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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允我细斟酌

发布时间: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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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与张志公先生(左)在有关座谈会上

  因为做了光明日报的编辑,27年前我得以和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相识、往来,以至于最终有所交谊。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像王力、吕叔湘、周有光、张志公先生等大师一级的人物。虽是大家,但与他们接触,或相互叙谈,我却毫无拘谨。这倒不是因为我过于放纵了自己,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矜持与傲然,言谈欢笑,总是自自然然,就仿佛是在与同辈的什么人相与切磋似的。

  而使我尤为感动的,是他们那谦逊的大家风范。这常常会使我斟酌其文的忐忑的心,生出些许的自信与快乐。

  王力先生是学界泰斗。他早在70多年前就写出的《中国现代语法》一书,是我国现代汉语研究的奠基之作。我第一次到他家,是1984年。那时,他虽然已84岁高龄,但当我提出请他为专刊题写刊头字的想法时,他不仅欣然应允,而且很快寄给了我。而要说起他为专刊的赐稿,在我,就更有许多宝贵的记忆了。

  1985年7月,有位读者来信提出:汉语词汇中的许多异形词,比如“其他”和“其它”;“交代”与“交待”等,到底怎样才合乎规范,或者是有没有必要这样区别,等等,希望予以答复。

  我便想到了王力先生,写信请其赐惠。但不知怎的,写着,竟信笔给定了个文章标题:《“其他”、“其它”与其他》。

  信,发出了,我却突然感到有些唐突。本来嘛,做编辑是断不了向名家约稿的。但约稿,也只要提出个大的范围就可以了。这一方面是给予思忖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对人家的尊重,特别是像王力先生这样的大家,搞这种“命题作文”式的约稿,怎么说,也有些不大得体。

  为此,我心里一直在不安。

  不料,没隔几日,我就收到了他的文稿,不但“命题”未动一字,而且书写工工整整,还是毛笔的。

  事后,我找了个机会去拜访,顺便说了我的心理,有表示歉疚的意思。他却毫不介意,说道:“噢,那没什么,你是编辑,总还有你的考虑嘛!”

  他的宽阔与大度的胸怀,使我至今由衷地敬佩!

  是年底,他的身体状况日渐不佳了。但我并不怎么清楚,还是执著地索稿。而他,竟没有推辞地接连写来。1986年1月的一天,他寄来了又一篇应约的文稿,还附了短信说:

    巨龄同志: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信收到很久了。今天勉强写了一篇短文,不知合用否。笔误和文理不通之处,烦你代为修改。

  此致

  编安!

  王力

  1986.1.21

  我真的不知道这文稿与短函竟是他给予“光明”的绝笔。当时,我只是在为其中关于“笔误和文理不通之处,烦你代为修改”的话所震荡着。他对于我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编辑的信任与尊重,真的令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我想,我只有用更加认真的态度,更加审慎于所编辑的每一篇文稿的负责精神来报答了。

  吕叔湘先生是又一位语言大师。记得,1985年8月1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来信,希望转载先生在专刊所发表的关于《做编辑工作不仅是文字问题》的文章,我向他报告,并顺便说到将要采用的他那篇题为《评半幅广告》的文章,提出其中的转录部分“可否采取一个办法压缩一下”,并随信寄去了在希望删去部分标有符号的那文章的小样。他看了之后,立即写下“同意”二字,复信给我,还特地在字旁画上两个圆圈,以示郑重和诚恳。

  我至今珍藏着他给我的信件,以及赐予专刊的手稿和经他复审过的他的文稿小样。那里有他自己字斟句酌的手迹,有我或其他编辑小动而他予以认可的记录。所有这些都显示着先生从不以大家自诩,不仅自珍、自重,也珍重他人,特别是珍重那对他文稿付出辛苦,忙于推敲的人的学者气度和品格。

  做编辑当然很辛苦,和人,而且是识文断字的,喜好,尤其是娴熟于驾驭语言文字的人打交道,难免会有斟酌的抵牾。但是,和大师,和善于遣词造句的真正行家里手打起交道来,却少有纠结与不安。

  张志公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基础教育的语文和外语教材编辑工作的主持人。我和他相识之后,往来最密,无话不说,以至于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陈建民先生向别人介绍我时,竟说道:“这是张巨龄先生,是志公先生的高徒”,使我颇感惊悚。

  记得,当我的《语文教学初阶》、《作品分析与教学》和《诗词格律浅说》出版的时候,他不但欣然题笺,而且在《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上撰文予以推介。对于我于他文稿的斟酌和更动,他不仅予以肯定,有一次,甚至说道:

  “巨龄啊,我不是当面奉承你,你的文字还真的不错呢!”

  “看您说的,”我立即表示:“我是学中文的,要是连话都写不通还成?”

  他连连摇着头:“不,我说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通顺的问题啊!”

  接着,便举了他认为是“特点”的、我的文章里的话分析着,以说明所以给我以这样鼓励的理由。

  大师们宽容、大度,绝无自恃的品格,就是这样的使我对于他们文稿小心翼翼的斟酌,都每每转而为一种职业的舒畅与温馨。

  噢,我又想起了古文字学家何建章先生。

  1988年,我的那本讲教学艺术的小书《语文·情趣·教学》出版后,曾送给他一册。他不但一气儿读完,还写了长达两千多字的读后记,将其中用错、写错的字、词逐一订正,让我受益匪浅,并免除了我后来将其收入文集时的谬误重现。

  一次,他寄来一篇题为《通假字的随意性》的文章,考证确凿,见地精深。我实在看好它的内容,但考证过多,行文似乎少了些作为报刊所用文章的起承转合的活泼。于是,我专程采访了他,在了解其写作意图和思路的基础上,决定将标题改为《通假字具有随意性》,并在其论点和立意的指导下予以改写。

  当小样排出,我拿给他看时,他一边拍手,一边兴奋地说道:

  “哎呀,哎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可我没写出来。”说着,竟竖起大拇指呼唤道:“编辑的伟大就在这里!”

  我赶紧表示着:“不敢,不敢,那是您文章的基础好啊!”

  呵,大师允我细斟酌。在数十年的编、采和写作的生涯中,特别是在大师和行家里手的文稿面前,我不仅学习到了他们对自己文稿字斟句酌的精益求精精神,也感受到了他人无以享受和比拟的文字排列组合技艺者的惬意、快慰与幸福!

作者: 张巨龄
责任编辑: 吴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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