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杂志》是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受众最广的面向女性的期刊。1921—1925年期间的《妇女杂志》,无论就其发行量、话题度,还是社会影响力而论,都是它的鼎盛时期。《妇女杂志》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对此时段编辑的研究亦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①。不过,几乎所有成果都聚焦于章锡琛,很少提及“帮同编辑”周建人,甚至有研究者误认其为留日学生②。学术界对周建人研究缺乏应有的关注。

　　实际上,“帮同编辑”周建人不仅与主编章锡琛一起策划《妇女杂志》转型,顺应社会思潮转变而确定新的办刊宗旨,还身体力行,以“高山”、“克士”、“乔峰”、“建人”等名字,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百余篇文章③,引领《妇女杂志》女性问题讨论焦点。由此,独立人格、谋求职业、恋爱自由、两性平等、新性道德建构等成为新女性的特征,成为国家、民族、社会思想以及文化领域中被具体言说的对象,女性话语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换言之,个人写作行为和《妇女杂志》舆论营造之间的高度关联,使周建人成为《妇女杂志》新的女性话语表述和呈现的核心人物。对“帮同编辑”周建人与《妇女杂志》的新女性话语建构关系进行考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主笔《妇女杂志》

　　与辛亥革命后“弃国还家”、“强国保种”的社会舆论相呼应,1915年创刊的《妇女杂志》宣称:“应时世之需要,佐女学之进行,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其于妇女界为司晨之钟,徇路之铎”(1)。女学内容以通俗实用为主,“惟求其适合于家庭之实用。以通俗教育为经,以补助家政为纬,务使读者对于普通常识,不必他求而已足”(2)。《妇女杂志》为女性提供“童蒙养正”之模范:“本杂志以提倡女学,补助家政为宗旨,而教养儿童之法,尤为注意。”(3)围绕办刊宗旨,杂志设置“家政”、“常识”、“杂句”、“女学商榷”等栏目,“以之相夫,则为良妻,以之教子,则为贤母”(4)的新贤妻良母成为女性话语具体表述方式。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女性权益高涨,“娜拉出走以后”被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社会性别内涵发生转变,如罗家伦严厉斥责《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听说有好几处女学校还只许学生看这种杂志呢!”“这类的杂志若不根本改良,真无存在的余地”(5)。《妇女杂志》遭遇创刊以来的最大冲击,主编王蕴章被迫辞职。

　　“为了迎合潮流,挽救声誉,不得不进行改革;因为杂志最先受到攻击,就从撤换各杂志的编辑人入手”(6),有新锐之称的章锡琛被商务印书馆高层推上《妇女杂志》主编位置。章氏为浙江绍兴人,长期担任《东方杂志》日文编译,他对出任主编颇为勉强,“商务对这杂志一向并不重视,只求换一个人,把提倡三从四德、专讲烹饪缝纫的老调变换一下就成,所以只让我一人单干。……当时在北京的友人周乔峰(建人),常常应我的要求寄来不少稿件,有些是他自撰,有些托人撰写。因他当时没有工作,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7),就向总编室请求同乡周建人前来协助。此时,周建人正赋闲在北京八道湾家中。他1919年12月随母北上,从封闭的绍兴来到京城。两位兄长鲁迅、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与陈独秀、胡适等交往甚密,周建人因此得以近距离接触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的社交网络。在大哥推荐下,周建人1920年开始在北大旁听哲学、科学课程,亲身感受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文化氛围。同年10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通篇白话,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风直白通俗(8)。因周建人仅有小学堂学历(9),谋职不易,鲁迅曾通过胡适数次向商务印书馆推荐三弟,加上章锡琛的助力,1921年10月,周建人正式入职商务印书馆,担任《妇女杂志》帮同编辑。

