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发表于2020年8月30日、9月6日北京青年报。本文涉及诸多民进人物。总标题为编者所加。

　　为一册1922年的日记手稿本寻主

　　2020年08月30日 北京青年报

　　◎叶淑穗（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本人存有一册九十八年前一位先生写的日记，我急切地希望能找到作者的家属或有关单位，将这本日记手稿，物归原主，但我也感到十分愧疚，对不起作者。对于这本日记，我当年也曾想过各种办法，企图弄清日记本的作者，将日记手稿原件奉还，但因找不到准确的物主，不敢随意处置。而后我因忙于面临的工作和写一些急切要写的稿件，无奈中，就将它放下了。这一放就是三十余年，遗憾的是日记的作者恐早已不在世间了。

　　疫情期间，宅在家中，我在清点旧稿时，偶然又看到了它——这本日记，才恍然大悟，因而写此小文，并希望能得到谅解和找到物主。

　　日记手稿本的由来

　　事情的起因是：八十年代初本人曾在《北京晚报》上写过一篇《为鲁迅先生篆刻印章访八旬老人——刘淑度女士》，稿发后第二天，《北京晚报》记者反馈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关注，接到不少读者打来的电话。其中一位是京华印社的社长宋致中先生，本人对这位先生素不相识。宋先生曾专程来到我工作的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找到我，说感谢我写那篇文章，使他找到他多年失去联系的师傅，并送给我二本书，一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预约样本，另一本就是这本日记。他告诉我这是他从造纸厂的废纸堆中找到的，并说“这可能对你研究鲁迅有帮助”。那本日记本当时从表面看已破损，封面和封底全无。但我深知它是经受过劫难、被抢救出来的物件，因而更知其珍贵。本人接受了宋先生的这份厚礼，表示由衷地感激并说一定要妥为保存。

　　《日记》本的状况

　　日记本的外壳虽然受到损坏，但所幸日记本本身还是完好的。看起来它原来应当是一本非常讲究的日记专用册，名为“中华民国十一年国民日记”。目录注明书内有“节气星期表”、“阴阳历参照表”、“五千年间星期检查表”、“十二月收支一览表”、“繁利息表”、“全国县名表”等，名目繁多，计有三十余项。

　　日记的书写很特殊，有用毛笔书写的，更有用紫色、蓝色、红色钢笔书写的，还有用红色、蓝色和变色铅笔书写的，字迹尚清晰，全册无署名。为弄清日记的作者，本人曾求助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朱正先生，朱先生曾依据日记中提供的有关人物线索，对照查找有关史料，如提到胡适则查《胡适日记》，提到郑孝胥情况时查找《郑孝胥日记》等等，均未找到日记作者的确切名姓；本人也曾请《人民日报》副刊编辑、资深记者姜德明先生和资深学者王湜华先生（王先生是著名作家王伯祥老先生的公子）。王湜华先生与出版界和文化界的人士均有广泛的联系。先生们都为此遍查有关资料，仍未查出日记的作者。无奈，当时本人只得暂时将其妥存，期待将来能有所发现。

　　日记文本揭示真相

　　疫情之中，本人宅在家中，静下心来，又重新仔细阅读日记。经过考证本人以为，这本日记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商务印书馆的成员，这本日记是他工作的手记本。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早、最闻名的出版机构，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创建于上海，尔后在上海设立总馆。它最初是从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它以“倡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一百二十三年来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

　　据商务印书馆史料记载，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在湖北汉口开办第一家分馆，进而在各地广开分支书馆，大致有40多家，遍及国内各大城市远至海外新加坡，这些分馆在书店服务之外更多成为知识界、教育界人士乐往交流的好地方。

　　统观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对照这本日记，可以证实作者所在单位，应是在商务印书馆总馆领导下的北京分馆，仅举日记中的几则即可说明：

