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教育家，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2008年3月2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

　　方明，人称“方老”。年逾九旬，身板硬朗，中气十足，开会常站着讲话，手舞足蹈。走路疾如旋风，上下台阶，连蹦带跳；遇有沟坎，一跃而过。旁人提醒他慢一点，他常笑答：“没问题，我没老！”

　　方老不服老，也慢不下来。

　　方明1917年生于江苏无锡，上海诚正文学院（光华大学）教育系肄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是上海教师运动地下党的负责人。他早年追随陶行知先生，协助筹备生活教育社分社，深得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和精神人格的真传。他创立和带领的上海流浪儿工学团，曾受到陶行知先生赋诗热情赞扬。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方明为了宣传、推广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殚思竭虑，坚持不懈。他首倡建立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最早呼吁恢复教师节，最早倡议并参加起草《教师法》，推动以法律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1981年3月，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方明是提案的主要发起人和撰稿人。

　　1983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方明和民进18位政协委员联名，再次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方明前后五年奔走，直至1985年9月10日，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问世。这在当时对于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着积极的影响。

　　1986年3月，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方明和20位委员联名提出《尽早制定“教师法”案》。之后，他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起草小组组长。期间，方明呼吁，“教师危机，实际是教育危机，民族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起草小组组织了近万人参与的讨论。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终于颁布实施。

　　方明是“文革”后最早积极为陶行知先生恢复名誉的知名人士之一，也是成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在方明和吴树琴、陶晓光、刘季平等陶行知亲属、学生的推动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于1985年成立。

　　为了筹集陶研经费，方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全年东西南北，四处奔走，筹措款项。30年来，他很少在北京的家里呆着，不是参加各种会议，就是到各地指导陶研实验，几乎每天都在高速运转之中。

　　耄耋之年的方明曾经说：“我觉得我自己青春焕发，因为我是一个开拓者。”他执著于陶行知“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的思想，并以此为指引，积极推动学陶、师陶、研陶，主张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系，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和师范教育改革，先后在山西吕梁、黑龙江呼兰、重庆渝北等地开展“农科教统筹”等系列教改实验。

　　近些年，他还大力扶持各地打工子弟学校，关心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关注贫困地区农村儿童，呼吁实现“教育公平”和“教育机会平等”。

　　与方明接触，不用多久，就会被一种灼灼热情所感染。他常对人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人要解决好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精神状态的问题；有了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奋发向上，心情舒畅，身体就会比较好。”他就是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支撑着自己，感染着他人。

　　方明对晚辈后学奖掖有加，不吝援手，曾帮助教育界多名年轻人（如黄鹤、储朝晖等）成长，对此我更是深有体会。1982年初，我从华中师大历史系毕业，第一件工作，就是在当时校领导刘若曾、章开沅等支持下，随杨葆焜、董宝良先生编辑《陶行知全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参与主编《陶行知教育学说》和《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由此开始与方老的接触。

　　1985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次年，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成立，陶行知金陵大学的校友、史学大师章开沅先生任会长，我任秘书长。方明对华中师大陶行知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章开沅、唐文权先生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予以极高的评价，并将华中师大作为国内主要研究基地之一。

　　2000年底，他知道我将赴陶行知的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多次来函来电，叮嘱我留心收集陶行知早期的生活和学习资料。回国后，他又嘱咐我将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汇集编入我早年出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出一个增补本。

　　方明写得一手好字，清秀而苍劲。请他题词的人很多，他常以行知先生的名句相赠——“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爱满天下”“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对于这些话，方老一生笃信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