　　周建人名为“帮同编辑”,实为联袂主编。章锡琛回忆:“他到上海后和我住在一起,彼此共同商讨改进的方针”(10);“那时正当新思潮运动极盛的时期,妇女问题颇为一般人所注意,我感觉到在《妇女杂志》中非讨论到妇女问题不可”(11)。周建人的加盟,使主编章锡琛更加准确地把握了新文化运动关注女性问题的时代需要,两人合力变革《妇女杂志》办刊宗旨、栏目、风格和价值取向,《妇女杂志》以《新青年》为模板,以“谋妇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12)为办刊新主旨,改文言文为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开辟通讯专栏,大力译介世界各国妇女状况和挖掘妇女热点问题。《妇女杂志》的改革立刻受到读者的欢迎:“本志自今年改良以后,荷蒙读者不弃,深加赞许,销数之多,为从来所未有。”(13)这一时期,他们利用血缘、地缘、人缘等关系,为《妇女杂志》搭建了前所未有的作者网络,鲁迅与周作人(14)、胡适、茅盾、巴金、叶浅予、吴觉农、胡愈之、郑振铎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干将纷纷加入撰稿人队伍。据统计:1921—1925年期间《妇女杂志》有关“婚姻、社交、职业与家庭制度”的文章数量大增,平均每期达到6.1篇(15)。为更集中地讨论问题、吸引读者,《妇女杂志》先后推出“离婚问题号”、“产儿制限号”、“娼妓问题号”、“家庭革新号”、“配偶选择号”、“职业教育号”、“男女理解号”及“新性道德号”等十一个专号。这些专号回应了社会热点问题,赢得了众多新青年男女的青睐,“《妇女杂志》的读者,居然由二三千增加到一万多人”(16)。《妇女杂志》成为讨论妇女问题的影响力最大的媒介平台。“《妇女杂志》继承了肇始于《新青年》的妇女人格独立与解放的问题,成为女权主义(feminism)讨论的主要话语媒介。”(17)周建人借助《妇女杂志》媒介平台大量发文,语言直白通俗,紧跟社会思潮及社会热点女性问题讨论,成为名噪一时的“妇女问题专家”。

　　二、建构新的女性话语

　　周建人的文章与《妇女杂志》办刊新宗旨相得益彰。《妇女杂志》女性话语一改王蕴章任主编时的“画风”,所论主题从女子教育培养目标的更改、经济独立,到婚恋自由、新性道德观念树立,特色鲜明,“新女性”取代“新贤妻良母”,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社会人”舆论日盛。

　　《妇女杂志》的读者群集中于中等文化以上的男女学生及知识女性,女性受教育的话题一直为杂志所重点关注。针对罗家伦的尖锐批评,周建人着力扭转杂志之前的女学观,他强调:“培养女子的教育,固然不是‘三从四德’和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也不是学几针刺绣,及切剁得极细巧的烹调;只是人生应有的智识,人们相互的关系,养成健全的心身,便是琢成社会上有用的材料”(18)。结合“娜拉出走以后”社会讨论热点,周建人认为以往女子教育忽略女性“个体”及生活能力的提高:“许多执教育权的人,以为女子是天生成的专给人做妻子的材料,教育自然当顺着这目的而走,给予一点知识,无非使帮助她做个好妻子,因此,女子教育上,忽略了为女子增高生活能力和独立精神。”他提出好的教育是“向着养成女子为独立的人类,能营独立生活的目的进行”(19)。“对于女子教育,究竟应当注意于谋她们的自立,还是应当注重家事和育儿”问题,周建人认为教育应随人的志趣而定,而不因性别进行社会角色绑架:“譬如有些妇女性质近于学科学的,那么不妨授以和男子一样的科学教育;但在多数妇女,宜于管理家庭管育小孩的,则当教以家事育儿等科,并且更选择适于女性的教科教她们。”(20)他援引国外科研发现:“我们应当知道为母本能是循盖然数的定律的,不当以母职加于凡是妇女的身上。一面当认为母是神圣的事,而一面仍当予以自由,使妇女能各就自己的志趣去做,那么,所任的事收效自然显著,高才妇女,也得发挥她们的才能了。”(21)在他看来,女子受教育的目标是使她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人,然后才谈得上女性地位提升和家庭革新。这一目标与之前单一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目标相比,既更易吸引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新青年,又能兼顾有传统思想的知识女性。