　　（一）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馆的联系

　　一月二日记：“取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同学录一本，交伯恒稍送上海总馆”。

　　三月九日记：“上海总馆函为北京指南稿，待查之件，即找戴之，请其速办”。

　　三月二十七日记：“上海商务馆函复，此时补《四部丛刊》《范文正公集》，不能办，须俟将来印单本时，待告通俗图书馆。”

　　四月三日记：“午后访梁声之，仍为北京指南稿事（上海又来函，即转交）”等等。

　　（二）两则日记展现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工作和活动的概况

　　四月七日记：“下午四时去津，四时廿五分开车，七时十分到津。”

　　四月十日记：“到新旅社访胡适之谈多时，又到模范小学访刘竺生谈多时，访陈爵莊未遇（刘赠予学校概况等）。

　　到津馆，到教育厅略听梁任公讲演，访李子勤略谈，并取得会员录二本，又访汪一广。

　　到扶轮小学访王平甫谈多时，在霞飞楼吃午饭后，到旅馆拜会员，到南开学校访罗辛田谈一小时。”

　　四月十一日记：“午后到各旅馆拜客，在金台旅馆遇邵亚芩谈甚久，到扶轮中学访建武谈。

　　晚由商务、中华两处即办欢迎中小学会议会员，于青年会，七时半开会，十时半毕，会到者五百人，今须是由孙子文代为主席，中华演图书机，商务演电影四片，另备茶点。”

　　此次分馆活动历时五日，分馆成员一一拜会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还广泛联系教育界，中小学教职员，召开联欢会，传播知识，增进友谊。

　　（三）日记中所现作者身份的一斑

　　一月三日记：“上国语讲习所上课”

　　一月二十日记：“午到国语讲习所行毕业式予幸取列第三。”

　　三月十三日记：“与白蔭波到教育部，予代表本馆慰问索薪教职员。”

　　三月十九日记：“又到体育社选举职员，予仍当选为评议员。”

　　七月十四日记：“到教育会开临时会，决定设立研究编著股执行股，予被举为执行股员。”

　　十月二十五日日记：“晚开本馆第一次会议，宣布职务分配及各种规则。”

　　所记职务虽不多，但已可以肯定，这位日记作者应当是这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负责人之一。

　　（四）日记内容简述

　　这本日记是作者的一本工作手记，所以有各种不同用笔的笔迹出现。它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工作的实绩。按书馆工作常规来说无非是售书、收银甚至是催交欠款等工作。但从这位先生的日记中，我们看到的远不只这些。他从始至终地深入各项工作的基层。从学校的领域来说，作为北京分馆的负责人，他踏遍了北京市各中小学和一些专业学校，去了解他们的需求，一一和这些学校的领导去面谈，甚至对这些学校校长的更替，他都了如指掌；对于当时的知识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做更广泛的接触，为他们服务，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正是这位先生工作的重点。

　　日记中记录了诸多的事例，先生联系的人物繁多，由于本人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不了解，仅举其中知晓的人士，其中就有：胡适、蔡元培、舒舍予、钱钧夫、郑孝胥、杨树达、叶恭绰、朱逷先、梁漱溟……先生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如十二月二十五日记：“蔡孑民来嘱代买金石萃编、劳乃宣遗著”；十二月二十九日记：“致蔡孑民函附金石萃编、山海经图著并告劳乃宣年谱无卖”等等。在日记中还多处记有与老舍先生的联系，如三月二十七日记：“舒舍予函谢明日之饭局”又六月二十五日记：“访舒舍予收名片二盒，面交”等等。

　　先生不只承担书馆业务，还承担许多社会工作，如教育部安排去慰问索薪教职员，再如三月十六日记有：“午后到教育会开评议会，被推荐代表调解学潮”；还多次记有接待来访者，如十一月一日记有“早同四川到京之李念吾、游子九参观高师附属小学。”等等。

