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称他是清史研究的权威,他马上说:“不是。我就是一个明清历史的研究人员,算不上权威。”蓝色的中式布褂、黑色的千层底布鞋、没有拐杖、没有眼镜和助听器,笑眯眯地站在家门口,引记者走进他的客厅――

　　想不到心目中的大学问家,竟是这样一副哼唱着京剧,背着手在院子里散步的邻家老人形象。亲切、幽默、健康、终日与酒为伴――这就是九十三岁的清史专家王钟翰。

　　揭开清史的面纱

　　王钟翰以治清史名世,他24岁时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辨纪晓岚手写四库简明目录》刊于1937年4月23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距今将近70年了。

　　他回忆说:“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我的老师洪业先生看了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我也有同感。所以洪先生让我写一篇文章‘辨别’。我按照洪先生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晓岚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逐字对照,发现疑点竟多达100多处。我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洪先生把文章推荐给《大公报》发表。我记得稿费是27元,算是很高了。我很高兴,就请同学吃一顿。后来,我把文章拿给另一位老师邓之诚看,希望邓先生说几句好话。结果被泼了冷水,邓先生说:‘写那么长干什么,几百字就完了嘛。找几条够硬的材料就行了,干什么写两三千字啊?’”

　　王钟翰选择清史研究,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家命运密切相关。“那时我正读高中,‘九一八’事变对我的震动特别大。我再也不能平静地坐在教室听讲了,很想学古人投笔从戎,但无人引荐,终是救亡有心、报国无门。后来我决心研究清史,与此时的思想不无关系。”因为,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就重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有一派人为给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认为东北不是中国领土。这就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加强对东北历史的研究,向世人昭示真相。就是从那时开始,王钟翰与清史研究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王钟翰的清史研究始于燕京大学。在那里,他有幸遇到洪业、邓之诚、顾颉刚等名师,并形成了不囿于成说,在史料的基础上不断出新,并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读研究生一年级时,由于抗战形势多变,洪业先生担心王钟翰的学业会被战乱所耽搁,建议他尽早完成毕业论文。王钟翰只好将论文内容集中在几个问题上,日夜伏案,终于提前一年赶制了一篇十余万字的论文,但自觉不如意。在答辩会上,洪业先生和其他导师却赞叹不已:“单凭你搜罗的这两摞一米多高的新史料,已经足够获得学士学位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钟翰将研究重心放在了雍正夺嫡问题上,发表了著名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使那段谜一般的历史离真实又近了一大步。“康熙所物色的接班人应是十四子胤祯,雍正并非康熙属意之人。世宗篡立,确凿有据。”王钟翰在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雍正继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清代皇位的承传,而且还引起清廷政局的变化以及大政方针的调整。他的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他又对执政后的雍正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认为篡位是一回事,而雍正上台后的用人行政、励精图治又是一回事,不能因雍正得位不正,就一定要否定雍正13年间的所作所为。在这篇文章里,他引用注释多达153条,大大超过正文的篇幅。

　　八十年代,王钟翰又发表了《清圣祖遗诏考辨》,取得了新的建树。这次研究成果始于一份康熙《遗诏》的满汉文对照档案。王钟翰从满文的行文措辞,怀疑这份《遗诏》的真实性。经过考证分析,他确定《遗诏》是伪造的,这又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清世宗夺嫡考实》中的观点。

　　“我并不认为自己的雍正夺嫡的认识已经达到铁证如山,再没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了。恰恰相反,只要一旦有新材料新见解,我还是愿意继续讨论下去的。”尽管他在清史研究领域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但他并不固守成果。正是这种尊重客观、永不停息的学术追求,使王钟翰的学术研究不断前行发展。《清世宗夺嫡考实》之后,他又完成了其姊妹篇《胤祯西征纪实》和《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通过对胤祯西征的史实、作用与意义的考察,进一步阐述了康熙对胤祯的器重。这几篇文章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他对明清之际及清朝的若干重要人物,如袁崇焕与皇太极、柳如是与钱谦益、年羹尧、隆科多等均提出了独到见解,新意迭出。

　　历八年之功精心点校《清史列传》

　　1976年,王钟翰受中华书局之托点校《清史列传》。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80卷本,编撰人不详,没有序跋,没有其他版本可资参照……要独力完成,谈何容易!王钟翰再一次发挥了他严谨求实、肯下“死功夫”的学风,一头扎进了浩渺的古籍史料之中。为了判定《清史列传》的选录出处,他几经周折,先后查阅了《原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大清历朝实录》(12种)等大量文献,仅《原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稿本》就多达44大包、1517件。整整两年,他每天风雨无阻地奔波于北大寓所和书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间,白天查史料,晚上继续埋头灯下,逐字逐句地对照考辨。恨不得一分钟掰成两半用的他,常常揣两个火烧,在家炖一锅红烧肉,就对付了一个星期的饭食。

