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这对于当下我国教育界也十分具有反思和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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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和女子教育思想

　　马叙伦的儿童和女子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青年时期发表的《儿童教育平议》、《女子教育平议》两篇文章上。当时中国的教育总体而言依然沿袭着传统旧式教育的模式，儿童教育注重儒学启蒙、女子教育则仅限于女德和女红手艺。但同时，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运动对西方的学习，西方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也逐渐走入了国人的视野。马叙伦的两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

　　张绍春在《近现代教育变革的强音——马叙伦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中将《儿童教育平议》的内容归纳为“儿童教育乃兴国强种的急务”、“胎育、体育、智育与德育四育合一”两部分。马叙伦在文中认为，儿童教育是“我中国之大豪杰、大英雄、大圣贤之父也、祖也”，又是“孕育胚胎我中国大豪杰、大圣贤”的开始，把儿童教育视作培养英雄人物的关键，给予了儿童教育很高的地位。马叙伦指出中国传统的儿童教育存在不重视自立人格培养、没有健全“四育”的缺陷，并以西方教育为蓝本，提出儿童教育的改革方案。马叙伦将胎育、体育、智育、德育作为儿童教育的四个基本环节，“自胎育始而德育终”。胎育注重孕妇的起居和饮食；体育分为游戏和运动两大环节，包括歌唱、舞蹈等当今美育的内容；智育不能流于死记硬背，需注重讲解和演说，并强调学校教育的作用，“必自兴学校始，环球万国之通例也。”；德育分为性情和道德两个领域，并同“爱国之精神”紧密相关。马叙伦比较早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儿童教育理念，同时注重吸取中国传统教育的有益经验，对二者都有批判和吸收，提出了自己的“四育”理论，对突破旧式教育束缚，发展新式儿童教育有重要的先导作用。

　　女子教育一直是传统中国教育的软肋。张绍春总结，马叙伦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有四个论点：女子教育既重要又紧迫、将铲除陋习作为女子教育的起始点、将体育、智育和德育作为女子教育的内容、不能将培养贤妻良母作为女子教育的目标。马叙伦首先高度肯定女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伟大作用，提出“生物之功，地为大；生子之恩，母为大”、“女子者，世界之所由以立，人种之所藉以繁”。进而批判传统中国女子地位的低下，女子教育的薄弱，反驳了中国社会盛行的女子不必教育、教育女子引起混乱等歪理邪说，赋予女子教育“兴国强种”的重要使命。马叙伦认为开展女子教育首先要铲除涂脂抹粉、缠足的陋习，解放妇女的身体和精神，给女子完整的体育、智育和德育。马叙伦认为要引进西方学堂、体操、游戏等先进教育载体和模式，改变中国女子教育的薄弱环节。马叙伦申说到“世界公理，男女平等”，绝不能让女子成为传统中国低三下四的“贤妻良母”，鼓励女子成就自己的事业。马叙伦的女子教育学说也极富爱国主义色彩，把“兴我神州、桑梓之土”、“强我黄种神明之胄”当作女子教育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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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思想

　　马叙伦对旧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观察。1945年马叙伦在《周报》发表《高等教育如何改进》一文，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集中都市之不当”，即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和其需求在空间上不匹配；“学科重复之弊”，即学生人数少而教员兼课多，教员常常往来于各校教授同一科目，效率不高，效果欠佳；“重要实科之不足”，即与国家命运、国民生计关系紧密的实用专业严重不足，如当时中国疾病肆虐，亟需高校培养医生但“大学中设医科者竟寥寥，即医科专校亦极少”。这些分析找出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症结，为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正确的靶向。

　　马叙伦在担任新中国教育部长、高教部长期间，一面大力改革积弊，一面总结、提出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思想。张绍春《论马叙伦高等教育思想》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即高等教育为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高等教育面向工农，朝大众化发展；改造旧的高等教育与创设新型高等学校并举；系统地学习苏联教育建设的经验。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马叙伦主持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其中最大的事件是50年代初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放战争后期到建国初年，新政权就开始对民国遗留下的高等教育格局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以适应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但1951年以前，院系调整的节奏相对平缓，中央对调整的方案也十分慎重。强调“必须顾及到群众条件是否成熟”、“条件未成熟者不可急于合并”、“不能合并者不可强求合并”。但之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苏联大规模军重工业援助的落地、国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展开，院系调整的需要越来越迫切，院系调整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1951年，马叙伦等教育部负责人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逐步展开。1952年，教育部制定了“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调整原则，到1952年底完成了全国3/4的院系调整工作，华北、华东、东北地区的调整比较彻底。1953年，院系调整的重点转向中南区，也较快地完成了预期目标。经过院系调整，我国高等教育有效借鉴了苏联高教建设经验，提高了同国家经济、国防建设直接相关的工、农、医学科的比重和地位；促使高等院校的教学和招生工作向工农倾斜，同时建设工农速成学校以满足工农群体迅速提升知识水平的需要；取缔旧教育中反动落后的成分，开设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和各种专科学校。所有高等院校都纳入中央的统一管理和计划，形成了高度一元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50年代初的高校院系调整，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影响之广都是世界罕见的，也引发了学界巨大的争议。包丹丹在《1952年院系调整再解读》一文中指出，院系调整的肯定者和否定者有专业背景和研究视角的差异。专事教育学的学者通常对调整持肯定态度，认为这结束了民国时高校院系庞杂、专业重复、地区分布极不合理的情况，虽然削弱了综合性大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但成绩是主要的，失误是次要的；从事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学者则从知识分子的命运出发，认为院系调整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学术传统中断、人文精神丧失。笔者认为，教育是不能脱离政治、经济大背景单独存在、孤立发展的。当时中国面临美国为首西方阵营的严重威胁，在苏联的援助下仓促建立了大量的军重工业，亟需工业技术人才。因此，实行院系调整，增加工科专业、工业院校数量，通过拆分合并重新分配高等教育资源是必然的选择。院系调整中造成的问题是历史的遗憾，也是之后高等教育改革所要突破的难点，但绝不能“以小失大”、“因噎废食”否定这场院系调整的宏观方向和现实成就。在马叙伦等人的努力下，新中国高等教育取得比较良好的开局，1954年全国研究生数量比1949年增加了6倍多，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比1949年增加了1倍多，向当时亟需人才的国家经济、国防建设提供了大量人才，确保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和迈向工业化的初步格局。