　　一桩桩一件件的工作，体现了作者对事业的执着，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精神，这正是商务印书馆的宗旨——“倡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具体体现。先生倾注全心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商务印书馆人的楷模，令我们这些后人由衷地钦佩。这本日记的留存将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

　　最后我们还应该感谢那位抢救文物的宋致中先生，至今已经和先生联系不上了，不知先生现在可安康！

　　幸亏有你，发现百年故纸无言之美

　　2020年09月06日 北京青年报

　　在考证材料中发现伊见思之名

　　原编者按：

　　8月30日本版刊发《为一册1922年的日记手稿本寻主》一文，文章作者为鲁迅博物馆研究员、九旬老人叶淑穗。文章见报后，不少热心读者朋友提供线索，积极参与“解密”。今天本版发表叶淑穗老师和费冬梅有关“寻主”的新作，让大家分享寻觅百年遗物主人的有趣过程。

　　两天“破案”令我惊喜

　　◎叶淑穗（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8月30日《北京青年报》刊登了我的一篇《为1922年日记手稿本寻主》的稿件，使我完全没想到的是，文章刊出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

　　厉害呀！我们的新媒体

　　早上6时许我打开手机，《北京青年报》的编辑同志给我发来信息，告知我的这篇稿件今日见报。大约8点左右，我的朋友圈一下都传遍了。他们关心这本98年前的日记手稿本，盼望能尽快查找到日记的作者，很多同志都要求我多发一些日记的图片，以便更好地核对手迹找出物主。我的同事姜异新老师告诉我，北京语言大学席云舒教授查出这位日记的作者是伊齐贤；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林荣教授也发了许多伊见思先生的手迹；还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于殿利先生，也通过鲁迅博物馆找到与我联系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北京青年报社也不断接到帮助查找线索的电话；还有读者看到文中提到：与当年从造纸厂中抢救文物的宋致中先生联系不上的情况，特来电话告知宋先生的手机等等。一天电话不断，应接不暇。

　　不幸的消息是，本人从宋致中先生儿子的电话中，才得知宋老先生已于2018年8月离开了人世，令人悼念！

　　厉害呀！我们的年轻人

　　《北京青年报》发文的当天下午约2时许，接到一个电话，她自我介绍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费冬梅，她说，她这个电话是通过她北京大学的老师高远东先生得到的。她告诉我，她可以找到日记的作者，我当时还半信半疑地问她，怎样证明呢？她说她对比字迹很像，不过她也说，她下午就可以写一篇证明的稿子。后来我们加上了微信，大约当晚8时半，她发来信息告诉我，文章已写好。

　　费冬梅从数据库中查找的材料，准确而有说服力，令我信服。她的论述完全证实这本日记的主人是伊齐贤（见思）先生无疑。这位费冬梅是一位80后，是2014届北京大学的博士生，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后，现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她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是一位热心于公益事业的青年人，她向我表示，“我明天继续查资料，帮您找一下家属的线索”，并且还说，“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帮您实现您的心愿”。

　　凌晨5点，费冬梅又给我发来信息，告知“叶老师，伊先生家属我帮您查到了，他的子女有伊葆芳、伊剡（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西省委员会，已去世）、伊葆茱（北师大物理系毕业）、伊葆荫、伊葆芝。我正在联系伊葆茱先生”，并发来伊葆茱先生的照片。她告诉我这是她通过一些回忆文章查找线索找到的，但要联系伊葆茱先生就困难重重了。她又通过北师大人事处夏凡老师，打听到北师大物理系人事处杨硕尧老师，这样才找到63届的伊葆茱先生的线索。目前已和伊葆茱先生取得联系。他们对伊老先生的日记手稿能保存到现在非常感激，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正在研究中。

　　本人非常惊叹，对于这本1922年日记手稿本的问题，近40年来都搞不清，但现今在媒体的宣传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在我们的年轻人利用高科技手段的攻关下，两天时间就完全解决了。我感觉这就是社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一种人们心中的社会责任感使然。