　　五四运动以来男女平等观念进一步传播,不依赖男子、经济独立成为新女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职业女性开始成为女性社会角色建构的表征。周建人阐述了职业对妇女解放的重要性:“……男女两性,终必倾向于各自经济独立,男女关系必将脱离从前两性经济的关系,成为一种新的更高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使妇女先有经济的独立,无论在产业上或办事上,都不受丈夫的拘束,才能实现。”(22)在他看来,男女平等地位是由社会经济发展与妇女觉醒程度来决定的,“妇女不从事职业,寄生于男性中心的社会里,……然她毕究被看作附属性,许多不平等的道德律,罪恶和过失都从这而生;我们从考查过去的历史和观察目前的事实,不能不使我们相信,妇女经济独立是使她脱离性奴隶生活而进入人的生活的大道,舍此没有别的办法了”(23)。为了让妇女安心从事职业,周建人呼吁国家、社会创设“育儿院”、“公厨”、“儿童公育”等措施予以保障。只有国家和社会提供了相应的社会设施,女性才有可能冲破传统生活模式中的性别角色,以主体身份从事职业,实现自我价值,男女平等才有可能实现。职业成为新女性摆脱性别角色束缚的重要因素,向社会传递着职场是她们展现自我的另一个平台的理念。

　　家庭革新与女性地位的提升互为因果,摆脱家长包办、婚恋自由是核心内容。周建人强烈批判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张“婚姻当以恋爱为前提,其中含有认婚姻当事者是个个体,和自己负责的意义。尤其是将女子从被支配的地位,而擢升至和男子对等的地位。从个人以外的原因的结合,一变而为当事者自己为基础的结合了”(24)。恋爱自由与女性教育、谋求职业一样成为女性独立个体、从“他者”转变为“自我”的外在表现。周建人认为,在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彼此了解前提下结成的配偶,于己于社会于种族都是有益的:“在个体一方面说,可以增进生活的幸福;在社会一方面说,两人能同心协作,也多能从事于建设;从种族一方面说,聪明美好健全的父母多得优良的子女,将来的民族能够更进于优适”(25)。而“恋爱破裂而离婚”,并非不道德的行为,“使男女如果恋爱破裂,离婚得绝对的自由,在绝对的自由离婚的境遇里面,而男女有极和谐的协力共作的生活,这才是恋爱的真价值”(26)。因为“各人各有个性,而且我们相信人类愈进化,则个性的变化域必愈广大。将来女子解放以后,女子性情亦必更多变化。夫妇因个性不同,不能为伴,这本是极平常的事,不足为奇。”(27)这种彰显个人主义、个人独立的价值观,成为“提倡妇女解放运动的利器”(28)。恋爱自由、离婚自由与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想携手,互相强化,成为新知识分子批判传统礼教的重要武器。实际上,这些言论仅仅还处于提倡阶段,青年中对于离婚自由持不同观点。1924年,《民国日报》就“不合意的旧妻可否离婚”问题进行调查,“答者差不多是可否参半”;再就“已婚男子恋爱上别的女子”问题作调查,意见多不齐一,男女性别不同、结婚与否都成为影响因素(29)。面对读者在现实中左右为难的切身婚恋问题,《妇女杂志》或登载单篇,或发行专号,展开热烈讨论,并提出建议,此举自然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读者队伍中。

　　面对国外妇女运动的浪潮,周建人连续发表数篇文章,从学理和实践上说明妇女运动的合理性,并将之提升到民族进步的高度,“妇女运动在今日的中国虽还是曙光,但有了这一线的曙光,将来的逐渐扩大其运动区域,当然可以容易一点”(30)。“从这种外表看来,妇女运动的要旨,虽然只是‘给我们地位’的一种呼声,即其中含有一种与男权社会的一切旧习惯的抗争,但在人群上全体而言,女权的扩张便是人群的进步,与社会的全体是有莫大裨益的”(31),“但我们有一个坚决的信条,以为妇女问题,并非专是妇女的问题,实在是两性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把妇女和男子分成两种的人类,加以种种差别的社会的待遇,实在是不自然,是人类的极大的谬误”(32)。如此,男性就不能置身事外,负有与女性一起推动妇女运动的职责,《妇女杂志》作为公共舆论媒介,呼吁更多男性知识分子加入女性问题讨论,使女性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醒目而强烈的方式被集体关注。妇女解放成为最重要的指向。