　　就这样,通过不断地考据、分析、总结,八年之后,王钟翰终于完成了《清史列传》2894个传的点校工作,并撰就了多达2692条、10余万言的校勘记,附于每卷文末。

　　这样的治学之风,其实早在王钟翰问学燕园时就已形成。本科毕业时,为完成论文《清三通之研究》,王钟翰遍查能够找到的所有馆藏典籍、私家文集、著述,首次为“清三通”纂修进程勾勒出大致轮廓;读研究生时,他决心“从实处做学问”,选择清朝各部署律例作为研究对象。为收集研究资料,他跑遍了琉璃厂、隆福寺的大小书肆,自掏腰包收购相关古籍,回去后细细研读,并编纂出《清律纂修奏疏辑录》一书。多年后回忆起这场艰难的“战役”,王钟翰感叹:“当时我真是穷日夜之精力,进行各类则例的摘录、分类、排比和取舍、提要,眠食俱废,心想,即使三年研究生期间不够,再延长到四年、五年,总能毕其功吧。”

　　大半个世纪以来,王钟翰通读了清代的大部分基本史料,多次亲赴东北三省的满族发源地、聚居区实地访问,以筚路蓝缕之功,为学术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要严格考证、尊重史实,尽量扩大知识面。研究历史没有窍门,需要的就是耐心、细心、专心、恒心,经得起长期坐冷板凳的考验”,老人乐呵呵地说,“治史是发不了财的,我早就做好了受苦过穷日子的心理准备。”

　　对爱好清史的“门外汉”也毫不怠慢

　　解放后,王钟翰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由清史研究转入满族史研究,主编了《中国民族史》,成为清史和民族史学界的一代名家。而且,他在这个新舞台上也谱写了同样的辉煌――66年,他一直种桃植李,培育后学;对于那些爱好清史的“门外汉”,他也是热情接待,“这份修养和热忱让人望尘莫及,”他的学生达力仁布感叹。

　　师从王钟翰的学生,都被要求学习满文。达力仁布博士是王钟翰1992年的学生,他说:“王老对语言工具的掌握要求很严,现在想起,真的帮助很大。我是蒙古族,当学生时,王老要求我除了掌握英文、满文之外,还必须学习蒙文。当时不以为然,以后研究碰到一些用蒙文记载的史料,许多学者一筹莫展时,才发现我掌握了蒙文能带来多大的好处。”王钟翰尊重民族文化,重视民族语言的习承,他认为研究历史,语言是必要的根基:英语可以不断地与其他国家的学者交流情况,古汉语是研究我国历史必备的基础,而民族语言则是研究史料文献的优势工具,同时,也是民族大学的特长和优势。王钟翰的英文也很好,这得益于他1946年去美国哈佛大学的学习。

　　“老小孩”是学生们给王钟翰起的绰号,他非常幽默,“平易近人、尊重同行、关心学生”是外界对他最多的评价。已成为博士生导师的余梓东教授师从王钟翰时,王老先生已经88岁高龄,一次讲授《清代史料学》时,王钟翰记错了一个年代,当时余梓东意识到了,但不敢指出:“王老是清史泰斗啊,指出他的错误和要他接受错误都不是轻巧的事,但到了第二次上课时,他自己查实过了,连连向我们道歉。在他心中,师道尊严是骨子里的,而不是现在一些人要的‘面子’。其实王老在处事待人上也像孩子一样简单,一是一、二是二,和他相处也不需要那么多顾虑,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对我的学习研究很有好处,而且对我们以后对待学问和学生的态度影响很大。”

　　达力仁布对此深有感触:“我毕业论文研究的方向是蒙古族在明朝末期的历史,与清史、满族史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可王老比我还用功,为了辅导论文,他也阅读了大量的史料。王老的特长在考据,可他也很尊重其他方法,经常对我们说,可以学着用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学术研究。”

　　“老小孩”工作起来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钟翰带着三名研究生去东北考察,从黑龙江的新宾满族自治县到黑河市爱辉镇,再到沈阳清东陵,为了让三名弟子对清朝入关的那段历史有感性的认识,耄耋之年的王钟翰辗转在外奔波了近一个月,看遍了那些他早已熟记在心的碑文、建筑。直到93岁高龄的今天,王钟翰还亲自带着三名博士生。

　　对于那些爱好清史的“门外汉”,王钟翰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耐心。经常有一些晚辈后生,拿着自己的著作来找他作序或寻求指点,更有一些退休的老年人,看了不少“戏说”之类的清宫影视作品,对那段历史产生了兴趣,慕名来找王钟翰请教,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怠慢。一时讲不清楚的,就让夫人涂荫松把一些史料找来送给他们。夫人去世后,学生就担起了这个“责任”。达力仁布的家离王钟翰最近,理所当然也是受“差使”最多的。谈到这些,达力仁布一肚子“无奈”:“经常有外地的爱好者坐火车来拜访王老,我们就奉老师之命去接送,有时还要安排饮食起居。走的时候,还要去图书馆查找一些史料给他们带去。我们经常为王老的身体和精力担心――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精力有限。可王老对普通人的请教同样一丝不苟。”