　　当初宋致中先生从造纸厂的废纸堆中，抢救了这本日记手稿本，交给我，是一种责任；本人受宋先生的委托，曾极力想查出手稿的主人，无果后，只得妥为保管，也是一种责任；今天媒体将这本日记的故事公之于世，得到多方面的帮助；费冬梅博士更是以最快速度、最准确的论证，将这本日记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出论文；还竭尽全力找到日记著者的家属，这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这些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新风尚。对此，我们要给予它最高的评价。

　　我找到了“1922年日记手稿本”的主人

　　◎费冬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8月30日早上，看到叶淑穗前辈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为一册1922年的日记手稿本寻主》，日记是叶老师的一位读者宋致中先生赠送给她的，据说是从造纸厂的废纸堆中捡拾而来。几十年来，叶老师几度追寻，想知道日记主人是谁，好物归原主。读后深受感动，想略尽绵薄之力。于是以叶老师文中提供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开始了一番检索，不料竟很幸运地有了发现。

　　我先说一下结论。目前，根据已有材料，可以推断，此本日记为商务印书馆元老伊见思先生所著。

　　在前辈查证的基础上，放弃他人日记中的查找

　　此日记名为《中华民国十一年国民日记》，叶老师在文章中提到，该日记本的外壳受到了损坏，但日记本本身还是完好的，看起来原来应当是一本非常讲究的日记专用册。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姜德明先生在《老舍与“商务”》一文中也提到了这本日记（此文发表于1997年9月17日的《光明日报》）——叶老师文中说曾请《人民日报》副刊编辑、资深记者姜德明先生帮忙查找日记主人，可知姜文中提到的《国民日记》即《中华民国十一年国民日记》。姜文对此日记的外观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形容“这本《国民日记》布面精装，竖格，每页附有中外名谚，并配有结合时令的古诗，如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即选范成大的诗：‘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二月初二即选李商隐的诗：‘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而据叶老师介绍，此日记“目录注明书内有‘节气星期表’‘阴阳历参照表’‘五千年间星期检查表’‘十二月收支一览表’‘繁利息表’‘全国县名表’等，名目繁多，计有三十余项。”可见，的确是一本编排得很精心的日记本。

　　不仅在材质上编排精致，这本日记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据叶老师介绍，日记记录了主人与当年诸多文化界名人的来往，并对自己的业务工作做了十分详细的记录，反映了真实细致的上世纪20年代北平的文化生态。叶老师考证后认为，这本日记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商务印书馆的职员，这本日记是他工作的手记本，而作者所在单位，应是在商务印书馆总馆领导下的北京分馆，且这位日记作者应当是北京分馆的负责人之一。而据读过日记的姜德明先生推断，“这本日记主人分别用毛笔、钢笔、铅笔写于本年（引者注：1922年），中间缺九、十月间的记录。作者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一位协理，经理似乎是一位叫‘伯恒’的人。”两位前辈都是仔细阅读过日记原文的，做出以上判断想来是有充分的证据，在两位前辈提供的信息和判断的基础上，我开始查找资料。

　　叶老师在文中提供了共19则日记材料，涉及不少人物、事件，如主人到新旅社访胡适之，又到教育厅略听梁任公讲演，访李子勤，又访汪一广等。凡涉及人物交往，查证史实的最好办法就是查双方日记，尤其是一眼看到胡适这样爱写日记的人出现，立即想到查日记。但叶老师文中说朱正先生曾依据日记中提供的有关人物线索，对照查找有关史料，如提到胡适则查《胡适日记》，提到郑孝胥情况时查找《郑孝胥日记》等等，但均未找到日记作者的确切名姓。想来我再查也是无用功。