　　三、“新性道德号”风波

　　《妇女杂志》先后推出的“离婚问题号”、“家庭革新号”、“配偶选择号”、“职业教育号”广受关注,其中“离婚问题号”及“产儿制限号”等专号再版、三版,依然供不应求(33)。读者的认可,进一步增强了《妇女杂志》变革求新的信心:“我们的兴味,由此竟集中在妇女问题上,常想夹七杂八的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34)在周建人等看来,经过前期诸多专号和文章的广泛讨论,已为性道德讨论作了充分的舆论铺垫,“所以我们的意见,以为改正性的观念,是今日唯一重要的急务,解决妇女问题的最初入手方法。我们今后想对于这方面的工作,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⑥。1925年1月,《妇女杂志》重磅推出“新性道德号”,它由周建人撰写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现代性道德的倾向》,与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沈雁冰的《性道德的唯物史观》组成专题,成为“妇女解放时代的到来”(35)的重要表现。

　　在专号中,周建人诠释了新性道德的评判标准,“这标准便是不蔑视和加害他人是道德的。换一句话,我们所需要的新道德无他,第一,认人的自然的欲求是正当,但这要求的结果须不损害自己和他人。第二,性的行为的结果,是关系于未来民族的,故一方面更须顾到民族的利益,这是今日科学的性道德的基础。”由此,他将“两性关系看作极私的事”,“至于说同时不妨恋爱二人以上的见解,以为只要是本人自己的意志如此而不损害他人时,决不发生道德问题的(女子恋爱多人也是如此)”(36)。“利己”与“爱他”成为新性道德的两大原则。周建人指出新性道德的基本要求“即在认两性关系和生育子女,都是在自己做人,其间并不能存有男子为支配者,女子为从属者的意义,也决不是以女子为达到男子的目的的手段的”;“于是承认凡是合于人的自然的便是道德的,违背人的本性的便是不道德”(37)。章锡琛极为认同周建人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阐发:“性的道德,完全该以有益于社会及个人为绝对的标准”,“甚至如果经过两配偶者的许可,有了一种带着一夫二妻或二夫一妻性质的不贞操形式,只要不损害于社会及其他个人,也不能认为不道德的。……新性的道德的极则,便在满足社会各人自由平等的要求”(38)。周建人将“新性道德”中心问题贞操界定为“女性的发现”,即女性作为独立人格存在于两性关系中,强调新性道德与恋爱自由的相互依附性,由此赋予“新性道德”更为自由的论述与行为规范,构建更大范围的两性关系。

　　被周建人视为符合世界潮流和“科学的人生观”(39)的新性道德号,在出版后却引起轩然大波,这与此前的预期大相径庭。它遭到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陈百年的猛烈攻击。《妇女杂志》被抨击为中国社会的“一夫多妻”陋俗张目(40)。上海《晶报》、《时事新报》副刊等迅速对此进行批判(41)。对于《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风波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42),大多聚焦主编章锡琛。实际上,无论从在《妇女杂志》发表文章的数量(43),为新性道德所做的重要理论铺垫(如恋爱自由、贞操观、性伦理、家庭生活),还是就论战中的外力援助及对手的火力转向(44)来看,周建人都扮演着更为核心的角色。