　　与酒结缘的快意人生

　　王钟翰嗜酒。“我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洪业先生让我抽烟斗,别喝酒。因为当时既抽烟又喝酒的人不多。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老伴不让我既抽烟又喝酒。当时条件不好,三个孩子要读书,还请保姆。所以,我就选一样,我想:抽烟是抽出去的,喝酒是喝进肚子,所以我就不抽烟了。到现在我也不抽烟,喝酒不多,一般二两。后来就有人传说,说考王钟翰的研究生要会喝酒,不会喝酒的考不上。这纯粹是开玩笑的。”

　　但他年轻时酒量极好,有过“饮酒败倭寇”的一席佳话:1937年,王钟翰还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因为为学校做些杂事有些收入,所以隔三差五就请一些同学好友进酒馆“改善伙食”。久而久之,他酒量大的名声在燕大传开了。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日本宪兵队队长华田碍于燕大教务处处长司徒雷登的面子,无法明目张胆地进校搜查抗日学生,但也经常找各种理由到燕大滋事。一次,华田要与学校的教职员工斗酒,王钟翰被同学老师推荐为代表,慷慨“应战”。10瓶啤酒过后,华田醉倒在酒桌底下,王钟翰却没有丝毫醉意,周围旁观的师长同学兴奋不已,连声喝彩。很快,一家报纸以“王钟翰怒斗倭寇”为题报道了此事。

　　谈及70年前的这件事,王钟翰绘声绘色,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热血青年,但在学校读书,不能拿枪打仗,内心很沮丧,有机会煞一煞日本人的嚣张气焰,虽然行为近乎滑稽,但到底一吐多年心中郁积。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十几辆卡车开进燕京大学,抓走了许多抗日学生。可是一连两次也没抓我,不知道是不是华田不好意思再见我了。”王钟翰用玩笑的口气轻松地讲述着过去,如同与己无关的故事,但稍微熟悉那段历史的听者都能想象当时的紧张气氛。

　　“平日里我虽好酒,但很少与人拼斗,因为牛饮斗酒乃野人所为,自为儒雅长者不取。”这是王钟翰一直保持的原则――喝酒要有度,不能当酒徒。这种良好的酒德,得益于他在燕京大学的几位恩师。“当时的燕大里,住着几位外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喝醉了酒,过马路时摔倒在马路边,被那几个老太太看到了。她们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打小报告,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就找到了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里,让我去他家里。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结果到邓先生家,他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一两不到,问我:‘你昨天喝酒啦?那再喝一杯!’然后说:‘你如果想喝酒,我家里有的是,你随时都可以来喝酒嘛!’意思就是告诉我在外面喝酒要有度。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其他只字不提。”

　　这件过去近70年的小事,王钟翰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王钟翰同样嗜酒,八十多岁时还能喝半斤白酒,但是酒再未影响过他的工作和生活。当被问到现在是否还喝酒时,王钟翰偷偷看了一眼在旁边为我们沏茶的女儿,用手遮着嘴悄声说:“每天只一两啦。”

　　喝酒有度,能促进健康;但王钟翰的健康更得益于对体育的热爱。这种爱好是在童年生活中逐渐养成的。

　　“我出生在湖南省东安县一个农耕家庭,是兄弟姐妹九人中最淘气的‘小尾巴’,大家都叫我‘满老九’。小时候经常跟着长我六七岁的放牛娃外出,沐浴烈日寒雨,承受了至少五六年的大自然的磨炼,使我从小练就了能吃苦耐劳的好身体,直至70岁,我从未进过医院看病。”

　　进入燕京大学后,天性好动的王钟翰有了更好的运动环境,未名湖畔,天天都能看到青年王钟翰晨跑的身影。夏天,他还会到昆明湖里游泳,一口气可以从排云殿到龙王庙打四五个来回。如此好的身体素质,让同学们以为发现了一个运动健将,于是怂恿他参加学校运动会。由于没有得到过正规训练,他对起跑、冲刺以及各种标准泳姿掌握得并不好,竞技成绩当然没有预期的理想。“让大家失望啦,”谈及这些,王钟翰的口气里多少有些遗憾。可很快,话锋一转:“侯仁之是我的师哥,当时在学校里,他跑步很厉害,曾经获得过全北京市的第一名,可是现在,”王老流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相称的调皮神情,“他和我一样,只能一步一步挪啦。”

　　王钟翰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京剧和体育。他的“偶像”是我国排球名将郎平和世界乒乓球冠军王楠。

　　天气好的时候,王钟翰每天要出去散步一个多小时,这是他的“必修课”。然而,遗憾的是,他的这门“必修课”要暂停一段了――前不久,王老因病住院,截至发稿时,王老仍未出院,我们祝愿他早日痊愈,把他的“必修课”继续下去。

　　一生遨游史林,从历史谜团中条分缕析,有拨云见日之乐趣;大半个世纪与酒相依,在平淡生活中藉酒使意兴飞扬,真可谓快意人生。 (照片为光明日报记者高腾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