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8年4月在上海参加读书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读社”）工作。

　　这时，上海英法租界已是“孤岛”——国民党军队远撤了，四周被日寇包围着，汪伪爪牙，“76号”特务，地痞流氓，到处横行，英法租界工部局，想管也管不了。但是，地下党的领导，各界进步力量，和几百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上海人民，则正在这个水深火热的牢笼中英勇奋斗着，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同志们，也是这个激烈斗争中坚强的一员。

　　此时社里的原有领导李公朴、柳提、艾思奇以及周巍峙、陈楚云等，都分别离沪奔赴各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读社经理黄洛峰，则为了坚持出版阵地，为抗战作贡献，为读社求发展，就亲自带了几个青年到了武汉开辟阵地，在汉口民生路建立了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并很快开始了出版发行工作。我到读社工作时，除了由郑易里、刘□主持工作外，仅有李克金主持总务，卜朝义负责发行、跑外勤，还有一个工友，帮助做些搬运采购等杂务。

　　这时孤岛上海，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一向较繁忙的印刷工业，也没有例外，好多印刷厂没活干，大批纸张无人问津，白报纸每令三元也卖不出去。

　　但是这种情况，对出版行业来说，都又成了一个有利条件。加以这时租界当局，对比较敏感的期刊的出版管得较严，对一般书籍的出版管得较松的实际情况，于是在上海的郑易里和在武汉的黄洛峰二人多次函电商定，决定在上海立刻进行《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的出版。于是《资本论》的出版成了上海读社这时的一个主要任务，这时《资本论》第3卷尚未翻译，为加速出版，又把郭大力先生从江西老家请回上海，就住在斜桥弄71号出版社的后楼进行翻译。《资本论》的校对工作分量极大，急需几个有一定水平的工作人员，于是我在罗稷南先生推荐下作为一个“临时工”参加了读社进行校对工作。我的爱人蔡淑英也同时参加了校对工作，同时进行校对的，还有郑易里夫人熊约春、罗稷南夫人倪琳。

　　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在生活书店翻译出版了《高尔基四十年》，在读社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在人间》等。罗稷南原是北大学生，楚图南原是北大师范学生。他俩毕业后却回到了昆明教中学，那时艾思奇（李崇基）、郑易里都是罗、楚的学生。后来，楚图南到东北吉林教书，我这时也在东北教书。1930年，因“抗日有罪”，我俩均被日寇逮捕，关在一个监狱，成了“难友”。我俩出狱后，我到了北平，不久北平被敌占领，我不甘当亡国奴，又到了上海，在上海美专教书，这时楚也在上海盛南大学任教。“八一三”后，楚离沪去内地，我又接上了楚在暨南的课。因为战事，学校不能正常上课，酬金也低，我的生活不无困难，这样经楚向罗推荐，罗把我介绍给了郑易里，为《资本论》做校对，以维持生计。

　　《资本论》在上海的出版，工作是很紧张和艰苦的，校对工作也很繁重，在读社全体人员不辞劳苦下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到1938年秋天，《资本论》三卷全译本得以陆续出齐，这在当时的出版发行界来说，也是一件大事。

　　《资本论》出版后，在装箱发运广州与内地时，正值日寇在广州大鹏湾登陆，致2000套资本论全部沉入海底，损失惨重，为加强上海方面的工作，黄洛峰又把调往广西的刘□调回上海主持社里经营发行工作。

　　同时鉴于上海出书的有利条件，在《资本论》出版后，接着又以主要力量从事组稿和出版工作。这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郑易里、罗稷南、郑效洵三人。1939年，郑易里亲自带上《资本论》纸型，冒着长途跋涉和战火的危险经香港、海防、昆明到了重庆，较长时间不在上海，罗稷南又以社会活动较多，故社里编辑、组稿的具体事务，我做得多一些。

　　当时书店经济状况一直比较困难，幸有郑易里胞兄郑一斋不时资助，得以把工作坚持下去，当时社里无力聘用专职出版、封面设计人员。池宁先生就以付给稿费的方式帮助设计。钟望阳（杜康）也以“临时工”方式帮助校对，可见当时读社工作之一斑。

　　从（（资本论》出版后（1938年10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这三年中，读社曾出版书刊多种，其中有的是在上海组稿而出版的；有的在延安组的稿，经重庆转来上海出版的；有的是从重庆组的稿，发来上海出版的，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丛刊

　　上海组稿并出版部分

　　记得我们第一本组织的稿件是《中国文艺丛刊》，本来这是一个文艺月刊，因工部局方面对期刊限制甚严，所以采用“丛刊”这种书本的形式，以便顺利出版。这个丛刊具名的主编是“戴平万”，但实际上是由林淡秋、蒋天佐二人主编，参与其事的还有王元化、钟望阳等，共出了四本，即：

　　《钟》

　　《高尔基与中国》

　　《鲁迅纪念特辑》

　　《鹰》

　　二、期刊

　　上海组稿并出版部分

　　1940年又创办了《哲学杂志》，主编为胡曲园，撰稿的有：周建人、郑易里、赵平生、何封、董秋斯、罗稷南、陈珪如等多人。由于汪伪日寇横加迫害，《哲学杂志》只出了两期不得不停刊。