　　陈氏作为新文化运动干将、《新青年》政论者之一,他的态度引起商务印书馆高层的极大重视。尽管周、章两人撰文寄给《现代评论》辩护(45),并在《妇女杂志》开辟“读新性道德号”甲种征文(46),在《莽原》周刊发表驳斥文章(47),鲁迅亦先后两次予以声援(48),友人顾均正、许言午亦纷纷撰文表明立场(49),但依旧难以扭转局面。8月,商务印书馆撤掉章锡琛主编职务,将“帮同编辑”周建人调去编辑自然教科书,“新性道德号”风波以编辑集体去职黯然收场。《妇女杂志》努力构建的“新女性”性别话语空间随之坍塌。擅长摄影的杜就田接任主编,摩登女性成为《妇女杂志》的形象塑造方向,女性话语建构再次转向。

　　四、结语

　　与同时代的提倡女性解放者相比,周建人更为强调女性的独立精神及个人志趣,认为选择职业或家事育儿不再是妇女独立与否的判断标准,他正视了女性传统家庭角色难以回避的现实。当然,一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热衷引进各种主义理论那样,周建人的“精神改革”思想依据同样来自于西方。无论是关注妇女本身及家庭状况,还是探寻人类历史以及提出相应的改革方向,周建人多是通过大量援引西方理念作为“精神改革”的思想依据。在妇女问题讨论中,瑞典的爱凯伦“恋爱论”、芬兰的伟斯德马克的“婚姻论”“善种学”、山姆夫人的“节育观”、桑格夫人“产儿制限”、德国的范尼盖尔“男女差别论”、瑞典的聂司忒朗姆的“性道德科学”等频频出现(50)。周建人还大量译介世界各国妇女概况(51),配上各式生动图片,他用通俗的语言向国人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与时代合拍的现代妇女解放的图景,“新女性”形象塑造成为女性话语的一个象征。这种定位,对于五四时期商办女性期刊而言,它的市场意义和轰动效应显而易见,加上商务印书馆出品的巨大号召力,《妇女杂志》成为女性问题研究的风向标。但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加上五四思潮的消退,周建人等试图从“新性道德”角度去建构女性解放话语的尝试遭遇了失败。鲁迅曾讲:“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的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52)他婉转地指出“新性道德”言论根源来自西方理论。换言之,“新性道德号”妇女问题的论辩,实质上是双方对西方思潮认知差异的具体体现。

　　尽管周建人因“新性道德号”风波被迫离任,但其将近五年的新女性话语建构卓有成效。“综观《妇女杂志》所呈现的妇女论述之水准,确实以五四时期为最高点”,如果说早期的《妇女杂志》是保守的男性主编叮咛妇女们应作“贤妻良母”的刊物,那么,五四阶段的《妇女杂志》则藉由主编的更迭,摇身一变成为男性年轻知识分子讨论妇女问题的园地(53)。正是有了以周建人为代表的编辑及作者群体的努力,使得这一时期《妇女杂志》对中国女性问题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周建人虽扮演着引导《妇女杂志》舆论的重要角色,但并不等于1921—1925年间的《妇女杂志》就是被其妇女思想所引导,恰恰相反,正是有了主笔《妇女杂志》的契机,周建人才得以认识、学习西方妇女思潮。1921—1925年间《妇女杂志》所呈现的,不是一个有丰富知识储备的学者将西方妇女思潮成功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是当时非留学生、自学成才的新知识分子,认识、学习并通过大量翻译,构建中国女性话语体系的试误过程。周建人对西方妇女思潮、生活方式和妇女运动的引介,代表了一批非留学生、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对西方文化的自我定位,体现出新旧更替时期旧知识分子的蜕变和文化选择的一种新面相。就此而言,周建人与《妇女杂志》新女性话语建构的探索,有了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

　　1 刘慧英:《“妇女主义”:五四时代的产物——五四时期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杂志〉》,《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许慧琦:《1920年代的恋爱与新性道德论述——以章锡琛参与的三次论战谈起》,《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8年第16期;王鑫:《〈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女性话语转换——从主编更迭的角度考察》,《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1期。