　　马叙伦的高等教育思想符合当时的教育实际，对民国以来高等教育的诸多痹症和不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正确指导了新中国初期高等教育的开创和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一直延续着马叙伦的高等教育理想，尤其是朝大众化发展的方向。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大众化阶段。马叙伦在高等教育战线上殚精竭虑的谋划和兢兢业业的拼搏可谓插柳成荫、开花结果。

　　6

　　工农教育思想

　　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叙伦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教育方针政策，成为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坚定贯彻者，这其中当然地包括了工农教育的内容。1950年9月召开的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是新中国工农教育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会前，马叙伦对当时中国的工农教育状况做了细致的调研。新中国成立一年来参加冬学的农民已有一千余万人，参加业余学习的工人达七十余万人，工农教育具有一定的规模，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工农教育依然存在领导关系混乱、经费不足、生产和学习时间有冲突等问题。全国文盲率高达80%，文盲大多数是工农，尤其是农民群体。因此当时的工农教育困难重重，任务艰巨，和新中国对工农人才的需求还很不相称。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代表、列席、旁听人数共470余人，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体现了国家对工农教育的重视。

　　马叙伦在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一系列工农教育的办法和理论，形成了初具体系的工农教育思想。关于工农教育的地位，马叙伦认为工农教育是国家教育工作的主要议事日程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更是“关系着亿万人的历史地位的大问题”。工农教育有着迫切的必要性，工农只有具备文化素质，才能提高社会性和组织性，从而更好地参与国家的生产建设、社会和政治活动。国家对于工农教育的义务就是“对工人、农民的教育将继续日益扩大其范围，并为他们开辟无限光辉的前途”。马叙伦对工农教育的对象有着明确的规定，包含“在广大生产战线上的广大青年和成年男女工人和农民”，要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工农教育目前的基本任务是“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文盲”，步骤是先注重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再选择有条件的工人区、土地改革后有条件的农村，开展识字运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作全面扫除文盲的准备。1950年11月，政务院第58次会议批准了马叙伦的报告，确立了工农教育“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各方面配合”的原则，工农教育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除了政策层面，马叙伦还积极组织文化宣传工作，在北京主办了《学文化》专刊，号召工人阶级“学文化！努力学文化！”。

　　马叙伦的工农教育思想同当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生产建设、政治运动的现实需要高度贴合，比较完整地归纳了工农教育的地位、对象、目标，成为建国初年工农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

　　7

　　民族教育思想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悠久的中国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和书写的。新中国建国以后，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使少数民族同胞更好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少数民族教育也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召开前夕，全国已经建有民族小学9100余所，中学117所，高校1所，干部学校5所，民族教育事业初具规模。马叙伦在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中表示，召开民族教育会议是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大事，体现了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会议上，马叙伦阐述了自己的民族教育思想。他肯定民族教育的地位，认为“少数民族的教育建设是新中国教育建设的重要部分，对于整个新中国的建设前途，有着重大的关系。”会议确定的少数民族教育总方针紧扣《共同纲领》，“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采取适合于各该民族发展的形式的人民教育”，会议还依据当时国情规定了阶段方针，强调根据各民族实际情况、配合政治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改造和提高民族教育。在民族教育的内容上，马叙伦强调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祖国观念和各民族团结，要克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一教育内容有利于国内民族关系的团结稳定，对我国的统一、稳定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会议决定，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首要任务，同时加强小学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马叙伦还提出各级政府设立民族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

　　马叙伦的民族教育思想既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团结，也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既重视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的渗透，也强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高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水平，比较适应当时的民族教育发展需要，许多想法和措施值得今天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继承。

　　结 语

　　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人物，马叙伦一生的活动和著述遍及政治、教育、古文、书法等领域，坎坷激荡、成果丰硕。他凭借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参与新中国建国而成为政治名人，依托《<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这一皇皇巨著成为学界泰斗，因此对于马叙伦的研究也较多地关注这两方面，其在教育方面的建树研究热度相对较低。但必须承认，教育是马叙伦一生工作和活动的关键环节，他绝大多数时间都与教育相伴，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或出谋划策，或身体力行。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学者已经关注马叙伦的教育实践和思想，发掘、提出了不少新材料、新观点，成果丰硕。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投身马叙伦教育领域的研究，使这位杰出教育家的形象更加丰满和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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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尤东进   民进会员、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喆，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科教学（历史）专业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