　　从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管理人员名单入手

　　想了想，决定还是先从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管理人员名单入手。

　　在数据库输入检索词“商务印书馆”，很快地，在《上海文献汇编文化卷 10》（上海文献汇编编委会，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13）中发现了一则职员名录材料，从中得知1922年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的负责人有四位，分别是：经理孙伯恒、副经理朱国桢、协理伊见思、会计主任张镜清。

　　姜德明先生文中提到，日记“作者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一位协理，经理似乎是一位叫‘伯恒’的人”，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成立于1922年，当时是北平最大的书店。那么，姜先生文中的“北京分馆的一位协理”是不是就是这里的伊见思呢？联系叶老师文中提供的日记材料：

　　一月二日记：“取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同学录一本，交伯恒稍送上海总馆”。

　　“伯恒”应该就是“孙伯恒”，而日记主人也很可能就是孙伯恒的同事，即伊见思。

　　很高兴，第一步就发现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材料，但孤证不立，我试着从叶老师提供的材料里寻找更多的线索。

　　再探国语讲习所同学录

　　我注意到，叶老师提供的日记材料有几次提到了“国语讲习所”。

　　一月二日记：“取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同学录一本，交伯恒稍送上海总馆”。

　　一月三日记：“上国语讲习所上课”。

　　一月二十日记：“午到国语讲习所行毕业式予幸取列第三”。

　　由以上三则材料，可以初步判断日记主人是1922年北京国语讲习所的学员，且学业成绩很是不错，以至于他在日记里颇有些自得地说，“毕业式予幸取列第三”。这里提到“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同学录”，是个重要信息，我决定再从此处探探路子。

　　在数据库里输入“国语讲习所”后，发现了一则重要材料，是一份教育部文件，由时任教育总长齐耀珊颁发。这份《部令：敎育部訓令第六一號（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令各省敎育廳、京師學務局：國語講習所第三屆畢業學員名册》，登载于《政府公报》1922年3月31日第2183期上。其中完整记录了第三届国语讲习所的学员名单。

　　看到这个名单，心里有点踏实了：日记主人就是国语讲习所这69名学员里面的一位，没跑了！国语讲习所是当年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教育部召集全国各地有志于研究国语的人在京学习的机构，而日记主人既是在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工作，依照人情之常，很可能籍贯就是北京，属于就近“就业”。在这份名单里，籍贯属于北京的有24人。于是，我对这24人的名字都留意了一下，并特别关注是否有姓伊的。

　　然后，我看到了“伊齐贤京兆宛平”这个学员。心中一喜，这个伊齐贤是否就是伊见思呢？此刻，心中盼望，这两个名字要是一个人就好了，但希望归希望，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佐证。

　　伊齐贤是否就是伊见思？

　　在数据库中将检索词设置为“伊齐贤见思”，继而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7）一书中发现了一份文件：《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该会事务所编，1913年4月）。据会务纪要可知，北京教育会是一个以谋取北京地方教育之发达为宗旨的团体，会所设于北京。设会长、副会长各一人，又另外设干事员48人，分别处理各种会务。会务则主要有筹设图书馆、编辑教育报、开设小学研究会及通俗讲演研究会等内容。教育会采取分股办事制度，设调查股、编辑股、文牍股、会计股、庶务股，各自负责不同事务。其中，文牍股员主要负责往来公牍文件及会场记事等工作，在这个文牍股员名录里，赫然写着：伊齐贤（见思）。果然，伊齐贤就是伊见思！

　　而据叶老师文中提供日记：

　　“七月十四日记：到教育会开临时会，决定设立研究编著股执行股，予被举为执行股员。”

　　由此条可知，日记主人参加了一个“教育会”，此会设立“研究编著股”和“执行股”办事制度，日记主人被推举为“执行股员”。联系上文《北京教育会第一次发刊会务纪要》，由“教育会”及“股员制”这两个关键要素，我做出了基本判断：这本日记的主人就是伊见思。

　　然而，为了更稳妥起见，还是继续看一下叶老师提供的其他日记材料吧。

　　三月十九日记：“又到体育社选举职员，予仍当选为评议员。”