　　2 陈姃湲在注释中标注:周建人乳名杉寿,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回国后,于1921年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生物学教科书编辑,他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活动,并非以妇女方面为主。观其援引资料为李立明主编《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版),由此可见港台学术界对周建人的陌生程度。陈姃湲:《SymbolaC@妇女杂志SymbolqC@(1915-1931)十七年简史——妇女杂志何以名为妇女》,《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4年第12期,第13页。

　　3 据统计周建人在《妇女杂志》共发表文章184篇,其中174篇是在他担任“帮同编辑”时发表的。

　　4(1)张芳芸:《发刊词三》,《妇女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5日,第4-5页。

　　5(2)王蕴章:《通讯问答》,《妇女杂志》,第3卷,第7期,1917年7月5日,第15页。

　　6(3)《妇女杂志四卷大刷新广告》,《妇女杂志》,第4卷,第1期,1918年1月5日,第2页。

　　7(4)胡宗瑗:《敬告实施女子职业教育者》,《妇女杂志》,第4卷,第1期,1918年1月5日,第3页。

　　8(5)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第627页。

　　9(6)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详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1页。

　　10(7)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详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6页。

　　11(8)周建人:《生存竞争与互助》,《新青年》,第8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第1—7页。

　　12(9)周建人初名松寿,排行第三,上有大哥鲁迅、二哥周作人两位胞兄,因两位兄长在日本留学,他小学堂毕业后未再升学,选择留在家乡侍奉母亲,自修英文、植物,以教书为生。详见周慧梅:《科学小品、科学教育与知识图景——以周建人为考察中心》,《教育研究》,2018年第11期,第62页。

　　13(10)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详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6页。

　　14(11)章锡琛:《从商人到商人》,《中学生》,第11期,1930年1月,“新年号”,第109页。

　　15(12)《编辑余录》,《妇女杂志》,第7卷,第2期,1921年2月5日,第112页。

　　16(13)《本社特别启事》,《妇女杂志》,第7卷,第6期,1921年6月5日,第114页。

　　17(14)据统计,周建人加盟《妇女杂志》后,大哥以“鲁迅”为名在此发文8篇,文章分别为《鱼的悲哀》(第8卷,第1期,译文)、《一篇很短的传奇》(第8卷,第2期,译文)、《恋爱结婚成功史》(第8卷,第3期,署名为记者)、《迎珊格尔夫人》(第8卷,第6期)、《小鸡的悲剧》(第8卷,第9期,译文)、《鸭的喜剧》(第8卷,第12期)、《幸福的家庭》(第10卷,第3期)和《娜拉走后怎样》(第10卷,第8期)。二哥以“周作人”为名发文6篇,分别为《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续第4号)(第7卷,第10期)、《现代戏剧上的离婚问题》(第8卷,第4期)、《女子与文学》(第8卷,第8期)、《妇女运动与常识》(第9卷,第1期)、《爱昆虫的小孩》(第9卷,第9期)和《对于有岛武朗情死的批评》(第9卷,第10期)。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持三弟周建人的编辑工作。

　　18(15)周叙琪:《1910—1920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6年版,第154-156页。