　　三、书籍

　　上海组稿、上海出版或以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名义出版部分

　　蒋天佐译《中国及未＋完成的革命》

　　胡明译《苏联内战史》

　　常彦卿译《怎样把日本武装干涉者赶出了远东》

　　董秋斯译《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

　　吴清友译《殖民地附属国新历史》（上卷四册）

　　沈舟译《社会的故事》

　　林淡秋译《列宁在118》（电影剧本）

　　付之译《上海——罪恶的都市》

　　什世译《斯大林传》

　　企程、朔望译《列宁传》

　　焦敏之译《列宁战争论》

　　什之译《人怎样变成巨人》

　　平生、执之、乃刚、麦园编译《辩证唯物论辞典》

　　郭大力译《资本论》通讯集

　　郑易里译《资本论》的文学结构

　　何封等译《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

　　马子华译《飞鹰旗》

　　郑效洵编《理论与实践》（艾思奇著）

　　重庆组稿、上海出版部分

　　徐冰译《社会与战争》

　　张天雪著《运河的血流》

　　陈学昭著《延安访问记》

　　曹靖华译《油船德宾特号》

　　章汉夫、许涤新译《恩格斯论（资本论）》

　　许涤新译《怎样研究<资本论>》

　　□□□著《扬州前线》

　　延安组稿、上海以不同出版者名义出版部分

　　博古译《论一元论历史之发展》（辰光版）

　　艾思奇编《哲学选集》（辰光版）

　　吴黎平、艾思奇编《科学历史观教程》（辰光版）

　　艾思奇著《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辰光版）

　　向隅编《五月的延安》（歌剧集）（辰光版）

　　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鸡鸣版）

　　吴黎平著《论民主革命》（鸡鸣版）

　　高士其著《科学先生活捉小魔王的故事》（鸡鸣版）

　　还有延安转来的《中国文化》创刊号纸型，也在上海印刷后发往内地。

　　以上这些书的出版，都是秘密进行的。由于平时处理得当，总算未发生过什么问题，其中只有一种书，即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发生了一些波折，即该书原稿到重庆后在重庆打成纸型，转上海印刷。不料此事被国民党发现，于是他们传讯了黄洛峰，并将黄洛峰扣留了一天，最后在黄洛峰和万国钧巧妙周旋下，黄洛峰得以释放，而上海则很快把书印出来了。

　　上海的出书量甚大，书籍主要发往内地和新四军根据地。为便于转往内地桂林、昆明、贵阳、重庆、成都各分社，所以在1939年夏天，郑易里带了熊岳柏到香港成立了办事处，专事转运工作。约一年后办事处撤销，熊又回到上海。郑易里还曾和新知书店王益商量，为新四军根据地的天长县办过大众书店，刘□还在那里办了一个卷烟厂，名“凯旋门”，还通过地下党关系，而将出版物运到新根据地，一面将根据地的一些土特产如咸肉、猪肉等运到上海发售，用以弥补读社的资金周转。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政治形势渐趋紧张、恶劣，先是开明书店负责人夏丏尊、章锡琛以及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等受到恐吓，继而罗稷南、郑易里又遭日寇特务逮捕，后因“查无实据”才被释放。最后，新知书店在卡德路的仓库又遭日寇破坏。这时姜椿芳及时通知了我们要“提高警惕，想法躲躲”，并及早做好书店转移、隐蔽的准备。姜当时是苏联塔斯社在上海办的时代出版社以及时代杂志的中国方面负责人，实为我地下党员。他所在的时代出版社，恰好也设在斜桥弄，且就在读社的斜对过，所以关照我们极为方便，为此我们就在同孚路租了一个较差的前楼房子隐蔽起来。刘□负责清理账册文件，我负责清理稿件纸型等，暗暗地从斜桥弄搬到了那里。斜桥弄的房子则退租了前楼，只得留了后楼存放一般杂物，有时为郑易里等亲友临时居住用用，不露痕迹。

　　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即完全占领了上海，读社工作也就暂时停顿下来。约在1942年2月，刘□带着卜朝文、熊岳柏撤退到了苏北，后来卜在苏北不幸牺牲。郑易里因要帮助经营其兄在上海开设的景明号商店仍留在上海未动。我因有家累，不便行动，也未离沪，就在南屏女子中学教书。虽然要继续进行出版工作是极端困难了，但大家仍在夹缝中保存力量，坚持不辍。考虑到长远的需要和当时的可能，郑易里决定着手编纂一部英华大辞典，我则负责“A”字部分。后来，此书由郑易里和曹成修二人积数年之劳苦，终于在上海解放后出版。

　　不久，据说由新知书店拿出一笔钱，让我们继续在滞留上海的进步老朋友中组织一些稿件，我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最终于1944年出版的，仅有两种。即：

　　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上海版）

　　罗稷南译《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册，桂林版）

　　日寇投降后，万国钧、范用等先后回到了上海，就在四川北路仁智里155号租了房子，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抗战八年后又以公开的身份重返上海开展工作。当时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博古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四册），这是从延安打好的纸型上浇成铅版后印刷的，是由万国钧从重庆返沪时带来的。后来，又陆续出版了郭大力译的《恩格斯传》，武坡编的《中国近代史》（一分册），潘蕙田、陈晓时译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我们几年的隐蔽斗争，为读社重返上海准备了一些物质基础。直至1946年黄洛峰最后回到上海后，读社在上海开创了又一个新局面。

　　附记：郑效询的这篇文章写成后曾寄给范用看过。因为较简略，乃由我去访问了他。得到了他热情接待，并补充了一些史实。但因郑老年事已高（近九十高龄），有些事已记不起来，因此由我根据他补谈的史实作了若干补充。——刘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