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民进金华市委会会史研究会主任）

　　要读懂一个党派，必先读懂党派的历史；要读懂党派历史，必先读懂创建人的思想；要读懂创建人的思想，必先读懂他的作品。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者之一马叙伦先生，有大量的学术著作留世，也有大量的政论文章存世。这些政论文，大多针砭时弊，反对内战，呼吁民主，具有很强的革命性。查其政论文，多发表在《民主》《周报》《文萃》等报刊。2015年笔者草就《马叙伦133篇政论文值得一读》，其中说《周末几个社会主义者的反战论》等6篇，“发表于《昌言》1946年5期、6期”。对此，民进中央会史处的老师提出异议，认为《昌言》实际上只出了二期，不可能有5期、6期之多。由于手头均没有《昌言》期刊的原件或复印件，各会史文章又多语焉不详，笔者只得“旁敲侧击”，力图“复原”《昌言》办刊的真实情况。

　　查“孔夫子旧书网”《昌言》创刊号拍卖记录，主页上介绍说，《昌言》，主编：马叙伦。出版单位：昌言杂志社。出版日期：1946年5月4日。在拍品描述中，拍主留言：查相关资料，此刊只出到1946年6月，6月号即为终刊号，实际上只出了两期。又查大型私立公益图书馆“杂书馆”官方网站：《昌言》，出版者：昌言杂志社；出版地点：上海英士路300号；创刊日期：1946年5月4日。该馆收藏有二册，一册是创刊号，一册是六月号。

　　查《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方汉奇主编）第八章第一节“抗战后新闻统制下的民营新闻事业”，有“马叙伦主编的综合性学术杂志《昌言》，1946年5月4日创刊后一个月即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之句。查论文《民国期刊的整理与开发研究——以吉林省图书馆典藏创刊号为例》（《图书馆学研究》，2019年8月，作者陈楠），在其“发行时间少于3年的期刊”中，表格第38号记录：“《昌言》，起始年1946.5.4，主编马叙伦，期刊性质：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成员出版的刊物，提倡民主。时限：两个月。创刊地点：上海。”

　　对此，《马叙伦》（群言出版社，2014年10月，卢礼阳著）第357-359页有较为详细的介绍：1946年4月初，马叙伦在中国科学社的一次茶话会上倡议，于五四运动纪念日出一份综合性杂志，刊名暂定《星火》。5月4日，以马叙伦为“编辑人”的杂志如期发行，正式刊名选用《昌言》。《昌言》月刊仅仅办了两期就被迫告别读者，因为申请材料送交社会局，隔了多日后，局方以私人名义致函“资方某君”（可能是曹惠群），退还申请文件，并称“不如不出罢”，申请“不会许可”。尽管杂志社已经请了好几位法律顾问，可资方吓得“小了胆，缩了回去”。后来上海市政府以“未经登记”为由予以查禁。

　　从以上查到的资料看，《昌言》确曾只出过两期。《马叙伦133篇政论文值得一读》草稿里“发表于《昌言》1946年5期、6期”实系误记，“5期”应是指1946年5月出版的创刊号，“6期”当是指1946年6月出版的“六月号”。

　　前几日购到复印本《昌言》共两期，大喜过望。《昌言》的封面，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分居中从右至左“昌言”两个手写醒目大字，不知其是否出于马叙伦之手，待考证。“昌言”右侧为竖排“创刊号”或“六月号”，左侧为竖排“马叙伦主编”手写体。中部分为竖排的目录，铅字宋体。下部分漫画一幅，有图有文。最下一行从右至左是一行手写字 “昌言杂志社刊行”。“创刊号”的上部分刊名和下部分漫画用色均为暗红色，目录部分为黑色；“六月号”的刊名和漫画用色为黑色，目录部分为红色。

　　刊内正文有介绍栏。从右至左依次是：综合性学术杂志 昌言 创刊号（或六月号）（每册五百元），三十五年（指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五月四日出版（“六月号”为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编辑人：马叙伦。发行人：曹惠群。出版者：昌言杂志社，上海英士路三〇〇号。印刷者：中国科学公司，上海中正中路六四九号。总经售处：永祥印书馆，上海福州路三八〇号，电话九二二一三。分售处：龙门联合会局，五洲书报社，百信新书局，中国科学公司，广益书局，生活书局，东亚书社。

