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春，13岁的赵朴初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插班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预备班，后以优异成绩入东吴大学。那时语文教师薛灌英对他的评价是“写一手好字，作文也写得好”，英文教师吴献书对他的评价是“英语水平突出，很有礼貌”。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赵朴初被推选为所在学校援沪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在会上提出：以吃素来代表“尝胆”，这样节省下来的伙食费用，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全国都行动起来，就会募捐到很大一笔钱，能够救济上海工人。在这个倡议的推动下，苏州学联募集到许多银元汇往申城，据说这是上海总商会收到的全国第一笔募捐款。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赵朴初一直从事赈灾救济工作，经手的钱财无数。1953年的“三反”运动，赵朴初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先后经过上海市审查小组、行政大区审查小组和中央审查小组，三次分头认真审查数目，最后结论是“账目清楚，分文未贪”，不仅接受了考验，还受到了大家的好评。结果证明他两袖清风，无一笔糊涂账。当工作组成员张执一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总理高兴地说：“在旧社会从事救济工作的，如赵朴初一样一尘不染，真是难得，值得信任，可以重用。”赵朴初在“文革”中，哪怕是受到冲击，被拉去“抟煤球”，仍在劳动之余读书、写字、吟诗。赵朴初时常抄录古今贤达的格言警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有时也抄写转赠他人，以勉励同好。他的《嘉言录》手抄了数百条古今贤达、高僧大德、中外名人格言警句，内容广泛，涉及坚持真理、立志高远、爱国利民、修身养性、勤奋坚强、简朴廉洁等多方面的道德素养。1970年，他手录柳宗元《诫惧箴》《忧箴》《敌戒》，既是对时代忧患的告诫，也是作为砥砺自己心性的方式。他很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因为此文饱含深沉的爱国热情，正气凛然，这与他的高洁品行是相合的。赵朴初常写“老实”来勉励他人真诚生活，写“读书”来鼓励文化教育风气，而这些词语反映的也正是他自己的品格。

　　“三不”副主席

　　1984年，赵朴初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有关部门按照他的待遇要给他换住房，他坚决不同意，坚持住在北京西城区和平门内普通居民区中一个小四合院里。这个院子历史上属东栓马桩胡同，后更名南小栓1号，据说是清代皇宫马夫的住所。当初赵朴初刚搬迁去的时候有人笑曰赵朴初这一下被栓牢了，原来朴老生于1907年丁未年，按属相该年有马羊之属，赵朴初听了哈哈笑，并戏作诗二首，果真，赵朴初在那里一住就再也没有离开，东拴马桩胡同成了他之后那些年风雨兼程的最好见证。该胡同十分狭窄，汽车进出很不方便。院落中的砖路由于年久失修，地面坑坑洼洼，行走不便。1994年，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人员对赵朴初说：“这院子高低不平，走路不方便，容易摔倒，还是整修一下吧！”赵朴初笑着说：“我走慢点注意些就行了，不必为维修再花钱麻烦人，谢谢你们的关心。”赵朴初在这座极其普通而又陈旧的小院子里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去世。路过这里的人一般都不会想到，这就是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的住宅。

　　为了保证安全和行动方便，考虑到赵朴初的年龄和身体健康原因，有关部门又要给他配警卫员，他又拒绝了，说：“我身体好，走路也行，不需要配警卫员，有些事可以让秘书做一下。”

　　国家给赵朴初配了一辆丰田汽车，用的年数多了，成了“老爷车”，有关部门决定给他换一辆坐起来更舒适的高档奔驰汽车。赵朴初笑笑说：“现在的汽车我坐得很舒服，习惯了，就不要换了。”

　　赵朴初一不换住房，二不要警卫员，三不换汽车，因此，人们敬佩地称他为“三不副主席”。

　　“抠门夫妻”的惜福之心

　　赵朴初虽然逝世20年了，但关于他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惜福培德、从我做起一直都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赵朴初只有几套像样的服装，在外出时候穿。而在家里，只穿旧衣服，且是补了又补。脚上经常穿着一双带补丁的白色袜子。袜子的后跟里边补着一块蓝补丁，从袜子的破洞露出蓝布，让前来拜访的人看得清清楚楚。除此外，他的衬衣领子、袖口有的都很破旧了，他不肯扔掉，补补后再穿。他有一双老式三接头皮鞋，已穿多年很破旧了，有一次他穿这双鞋接待日本友人，日方客人看后即从日本给其定做了一双。这双皮鞋他平时不穿，只有在大的场合或接待外宾时才穿。