　　19(16)章锡琛:《从商人到商人》,《中学生》,第11期,1930年1月,“新年号”,第109页。

　　20(17)王鑫:《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6页。

　　21(18)周建人:《妇女与社会》,《妇女杂志》,第7卷,第9期,1921年9月1日,第6页。

　　22(19)乔峰:《女子教育的倾向》,《妇女杂志》,第8卷,第9期,1922年9月1日,第46页。

　　23(20)克士:《泰倍尔女士的妇女职业观》,《妇女杂志》,第10卷,第6期,“职业问题号”,1924年6月1日,第894—895页。

　　24(21)周建人:《妇女主义之科学的基础》,《妇女杂志》,第9卷,第4期,1923年4月1日,第7页。

　　25(22)克士:《近代妇女运动的先导——几个重要的妇女主义者的意见》,《妇女杂志》,第9卷,第1期,“妇女运动号”,1923年1月1日,第36页。

　　26(23)克士:《妇女职业和母性》,《妇女杂志》,第10卷,第6期,1924年6月1日,第868页。

　　27(24)乔峰:《现代性道德的倾向》,《妇女杂志》,第11卷,第1期,“新性道德号”,1925年1月1日,第25页。

　　28(25)乔峰:《配偶选择的价值》,《妇女杂志》,第9卷,第11期,“配偶选择号”,1923年11月1日,第3页。

　　29(26)周建人:《恋爱的意义与价值》,《妇女杂志》,第8卷,第2期,1922年,第5页。

　　30(27)克士:《对于郑振埙君婚姻史的批评——爱情的表现与结婚生活》,《妇女杂志》,第9卷,第4期,1923年,第24页。

　　31(28)李康化:《SymbolaC@漫画老上海的知识阶层Symbolq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32(29)建人:《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民国日报·妇女周报》,第73期,1925年2月22日,第7页。

　　33(30)高山:《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女杂志》,第8卷,第7期,1922年7月1日,第14页。

　　34(31)克士:《妇女运动与民族的进步》,《妇女杂志》,第8卷,第11期,1922年10月1日,第32页。

　　35(32) 记者:《我们今后的态度》,《妇女杂志》,第10卷,第1期,“十年纪念号”,1924年1月1日,第3页。

　　36(33)详见:《编辑余录》,《妇女杂志》,第8卷,第7期,1922年7月1号,第124页;《编辑余录》,《妇女杂志》,第8卷,第8号,1922年8月1日,第126页;《编辑余录》,《妇女杂志》,第8卷,第12期,1922年12月1日,第124页。

　　37(34)章锡琛:《从商人到商人》,《中学生》,第11期,1930年1月,“新年号”,第109页。

　　38(35)1924年11月,《妇女杂志》以“妇女解放时代的到来”为标题,为翌年“新年特号”的“新性道德”专号大张旗鼓做广告,称该专号的推出,预示着《妇女杂志》黄金时代的降临。详见:《妇女杂志新号〈新性性道德号〉预告》,《妇女杂志》,第10卷,第11期,1924年11月1日,第775—776页。

　　39(36)建人:《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妇女杂志》,第11卷,第1期,1925年1月1日,第10-11页。

　　40(37)乔峰:《现代性道德的倾向》,《妇女杂志》,第11卷,第1期,1925年1月1日,第25、27页。

　　41(38)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妇女杂志》,第11卷,第1期,1925年1月1日,第6—7页。

　　42(39)乔峰:《现代性道德的倾向》,《妇女杂志》,第11卷,第1期,1925年1月1日,第27页。

　　43(40)“不料以指导新妇女自任的《妇女杂志》的‘新性道德号’中竟含着一种议论,足以为过一夫多妻的生活的人所藉口,足以为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周建人在《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里说及各种性道德的观念,……”,“中国现在的家庭大有改革的必要。而我的偏见以为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最合理想,古来一夫多妻的坏风俗非极力打破不可。仅以改革自任的新性道德家竟有许可一夫多妻的言论,竟挺身出来作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我不得不提出一种抗议了。”详见陈百年:《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现代评论》,第1卷,第14期,1925年3月14日,第6—8页。

　　44(41)“《晶报》就最早说我们教坏青年,《青光》其次说女子可以多夫。此可忍孰不可忍!”详见周建人:《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莽原》,第4期,1925年5月15日,第31页。

　　45(42)许慧琦的研究颇具代表性,她对章锡琛参与1920年代恋爱与新性道德的三次论战中,详细考察了“新性道德号”引发的风波,在行文中,周建人仅作为章氏并肩迎战的亲密战友出现(详见:《1920年代的恋爱与新性道德论述——从章锡琛参与的三次论战谈起》,《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8年第16期,第44—51页);白水纪子(《〈妇女杂志〉所展开的新性道德论——以爱伦凯为中心》,详见吴俊的《东洋文论》,1998年版,第507—527页)及邱雪松(《“新性道德论争”始末及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5期,第345—349页)等持相近观点。