　　在数据库里检索“伊见思”，很快发现了一篇署名为伊见思的文章《体育研究社略史》，此文刊发于1924年《体育丛刊》创刊号。文中交代了体育研究社成立之缘起和发展之经过：

　　“德、智、体三育皆为教育之本，而三者之中以体育为尤要。盖身体不健，不惟道德学术无所寄托，而国家亦无由强盛。况吾国讲求体育，由来已久，代代相传，未或稍止。[……]乃有京师志士许禹生、郭秋坪、钟一峰、岑履信、关伯益、金湘甫、延曼生诸君，谋组织体育研究社，对于体育从事研究，更得佟旭初、吴彦卿、治鹤清、于子敬、王模山、章联甫、祝荫亭、刘芸生、伊见思、钟受臣、赵静怀、陈筱庄、维效先、王鹤龄、赵绍庭、梁载之、郭志云、郭幼宜诸君之赞助，乃于民国元年冬正式成立。”

　　该社宗旨前后曾有变化，初始注重社员之训练，后则转为纯粹研究体育的学会，以研究体育、振兴尚武精神为宗旨，机构设置上，“社务分为研究、编译、交际、会计、文牍、庶务等六部，职员计分设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基金监二人，评议员九人，均用社员投票选举”，评议员规模后又增大，“嗣于十一年春，复将评议员额扩充为十五人”。——日记主人1922年3月19日日记记载，“又到体育社选举职员，予仍当选为评议员”，正是民国十一年春，体育研究社扩充评议员而伊见思再度当选之际。

　　至此，日记主人是伊见思，已确凿无疑。

　　日记主人伊见思，究竟何许人也？

　　那么，伊见思究竟何许人也？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熟悉，至于我自己，也是通过这一机缘才知道伊先生的一些事迹。

　　检索才知，伊见思，满族镶红旗人，满名伊吉斯欢。作为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的职员，伊见思和当时北平文化界联系密切，因工作的认真细致，赢得了众多文化人的信任，经常受托代购图书，如黄炎培日记中就有多个委托伊见思代购书籍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伊见思担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其在编辑出版行业的工作也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是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发起人之一，并在首次全国出版会议上作为商务印书馆代表发言。

　　上世纪50年代初，郑振铎先生倡议并主持编纂大型戏曲作品总集《古本戏曲丛刊》，将刊物的出版交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时任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的伊见思，因此和郑振铎多有往来，如送书、取书、商谈印制细节等。伊见思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如1954年10月，他将寄往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的丛刊第二集古本原书装箱之际，“除了照例抄录一份‘装箱清单’之外，还郑重地写下了‘第三次交下曲丛二集原本十一种检查略记’”（引自肖伊绯《纸江湖 1898-1958书影旁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在这份“略记”里，伊见思详细列出了某些书籍页面上重要历史信息的历史去留问题，并将请示郑振铎后的郑的意见用毛笔一一标示出来。

　　郑振铎对伊见思的工作很是满意，1958年4月29日记记载：“伊见思持商务已印出的毛边纸本《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样书16册来，甚为高兴。”此后，丛刊编委会委员之一的吴晓铃先生也在《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序》中特意提及：“参与前四集的编印工作的，在北京有健在的陈恩惠先生、郑云回女士和周妙中女士，在上海有丁英桂先生；已故的有北京的伊见思先生。他们默默地辛勤着，不求闻达，未为人知；然而永远也不会被我们忘记。”

　　而今，得以确证伊见思先生早年的工作日记依然存世，真觉莫大的欣慰。正如叶老师所说，伊先生一生辛勤地工作，体现了对文化事业的执着，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令我们这些后人由衷地钦佩。而这样一本曾流落于废纸堆的日记，得到了宋致中先生的爱惜和叶老师多年的守护，这本身也是一个“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