　　其夫人陈邦织亦是如此。赵朴初逝世后，我的朋友每次去看她，从来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她有件旧衣服，一边深，一边浅。有一次，她笑着问我的朋友：“你知道这衣服为何深浅不同？”朋友答不知道。她说：“因为我经常在院里晒太阳，这浅的一边是老对着太阳的。”

　　赵朴初的住室很简单，室内家具很陈旧，用现在的话说，没有一件上档次的名牌家具，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桌椅和旧柜子。就连他用的床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两个旧单人木板床合并在一起的。他生前的秘书倪强回忆说：“我不止一次劝说过朴老，换一新床吧，您上年纪了，用这种床睡觉不舒服。朴老当时笑着说：‘没事，没事，几十年都过来了，挺好的。’因朴老不肯更换，为解决两床间的缝隙问题。1987年秋季，朴老夫人陈老让我请中国佛学院的木工，做了一块薄木板（朴老照样付了工料费）铺在床上面，真是再简单不过了。我在北京已住四十多年了，不仅到过许多领导干部的家，也到过许多普通干部和职工的家，没见到一家的双人床是如此拼凑的，更何况是赵朴老又有这么高的身份呢！”

　　赵朴初的节俭精神是表现在多方面的。比如他家用的生活用品，不少已很破旧，夫妇俩在世时一直都在使用。许多生活用具大都是解放初购置的，有些还是解放前的，比如竹皮暖瓶、饭锅、补了又补的塑料盆、桶等等。

　　赵朴初的饮食也很简单，一日三餐均是素食。他在诗中说：“不知肉味七十年，虚度自渐已九十。客来问我养生方，无他奉告惟蔬食。”倪强回忆说：“1993年5月的一天中午，我到朴老家去取材料，正赶上朴老要吃午饭，在一张普通的圆桌上，放着一小碗炸酱、一小盘菠菜，一小碟炒鸡蛋，再没有其他东西了。我看陈老给朴老盛了面条约有一两，上面放点炸酱、菠菜和鸡蛋，朴老端着碗搅拌了几下便开始进餐。大家都知道，北京人是爱吃面条的，但所配的佐料和菜都比较多，不像朴老家那么简单。”

　　赵朴初在用水上也特别注意节约。他曾多次和工作人员说：“我国是个缺水大国，我们不管在单位还是在家中，都要养成节水的习惯，要尽量做到不要浪费一滴水。”还告诫大家说：“要提高节约用水的认识。要有节水光荣，浪费水可耻的思想意识。要坚持一水多用，洗碗、洗菜的水，可浇树、浇花或冲厕所。日常洗澡、洗衣以及其他用水，应尽量节约。”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据一直陪护赵朴初的章鸿志讲：“朴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每天打的开水如喝不完，他不让随便倒掉，要留着晚上洗脚，洗完脚再冲厕所，做到一水多用。”

　　赵朴初和夫人对自己是如此“抠门”，而对于捐助贫穷受灾地区人民，则是几万、几十万元。在其生命的最后20年中，他将自己的生活节余和各种稿费连同给他的世界和平奖金250多万元，全数捐献给了社会慈善事业。

　　赵朴初夫妇的这种节俭，完全是出自圣者那种慈悲和惜福之心。

　　“俭以养德”的治会理念

　　赵朴初经常告诫工作人员：“我国有句名言‘俭以养德’。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定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要时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反对奢侈挥霍浪费的作风。”赵朴初对干部职工一直是这样要求的。过去到过佛教协会的人都知道，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和各部室的办公用房都很破旧了，该粉刷了；所有办公桌椅、柜子等办公家具，大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有些还更早。这些家具既陈旧又不实用，现代化的空调设施就更不敢想了，但朴老一直坚持不让更换。1998年春的一个佛学办公会上，办公室有人提出改善一下办公条件，粉刷一下办公用房，购置办公桌椅、柜子，各房间安上空调等等。赵朴初听后给与会者耐心做工作说：“现在会里办公桌椅虽陈旧了，但还能凑合用，过几年再更换吧，能节约就节约点；至于粉刷房子和购买空调也可暂缓一下，目前会里经济还比较紧。”