　　46(43)据不完全统计,章锡琛担任主编期间,在《妇女杂志》上发文约60余篇,远远低于周建人179篇的发文总量。

　　47(44)陈百年的文章刊发后,章、周两人随即写文章自辩,寄到北大《现代评论》,不想却石沉大海,去函询问亦无答复,外在的舆论压力与日俱增,周建人不得已只好求助大哥鲁迅。鲁迅接到三弟信后施以援手。实际上,也正是因为鲁迅的介入,将陈与章、周的论战演变为《莽原》与《现代评论》之间的“厮杀”,给陈百年施加了很大压力,他表示自己不再著文,愿意平息此事,“我万万想不到我的信口胡说竟会引起这样的恶影响,万万想不到不值一文的教授头衔竟会这样作怪,鲁迅先生也说:‘……妇女杂志上再也不见这一类的文章了’,这不但使鲁迅先生毛骨悚然,连我也不免要毛骨悚然。我早知这样,我当时决不多嘴。但我也要吃饭,不能为了要胡说而牺牲教授的头衔,所以我以后对于这个讨论,只好暂时不参加了。”详见:陈百年:《给周章二先生的一封短信》,《莽原》,第6期,1925年5月29日,第55—56页。1925年的《鲁迅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一公案,如陈氏“一封短信”于5月18日收到,25日“下午得三弟信并稿,二十一日发”,内中附有《再答陈百年先生论一夫多妻》,26日“得章锡箴稿”,章锡琛的《与陈百年教授谈梦》寄到,27日“下午寄三弟信”。详见:鲁迅:《鲁迅全集·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5—516页。

　　48(45)1925年5月9日,《现代评论》在“通信”栏目刊登周、章自辩文章,同期还刊登了陈百年的答复。陈氏对二人的辩解不以为然。详见:周建人:《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答陈百年先生》、章锡琛:《新性道德与多妻——答陈百年先生》、陈百年:《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均发表在《现代评论》,第1卷,第22期,1925年5月9日,第15—18页。

　　49(46)1925年4月出版的《妇女杂志》专门辟出“读新性道德号”甲种征文栏目,分别刊登了许言午、慧英、姜长麟、徐宝山、吴国铎5位读者文章,对周、章二人的“新性道德论”表示认同,以读者身份为他们缓解舆论压力。详见:《妇女杂志》,第11卷,第4期,1925年4月1日,第631—649页。

　　50(47)详见:周建人:《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章锡琛:《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均发表在《莽原》,第4期,1925年5月15日,第29-37页;章锡琛:《与陈百年教授谈梦》、周建人:《再答陈百年先生论一夫多妻》,均发表在《莽原》,第7期,1925年6月5日,第58—70页。

　　51(48)鲁迅借《莽原》第4期《编完写起》表明自己的态度:“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而不像论是非,莫名其妙。”详见鲁迅:《编完写起》,《莽原》,第4期,1925年5月15日,第40页。

　　52(49)顾均正:《读〈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民国日报·妇女周报》,第78期,1925年3月20日,第2—3页;许言午:《新性道德的讨论——读陈伯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感想》,《京报副刊》,第120期,1925年4月16日,第119—120页。

　　53(50)可参见周建人:《恋爱结婚与将来的人种问题》,《妇女杂志》,第8卷,第3期,1922年,第3—4页;乔峰译:《产儿制限论》,《妇女杂志》,第8卷,第6期,1922年,第15—23页;克士:《妇女主义者的贞操观》,《妇女杂志》,第8卷,第12期,1922年,第16—19页等。

　　54(51)如英国女议员、美国女工婚姻趋势、美国妇女公民教育、夏季学校、苏俄的家庭关系、美国的妇女俱乐部、埃及妇女自由运动、尼赛兰妇女、欧洲各国离婚法等等。

　　55(52)鲁迅:《编完写起》,《莽原》,第4期,1925年5月15日,第40页。

　　56(53)陈姃湲:《〈妇女杂志〉(1915—1931)十七年简史——妇女杂志何以名为妇女》,《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4年第12期,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