　　《昌言》创刊号刊登的文章有：马叙伦《昌言发刊词我们这个刊物叫做“昌言”》（1-3页），嵩友《原子炸弹创造宇宙》（3页），伦（即马叙伦）的两篇社评：《人民的血汗》《还都以后》（4页），胡绳《中国需要怎样的宪法》（5-10页），文孚《国内政治的三大问题》（10-11页），胡今《工潮与物价》（12-14页），砚庐《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费》（14页），子敬《从公审陈逆公博说起》（15-17页），沈志远《战后世界新民主体制之瞻望(上)》（17-20页），张若达《从伊朗到西班牙》（21-23页），郑振铎《作俑篇》（23-25页），曹梁厦《注意国家的一个重要资源》（26-29页），曹仲渊《科学家的典范》（28-29页），唐弢《路》（30-31页），韩北屏《望夫谣[诗歌]》（30-31页），凤子《荒村夜投宿》（32-33页）。社评《还都以后》要求政府立刻还人民“自由平等的民主”的权利；《人民的血汗》揭露南京“国民大会”会场耗资七亿元之巨的真相。胡绳《中国需要怎样的宪法》明确提出要一个“保障人民所已争取到民主利益”“针对专制集权政治的传统，扫清它的余毒”“明确合于中国现实的需要”的宪法。文孚《国内政治的三大问题》指出，东北问题、国民政府改组问题、国民大会问题是现在存在的三个大问题，“国内政治气候的恶劣，到今天已经不能再坏了”。胡今《工潮与物价》提出，上海爆发的汹涌澎湃的工潮，是“战后整个中国经济混乱、政府腐败与民生憔悴”的反映。其他如沈志远《战后世界新民主体制之瞻望》、曹梁厦《注意国家的一个重要资源》等文章，都紧紧围绕时局展开论述。

　　《昌言》六月号刊登的文章有：马叙伦的三篇社评《威信都要顾》《一切不顾》《只顾主权》（2-3页），宦乡《一月时事述评》（3-5页），非昔《新战争在美国》（6-10页），《“喂,华盛顿，你别接错了龙头！”：[画图]》（10页），沈志远《战后世界新民主体制之瞻望(下)》（11-14页），傅彬然《当前我国的民主教育问题》（13-15页），马叙伦《周末几个社会主义者的反战论》（16-21页），陈守实《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法则中之寄生层》（22-26页），秉志《人类身心后期之发展》（25-28页），李健吾《喜剧的大无畏精神》（29页），乔峰《无根萍》（30-31页），郭源新《变》（31-36页）。这期“社评”《威信都要顾？》《一切不顾》《只顾主权》三篇一个系列，马叙伦针对东北接收问题，引述合众社华盛顿电——美国众议院裘德建议“暂时由联合国托管中国东北，直至和平与秩序复时为止”——用一句话予以辛辣的嘲讽：“东北主权呀，你真是个世界绝色的美人，大家都爱上了你！”宦乡《一月时事述评》，叙述风云变幻的政局，巧妙穿插评论，述、评结合，不露声色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据卢礼阳老师介绍，类似体裁的文章，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非常流行，具有特殊的价值，《昌言》采用这样的专稿体现了马叙伦与中共方面合作的步伐迈得愈加坚实自如。马叙伦自己还发表《周末几个社会主义者的反战论》从“战”“斗”“争”几个字的本义说起，列举孔丘、墨翟、孟轲、宋钘以及老聃、庄周等人的政治主张，以古喻今，传达人民大众反内战争民主的正义要求。散文《无根萍》的开头谈的是植物知识，中间却穿插了大革命时代上海武装工人在闸北的战斗场面，以及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闸北一名青年遭日寇惨杀的回忆，最终归结到民众争取民主、制止内战的强烈呼声，同样刻画出反对内战的主题。

　　抗战胜利之初，国统区新闻界掀起了多次争取新闻自由的“拒检运动”浪潮，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口头上给予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上海民主进步力量先后创办了《文汇报》《周报》《民主》等报刊。但到了1946年，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决心已定，新闻统制进一步强化，发布控制新闻舆论、迫害进步新闻事业的“密令”，取缔一切对反动统治不利的新闻传播活动。在享有“中国新闻事业中心”之称的上海，遭国民党当局迫害和摧残的报刊为数最多。马叙伦主编的《昌言》，出刊两期后即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也分别于1946年8月24日和10月31日被勒令停刊；上海《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日报晚刊》三家报纸在1947年5月24日同一天被国民党查封。

　　《昌言》创刊号有意选择5月4日与读者见面，是因为“五四”是“中国新生命的‘黄道吉日’”，“五四”的精神“并未消减”，并且“永远很抖擞地存着”，“在我们心坎里活动着”（《发刊词》语）。使用“昌言”这个刊名，也是在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情景下，民主人士要说出“良心上要说的话”“无党无派的老百姓要说的话”，并且“毫无顾忌”“直言不讳”“昌言无忌”。然而，《昌言》仅两个月就夭折，恰恰反证了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新闻出版自由的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