　　1986年8月，赵朴初到中国佛学院视察。当他走到一间做僧装的房间时，看到工人们正在裁剪衣服（对新招收的学僧，到校后每人要发四季服装，故请人集中制作），还看到地上一大堆废布条子。他笑着和工人师傅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便问时任中国佛学院教务长的倪强说：“这些废布条子你们怎么处理的？”倪强一时难以回答，便笑着对他说：“这是徐京华科长直接负责的，我问问他，您老看如何处理好？”他说：“这些废布条都是好布，让大家绑成墩布，就可不买墩布了，这不就是废物利用吗！”

　　在纸张使用上，赵朴初也特别注意节约。他常常和大家说：“要注意节约用纸，平日写材料或会里相互间写的东西，信封或办公纸可两面用，能节约的尽量节约。”还说：“要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要公私分明，不要占公家便宜。”

　　赵朴初不仅这样说，还身体力行，他给会里写的条子或发的文件、材料，都是用的旧信封（两面用）。在赵朴初这种节俭精神的影响下，会里工作人员日常办公都十分注意节约，会内各部室之间相互来往的信件，基本上都使用旧信封，这已成为会内不成文的制度，形成了一种习惯。赵朴初写家信，都是自己花钱买信封、信纸、邮票，从不用单位的，公私分明。了解他的人都说：“朴老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账房先生”的患难之交

　　赵朴初不仅操心着国事、佛事，也一直操心着家事，朴老一生省吃俭用，有时候还充当着“账房先生”，家里买菜、买油、买块肥皂，在出差的路上吃一点点心到喝一杯茶，从小到几分钱、几角钱，他都要一笔笔记下来。赵朴初在1973年落实政策后的年工资是420元，直到去世前他的月工资也仅仅是2380.50元。

　　仅从1975-1976年的账单上看，有几大项开支：医药费，100元左右；补助赵鸣初、赵述初、贺孟珍、赵荣绵等就将近300元；赵锡厚、周以丰等晚辈结婚费用近500元……还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时不时还要给一点，所以钱很紧张。

　　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或者将看过的旧报纸，别人寄东西来的空纸盒，都不准工作人员随便丢弃，要存放在那里，累积当作废品卖，换一些钱。他的稿费是单独管理的，每一笔汇款单一侧的“汇款人简短附言”至今还都保留在安徽省赵朴初文化公园纪念馆内，赵朴初签上字，一笔笔，清清楚楚。

　　赵朴初于自己生活苛刻，简朴，但急公好义，慷慨帮助朋友。如这两年间，赵朴初送张纪元前后共600元巨款。

　　张纪元（1919-1978年），浦东川沙人，其父是黄炎培至交。张纪元自小热爱祖国，富有正义感。1935年夏，考入北平汇文中学，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加入国民党，时值抗战，他同顾士元，姐夫蒋贻俭在川沙县城东门街开设恒鑫号杂货店。三人合作默契，又都是正派商人，并有一颗爱国之心，不去发国难财，而是用他们的勤奋和智慧，发展自己的业务。张纪元以商号为掩护，一方面为地下党搜集情报，同时加入浦东同乡会等组织，积极开展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赵朴初也很早结识了张纪元，并冒着危险到浦东开展统战工作。

　　1945年12月30日，张纪元同马叙伦、王绍鏊等老前辈一道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参与了民进的筹备工作，在1945年12月30日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理事，并与王绍鏊、林汉达、梅达君等一起，创办了培养民主运动干部的民本中学，任校董事会董事。此时赵朴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反内战运动。他利用担任上海交通运输公司、上海华通运输公司常务董事、总经理的有利条件，组织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请愿活动，因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赵朴初在张纪元的安排下一度到居住在川沙县城的蒋贻俭那里避难，蒋贻俭则想方设法掩护赵朴老渡过难关，免遭敌人追捕，以至于日后赵朴初常常说起与他们的患难之交。

　　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与张纪元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1951年9月中旬，民进中央派赵朴初、张纪元到杭州协助筹建民进杭州市委，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进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后来两人一起在全国政协，为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作出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