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于1926年的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十分重视图书馆建设。他本人曾在商务（商务印书馆）当过十四年编辑，主编过《妇女杂志》。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到商务的东方图书馆查找国内外有关资料，有的还由原文译成汉文，在刊物上发表，受到国内读者欢迎，《妇女杂志》的发行量不断上升。后因他主编的这份刊物经常发表新观点，遭到当时一些卫道士围攻，说他鼓吹邪说，被王云五调离杂志社，章先生不服，最后被迫离开商务，自己创办了《新女性》杂志和开明书店。

　　这是1926年的事。

　　章锡琛在商务工作期间，深感图书资料对编辑的重要性，没有图书资料简直让编辑工作寸步难行，所以在创办开明书店后，立刻在有限的资金中拨出专款作为购买图书资料之用。

　　不久，王伯祥先生离开商务投奔到开明来，章先生知道王先生既是史学家又是目录学专家，便请他一身兼任二职，王先生不负开明所望，一开始就编了一套《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在文史编辑岗位上立了大功，被郑振铎誉为扛鼎之作。在图书馆长岗位上又兢兢业业，事无巨细，都身体力行。

　　他当过十二年编辑，深知编辑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书，并根据开明出书方针，重点采购文史和有关青少年课外补充读物方面最实用的参考资料。因为开明资金有限，他不辞辛苦经常到旧书市场淘宝。为了找到好书，他费尽心机，一本本地从书店中购来。正如叶圣陶先生所形容的那样：“如鹊运枝，如燕衔泥，不以为劳”。

　　在王先生的精心经营下，开明图书馆逐步像样起来。当年的编辑夏丏尊、叶圣陶、傅彬然、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周振甫等人深受其益、备加赞赏。

　　王先生原是版本专家，对各种版本颇有研究，遇到珍本如价格昂贵，开明不胜资力，也只能放弃。有时在旧书市场上去寻觅，往往无劳而归。

　　书籍采购回来，他立刻分类登记、编目立卡、整理上架以及一整套规范手续，做到陈列有序，查找方便，借阅和归还都有记录。平时一有空便用拂尘工具来回轻轻掸扫，不让灰尘落在书上。

　　他自己家里因子女多房子小，但也辟出一间作为他的书房，如有哪个孩子动了他的书本，没有物归原位，他就要严加批评，所以全家都养成了爱书的习惯。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1937年抗日战争人全面爆发。在“八·一三”之役中，开明书店设在梧州路的总店、编译所、货栈、印刷厂等统统被日寇的炮弹击毁，损失惨重。由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创办起来的开明书店，包括王伯祥苦心经营的开明图书馆，全被熊熊大火吞没。

　　面对一片废墟，王先生马上想起了六年前他还在商务工作的时候，也是日寇的炸弹，炸毁了商务的全部馆所，他经常去的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也变成了一堆堆的废墟，连一本正规的藏书目录也没有留下。此时的王先生对日寇扼杀中国文化的可恶行径憎恨得咬牙切齿，想不到六年之后的开明书店和开明图书馆也遭此厄运！

　　开明大本营被毁之后，大部分同人被迫去到内地继续发展，只留少数编辑人员在福州路一个三层楼上继续编书出版，支援内地。

　　夏丏尊、章锡琛、王伯祥、徐调孚、顾均正、周振甫等人只发一点生活费勉强度日。但因开明一贯重视图书馆建设，章先生说：“编译所烧就烧了，我们还可重来”，“图书馆不能不办”。按照章先生的旨意，在福州路的三层楼上专门辟出一大间房子作为新的图书馆，并挤出一点资金让王先生继续采购图书并嘱咐，遇到好书还要及时采购，不可交臂失之。王先生便重新振作精神，再次承担重建开明图书馆的责任。因资金有限，他只得多跑旧书市场，从中淘宝。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两年下来，果然淘得一批又一批宝书，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部高丽版《医方类聚》，另一部是在日本精印的伪满版《清实录》。

　　后来，王先生听说内地的几家分店和办事处都在代销外版书，品种还不少，就写信给这些分店和办事处，请他们把外版书目寄一份来，由他一一圈点，然后要他们各买一本，作为图书馆藏书。抗战胜利后，这批书整整装了一船运回上海，大大丰富了开明图书馆的藏书。此时，王伯祥先生已担任总店襄理，负责行政工作了。

　　正好他的长子王润华考进了开明，开明领导便把图书馆的工作交给了王润华去做。王润华从小就一直生活在王先生身边，为人干练，思想进步，还在高中时代就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高中毕业就以优异成绩考进开明。他在父亲熏陶下也十分喜爱读书。开明要他管理图书馆，他自己说好像“掉进了知识的海洋”。

　　由于战后开明事业有所发展，编辑部对图书资料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王润华每日忙于采购、整理、分类、编目、上架、借阅登记……对于分类有疑问的书便向父亲请教，由此增长了不少知识。他十分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几年后也成为专家，解放后被出版总署任命为版本图书馆负责人，后又调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对图书馆的事业颇有建树。

　　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新机构就设在东四十二条的一个四合院里，为了安置上海运来的开明图书馆的八万余部（册）图书资料，社长朱语今要求行政部门把最好的场所——社领导办公、开会的一座小楼一层作为资料室。

　　这批资料中，除了上述两部价值价值连城的图书外，还有许多很珍贵的版本，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图书集成》、《二十五史》等，经史子集各类大型丛书、类书、辞书，整个小楼一层安排得满满当当。据说在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料宝藏书之多、之丰富和价值，居本行业第二。

　　由于历届社领导的重视，中青资料室的任务较开明图书馆更为繁重，除了保管采集新书外，还承担起剪报任务，派编辑经验丰富的人员将每天报刊上有价值的资料逐日分类剪贴，并将资料室新近采购到的图书定期编印书目，通报各编辑室，便于编辑人员前去调阅。

　　由于中青资料室的藏书丰富、服务到位，在团中央系统各单位都是出了名的。当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曾多次到中青资料室借书阅读。作家茅盾为了出版文集到处寻找他的旧作《炮火的洗礼》，因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内地一家出版社出的，发行量很少，现在昆明、重庆、成都等地都找不着。茅盾非常喜欢这本册子，常托人到处寻找，他提出是否到开明原来的图书馆问问老人，居然让中青资料室主任朱肇本找到了，茅盾见到书非常高兴，特地写信来道谢。

　　中青社资料室随着中青出版事业的发展，藏书也越来越丰富，几十个编辑部门（包括中少社）和九十个刊物的编辑，经常到资料室查阅资料。一部分作家如姚雪垠、罗广斌、杨益言、孙竣青、李克异等因修改稿子住在我社招待所，也经常来资料室查阅资料，他们无不对中青资料室的工作深加赞叹。

　　“文革”结束不久，中青社复业伊始，《人民日报》记者风闻中青资料室的藏书一直处于“书满为患”、“环境不佳”的状态便前来采访。当他发现这么多珍贵版本长期放在小楼一层，三十年下来，有的已经发黄，甚觉可惜，便回去写了一篇报导，呼吁有关领导部门重视对这份文化遗产的保护。文章发表不久，中青社在领导部门的支持下居然批准新盖一座“资料楼”。建成之后，将全部图书资料（包括中青、开明、中少几十年版本）用现代化设备和管理方法陈列在几大间房子里。

　　从此以后，中青社资料室所有图书资料有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场所得以“安居乐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